融贯中西通释古今 --冯友兰先生的哲学贡献

冯友兰是中国20世纪重要的哲学家,其哲学研究的主要贡献有二：一是对中国哲学史的开创性研究,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范式,他的三本哲学史各具特色;二是用“接着讲”的方法,创立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成为了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冯友兰的哲学创造体现出了复兴民族哲学的一种现代努力.     

冯友兰的《新理学》与中国现代文化人对"西学东渐"的回应

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封建大一统的政治结构的绵延在19世纪中叶遇到了危机,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天朝大国"的威风丧尽,挟西方军事、政治优势而来的"西学东渐"则使以儒学为核心、正统、主流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从根本上受到了挑战.从此,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战略性的历史任务是一要在经济、政治上发奋图强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要在思想文化上(特别是从形而上的高度上)回应西学,充实、改善、再建民族精神支柱.这两者都有关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缺一不可.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前一任务已初步实现,后一任务则仍须大力加强.对冯友兰先生的学术思想特别是他的<新理学>的哲学体系应当放到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给以公允的分析评价.从近代到现代,几代中国文化人对"西学"的回应是由浅入深的.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到梁漱溟的东西比较说,再到熊十力的体用说,直到<新理学>体系的形成方才达到一个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新的形而上的高度.因为它确实是融会中、西、古、今,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又灌注了现代精神.从<新理学>的书名到所使用的理、气、道体、大全等范畴,令人一望而知是对宋明理学的"接着讲",但又用西方哲学特别是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加以阐释,把中西哲学的意蕴境界沟通互介并纳入具有自己特色的哲学体系之中,其理论上的探索精神与创新胆识是后人的一笔重要的思想财富.     

浅析冯友兰、张岱年辩证法思想的异同

冯友兰、张岱年二先生同作为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立足中西文化,对辩证法思想的认识都有独到之处。冯先生主要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册中提出了两种辩证法问题,肯定“仇必和而解”是客观辩证法。张先生则早在三、四十年代的《天人五论》等文章中提出“两一反复”、“事物变化之流,一乖一和”等认识,致力于中西融合．把和谐与矛盾斗争统一起来．本文尝试对二者导同进行初步分析。     

论冯友兰的西方文化观

作为一个创建中西合璧哲学体系的哲学大师,冯友兰有着自己对西方化的深切理解。他探讨了现代化在中国的必然性,关注到民主政治的经济社会化前提,尤其是阐释了西方哲学的框架和方法,并运用它们研究中国哲学史,建构新理学的形上学,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冯友兰哲学的非理性倾向

冯友兰的新理学是建立在严密的逻辑推理基础上的哲学体系,依靠逻辑推理,这一哲学体系形成过程中获取的是必然的可靠的知识。但这一哲学体系既号称"新"理学,必然又有归纳方面的知识,即增加的知识,本文意从冯友兰关于归纳方面的知识──即作者对哲学定义、哲学方法、哲学终极目的观点方面探求作者思想的内涵,结果表明,其新理学带有浓厚的非理性倾向。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述评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20世纪西学东渐潮流影响下的产物,体现了对方法论的自觉,是推进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近代化的经典文本之一。本文试图结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运用的主要方法,如西学观照、逻辑分析、历史主义、哲学与哲学史相结合、唯物史观等作出评述。     

冯友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冯友兰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尝试着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下观照中国哲学史,指明应该在客观的历史事实中找出中国哲学史的规律;另一方面又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进一步发展和深化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并用其研究中国哲学史,进而对中国哲学史进行创造性的阐释和解读。     

浅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堪称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石,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实践蕴含着丰富的方法论意义。本文从冯友兰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中国哲学史》的架构设计、冯友兰哲学史研究的主要理论特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态度与方法等方面进行探究。     

冯友兰境界说的文化心理背景

“新理学”之境界观总体上的文化背景是那个时代“古今中西”之争这一特定的文化事件。“新理学”境界观的形成,既有对西方哲学理性主义传统的借鉴,更有冯友兰在心理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特质即“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哲学精神的特别关注。在获得此种境界的具体路径上,冯友兰又提出了所谓“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而“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则又分别代表着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思维方法或哲学方法。     

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

冯友兰先生称自己不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而是“照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因此,称他的哲学系统为“新理学”。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最终落实到了人生,《新原人》一书是“新理学”体系的中心。在《新原人》中,人生被分为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个境界,最终表达了冯先生的最大愿望:人应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到达天地境界。     

