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转变——论丁玲左联时期的小说创作

由一位描写女性题材而闻名的自由主义作家,转而走向革命大众的描绘,丁玲左联时期的小说创作无疑面临着一个艰难的转变。从这转变之中。可以看到丁玲在意识形态要求和艺术创作规范之间的摇摆不定,体现着作家的主体性和艺术个性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深层次冲突与矛盾。     

鲁迅参加"左联"原因再探

大陆学者把鲁迅加入“左联”说成是共产党视鲁迅为“同路人”、派人做鲁迅工作的结果。反鲁派则把这说成是“招降”、“投降”。以此对鲁迅大加挞伐。事实上,鲁迅之加入“左联’,有着多方面的深刻而复杂的原因,是鲁迅对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黑暗现实的一种反抗,是他面对日益白热化的阶级斗争形势的必然选择,也与其向往集团作战的一贯追求、重视培养文艺新人的战略眼光有关。总之,鲁迅加入“左联”是自然而然的,是对历史进步怀有热切期望,并愿意为此尽个人之力的结果。     

革命浪漫主义在左联时期与延安时期的不同之处

革命浪漫主义在左联时期盛行,在延安文艺中则散发出微弱的光芒,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分析其不同之处。左联时期的革命浪漫主义是内在型的,有强烈的革命意识、开放的浪漫主义,与之比较,延安时期的浪漫主义则是外在型的、封闭的、缺少革命意识而多生活气息的浪漫主义。     

“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潮与上海地域之间的融合

"左联"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积极传播者和勇敢捍卫者,本文试图探析"左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潮与上海地域之间的融合。     

中国报告文学发生论──“左联”与3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

20世纪30年代,对于中国报告文学而言具有特殊“创世”意味。经由“左联”努力,此期完成了“报告文学”的概念引进、边界框定、主题阐释和三大具有“原型”特征的递进式文本创作路径。鲁迅的介入,尤使30年代报告文学写作拥有了某种“神话”色彩。从总体生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上看,30年代“报告”思维更多地表达了报告文学的原始生命情态和更趋本真的价值追求,因而创造性地开启了我国报告文学的话语方式和表现范围,推动了此后报告文学的发展。     

试析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译介的基本内容

左联时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译介传播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革命文学界先后向国内译介引进了文艺大众化理论与现实主义理论等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部分,对当时以及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文学实践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左联时期鲁迅思想的“多层累”形态

19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是由带着自己的独特经验和思想接近马克思主义的鲁迅与在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思想和文学观念中成长的党员知识分子共同展开的.从二者之间的联合与矛盾看左联时期鲁迅的思想文化形态,则可概括为：阶级理论视野和文化启蒙立场并行,“真的知识阶级”和无产阶级大众二元平等,“个人的无治主义”和左翼阵营意识的消长共存.与左联党团领导人的新旧对立、非此即彼的典型思维相比,鲁迅的思想呈地质层般的“多层累”形态,是一种非政治实践的批判性文化力量.     

"左联"五烈士遇难的真相

起因 1930年9月,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及时纠正了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撤消了直接责任人王明在中央的领导权。事后王明利用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机会,打着“拥护国际路线”的幌子四处活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在极不正常的气氛中通过了《中央四中全会决议案》,彻底否定了六届三中全会,强令增补王明为中央委员,逼迫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中央政治局,开除了罗章龙等的党籍,何孟雄等百十人也因反对过王明而受到打击报复,导致党内思想一片混乱。     

马子华与“左联”

马子华是三十年代参加“左联”的屈指可数的云南作家之一。他对左翼文艺运动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在创作方面取得了为人瞩目的成就。赢得了优秀乡土小说作家的称号。本文多侧面地阐述了马子华与“左联”的关系,旨在对马子华的创作道路进行一些探索。     

丁玲早期创作与"五四"时期女性文学

“五四”时期女性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有着种种精神依附的痕迹,她们大多自恋于自己的弱者地位,对于丑恶的现实不是勇敢地正视而是进行种种消极的逃避,不少人物形象成为一组情绪或者一种观念的化身。丁玲在“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步入创作的沉寂期以后崛起于文坛。早期丁玲笔下的女性形象追求自我独立人格,大胆直面人生的种种逆境,大胆的逼视自我的内心矛盾,充分展现了一代知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而且丁玲擅长于女性形象复杂的心理冲突和错综的心理变化的描写,所写人物与五四时期女性文学比较显得丰富而独具个性。     

“左联”知识分子聚合的社会学分析

一群有着学缘、地缘关系和相同经历的文学青年组成了两个文学小团体——创造社和太阳社。一群渴望从事文学创作的青年因为仰慕鲁迅以及与鲁迅各种各样的关系而聚集在鲁迅的周围。这两个同处社会结构中间层次的群体,虽然在对文学的理解以及生活的方式上存有这样和那样的分歧,但相同的惯习——尤其是表现在政治倾向性方面的一致性,让他们存在着联合的社会基础。经由共产党组织的谋划,通过合适的中间人物的撮合,两部分人联合成立了极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团体——“左联”。     

论大革命时期维经斯基、张国焘的"左"倾思想

本文论述了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及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左"倾思想,借以全面总结大革命时期中共方面关于国共合作的战略指导思想.     

论况周颐《蕙风词话》中的“词心”观

况周颐以“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这种对现实的深切体会和超越性的心态来把握末世风雨中现实环境与艺术世界的关系,深入地分析了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蕙风词话》中所讨论的词心是建立在对词作者内心世界认真剖析基础上的,经过锻融的词心连接了风雨、江山和一切的“万不得已”,经吾心酝酿发而为词,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况周颐论词的逻辑动力。     

说元杂剧中的"搽旦"

元杂剧中的搽旦是由旦角派生出来而又具备净行职能的独特角色，在丰富剧情、活跃气氛、推进戏剧冲突展开和激化的进程中不可或缺。它的出现，既是戏剧形态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承载着金元时期多元文化碰撞交融背景下的时代风云和人情世态。     

元杂剧题材的因循与承袭

总体来说元杂剧题材因循多于独创,这与元杂剧的现实境遇及存在方式有关,跟传统诗文相比较,市民消费和剧场演出是元杂剧重要的基础和依托。元杂剧这样一种独特的文艺类型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市民艺术。     

从元杂剧《桃花女》看元代婚俗

元杂剧《桃花女》是一部根植于民间文化、民间习俗土壤之中的剧作,其中所反映的民间风俗习惯等民俗价值远远高于其艺术价值。文章试从该剧中管窥元代民间的婚礼习俗。     

论吴伟业的戏曲创作--兼评案头戏

吴伟业的三部戏曲是他在顺治初期选择继续“隐居”或“仕清”的情况下写成的，它们是梅村体诗风格的延伸与拓展，对个人命运的思考是其鲜明特征，反映了他极其矛盾的思想感情。他创作戏曲，借鉴了别人成果，也融入了他自己对戏曲乃至学的认识。同他的诗词一样，他的戏曲曲辞雅化，也是抒写性情的案头学作品，可以说是清初众多案头戏中的代表作。     

试论新时期高校党建带团建工作

文章根据新时期高校党团建设的实际,指出了实现党建带团建工作的途径,并重点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工作机制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