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臣松之”注例研究

本文主要对《三国志》裴氏“臣松之”注例进行研究，梳理出十八种形式，反映裴松之注书的灵活。另对前人讥评裴注“嗜奇爱博，颇伤芜杂”等不当之论提出批驳，并揭橥裴氏“臣松之”注例具有折中异载、疑者存疑、以“理”之违合评论史实史料的特色，故裴松之对完善《三国志》和复原三国历史全貌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从《中兴小纪》看宋高宗的驭臣之道

熊克是南宋高宗、孝宗时的大臣,《中兴小纪》是他撰写的记载宋高宗一朝史事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宋高宗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中兴之主",也是备受争议的一个皇帝,历代对他褒贬不一。从《中兴小纪》中我们可以看出高宗皇帝的驭臣之道及其产生的影响。     

鲁国君臣的书法——《春秋》书法探讨之一

《春秋》记鲁国君臣事,自有其法,与记他国事有明显不同。约合观之,有称谓有内外之别;记鲁事多有讳语;君臣聘会班次与用语多有讲究;征伐自败不书,他败则书等特点。     

论南宋孝宗朝“无恢复之臣”的原因——从主战派宰相性格谈起

南宋孝宗皇帝锐意北伐收复中原,主战派宰相、大臣亦能尽心竭力,但为何北伐终不能成功呢?除了宋金双方的均势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孝宗受制于主和的太上皇,朝野主守派势力壮大等原因之外,还在于孝宗朝缺乏像南宋初年岳飞那样的"恢复之臣"。而孝宗朝主战派宰相由于自身性格、才能等方面的缺陷亦是导致他们不能真正成为"恢复之臣",无法担当北伐使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论晏子的谈话艺术——《〈晏子春秋〉研究》之五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有政绩卓著的贤相,有博大精深的哲人,有幽默风趣的滑稽家。然而,象晏子那样以一身而兼三者之长的人却不多。可惜,有关他的更多的史料,今天已很难看到了。幸亏一位不明姓名的人,编成一部《晏子春秋》,记叙了他的许多传说故事,为我们研究晏子保存了丰富的资料.     

论晏子的美学思想——《〈晏子春秋〉研究》之八

在先秦美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晏子以“和”为美的思想无疑是一个高峰。然而,截止目前,对于晏子美学思想的研究,还只局限在《左传》所记载的晏子和景公关于“和”与“同”的对话上,范围既狭小,角度又单一,不能够准确地反映晏子美学思想的概貌。事实上,要研究晏子,就非在《晏子春秋》(以下简称《晏》)上作文章不可。当然,我们也同意把《晏》看作我国最早的一部短篇小说集的观点,但是,我们也同样并不否认《晏》的史料价值。其原因有三:(1)尽管《晏》中不可避免地包含     

概論晏子的人才思想——《<晏子春秋>研究》之七

我国繁富的古代典籍,是一座人才理论的宝库,颇有探索和开采的价值。本文对晏子人才思想的精华作了全面深入的发掘,并从当代人才理论的高度给予精辟的阐述。文章还通过纵横比较,中肯地评价了晏子人才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这样的研究不仅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对今天人才理论的建设和选拔使用人才的实践,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成为一种时髦之际,它还能给我们以文章以外的一些启示。     

“辞赋之罪人”与“四六宗臣”——评庾信在赋体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对于庚信在赋史上的地位有两种评价，一为“辞赋之罪人”，一为“四六宗臣”。“罪人“是以古赋者标准得出的，“宗臣”则是就瘐信在驿赋中的作用而言。两种评价貌似不同，实际上却彼此联系，互为因果。骈赋从东汉咏物抒情小赋发展而来，咏物抒情小赋是在汉大赋衰落时兴起，与汉大赋分属不同的审美范畴。这是赋体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瘐信作为骈赋的最高成就者，可与古赋作者司马相如分庭抗礼，在赋史上具有极其重要地位。     

称谓乾坤大，细读滋味长——细读《鸿门宴》中的“臣”