我的求学之路

我现在已经读研二了。不少方向课和学位课都已学完，6月份的硕士学位英语考试也已顺利通过。马上就要到准备写毕业论文的时间了。现在就要把重点放在自己的专业方向的学习及研究阶段。这段时间每天主要在导师办公室或者图书馆。我书架上还有数十本书等我去读，《杜诗详注》（5册）、《隋唐史》、《杜甫诗话六种校注》等等。虽然也常感到繁重和枯燥，但专业是自己所喜欢的，故也乐在其中。     

诠释论视阈中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观

从诠释论视角探讨冯友兰对哲学史的"形式依傍"与"比较研究"、对其诠释的"系统性"与"适度性"以及"哲学史的陈述性"与"哲学的创见"等几个重大关系问题的态度立场和理论贡献,并以此说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观对当前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出现的过度诠释倾向、模糊"整理中国传统哲学"与"发展中国哲学史界限"、乃至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有着不可或缺的借鉴意义。     

冯友兰运用逻辑学建构新理学的反思

冯友兰先生对逻辑学有着浓厚兴趣，他把逻辑学作为“手指头”，成就了“新理学”，体现出逻辑学的工具价值。中国近代学正是借用逻辑学这一工具，建构起中国近代学术，针对当今社会忽视逻辑学现象，我们呼吁必须重视逻辑学的发展。     

冯友兰政治法律思想研究——《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有关法律思想的解释

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冯友兰对中国思想史上相关人物的法律思想作了相当的归纳和总结。这些归纳和总结包括对法家先驱、前期法家、韩非等中国古代大家诸多政治法律思想的解释。这些解释作为“三史释今古”中重要的一环,对于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研究有着相当重要的借鉴价值。     

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上悖论问题的研究

冯友兰从逻辑学入门研究哲学。他的悖论观是在对中国古代名家、“辩者”的悖论问题的研究,对后期墨家所揭示的逻辑悖论的分析,以及对中西方哲学史上悖论的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形成的,对其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新理学的终极关怀--冯友兰境界说述评

境界说是冯友兰提出的一种新的人学形上学，是他的哲学体系的灵魂和归宿。同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一样，境界说也是中西哲学融合的产物，既脱胎于中国传统哲学，又对中国传统哲学作了重要发展。     

冯友兰《新事论》对城镇化建设的启示

冯友兰出版于七十五年前的《新事论》,主张工业化是中国走向自由之路,对目前中国城镇化建设仍具有启发意义。这就是,城镇化建设要建立在工业化高度发展、农业生产社会化的基础上,城镇化建设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并真正地反馈农村、造福农民。     

"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论冯友兰晚年哲学史研究与哲学思想的会通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在方法论上的特色是融会了“新理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哲学史三者的思想观点。在关于唯物唯心的区分上,冯友兰独特地采用了主客观关系,由此把哲学是人生的反思的思想引进哲学史,使之成为研究的元理论。他又通过“具体共相”的概念,沟通了作为精神生活的认识论和人生境界,使得对中国哲学史的评价就不再单纯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评价的唯物唯心问题,而同时也是或者说更主要的是关涉到人的安身立命的价值问题,从而真正切近了中国哲学的内容,解决了中国哲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也实现了对“新理学”的超越复归。这种复归是以理学为基础消融心学的问题,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境界说”作为元理论,使得《中国哲学史新编》超出了20世纪30年代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价值。由此言之,《中国哲学史新编》具有消化马克思主义、总结“新理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双重意义。     

从《中国哲学简史》看冯友兰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中国哲学简史>短小精悍、简捷扼要,深刻地反映了冯友兰已然成型的明确、成熟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他以"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哲学观规范了哲学的内涵,以"无用之大用"和"内圣外王"推出哲学自身的特征和功能,在哲学方法上提出"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以及"新理学的方法".冯友兰关于哲学史和写的哲学史的划分,哲学史目的和任务的诠释,哲学史研究方法的阐发,表明他的哲学史观已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深刻影响.     

求学上海选校盛宴

尽管2007年已过去,但提起电影"黑白"分明的<天堂口>和受尽争议的<色·戒>,还有那早以远去的<上海滩>……那或黯淡或明媚的场景,或凄婉或悲壮的结局,或真心或假意的爱恋……这些,都离不开一个共同的背景--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