称谓语是社交中人们主动选择的具有目的性的语言,蕴含着文化礼仪,反映着人际关系,折射着人物心理。《鸿门宴》中,多人在不同的场合使用“臣”作为自称的称谓语,透露出他们不同的对话目的,展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同时还能体现对话中另一方的人物性格,这显示了司马迁高超的写作技巧。     

深谋远虑的“说客”——烛之武、触龙形象比较

做说客难，做个成功的说客更难；说服别人难，说服国君更难；而做成功地说服国君而名流千古的说客，则难于上青天，虽然如此，历史上还是不乏其人，烛之武和触龙就是其中的典型。     

鸳鸯绣取凭君看 “更”把金针度与人——特级教师窦桂梅《晏子使楚》教学撷英

2005年12月4日，和千余名在场的老师一样，我得以享受窦老师执教的《晏子使楚》。     

西汉“外臣模式”的形成——以南越为中心

西汉的“外臣”,作为一种政治身份,其制度设计可以追溯至战国秦的“外臣邦”,但“外臣”之名则直接来源于战国时诸夏间的外交实践。汉帝国建立之后,陆贾首次将“外臣”名号应用于南越。受汉初特定形势的影响,南越的册封与进一步内附均参照诸侯王体制进行,但它并非汉之诸侯,其实际状态介于敌国与诸侯之间。尽管最终内化为郡,但因其形成的“外臣”名号却相继应用于朝鲜、匈奴乃至西域,并形成一种特定模式。这种介于敌国与诸侯之间的“外臣模式”亦成为后世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封贡关系的基本形态。     

“君-臣-寇”——初兴期章回小说人物体系的建构

文章从分析初兴期１０部历史传奇的形象复现及结构模式入手,指出这些小说及其余《西游》、《封神》、《金瓶梅》等,都在乱世的背景上,以放纵与约束为中轴建立“君－臣－寇”的人物体系。该体系在象征意义上,集中书写了市民阶层徘徊于儒家传统与自身欲望之间的矛盾心态。小说正是以这一心理范式,逐步构建了中心人物及其辅佐及其其他人物。同时,中心人物的身分在“君－臣－寇”这一三角结构上移置变换,以空前的人物循环最终建构起了整个文本;进一步地将整个初兴期章回小说也纳入了一个大文本中     

从《论叙迁幸之由状》管窥陆贽的事君之道

陆贽是后世公认的唐代继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之后的贤相,其《论叙迁幸之由状》作于他刚充翰学的建中四年(783年),此状分析了造成建中之乱的原因,并针对德宗将其归之于"自古国家兴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运,虽则是朕失德,亦应事不由人"的托辞予以否定,指出天命由于人事,激励德宗谨修人事,恢复大业。从这篇奏状中可以窥见陆贽的引咎自责宽君圣怀、引经据典格君之非、循循善诱励君理治的事君之道。     

德性之师·率性之师·真理之师——近代欧洲教育家塑造的三种教师形象及其比较

教师形象是教师的教育理念、教育行为、人格品性等外显的综合表现.近代欧洲的三位教育家--洛克、卢梭和第斯多惠,分别在他们的著作中塑造了三种不同的教师形象,即:德性之师、率性之师与真理之师.三种教师形象既兼具师者的共性,又个性鲜明,对于当今时代塑造理想的教师形象有着一定的启示.     

经验对真相的策反：杨沫《青春之歌》中的大学形象

《青春之歌》以北京大学及其周边为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讲述了青年学生推动革命发展完成自我转型的故事,小说中求学与救国（学术与政治、校园与监狱）形成对立,最终后者克服前者完成对立面的转化,改写了大学教育的基本任务,暗合了社会主义的办学理念,呼应了写作时的社会历史条件。     

想象的中国 西方的“蝴蝶君”——谈电影《蝴蝶君》

黄哲伦的《蝴蝶君》表现了白人绅士伽利默宁愿以想象中的中国女性为伴侣,也不愿意将注意力放在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宋身上,这体现了西方的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的强大魔力。同时,宋的形象又是中国形象的隐喻,即西方认识中国同样也更多地从印象和想象出发,而非从现实出发。     

《白鹿原》传统长子形象的颠覆之“原”

《白鹿原》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思想界文化反思湖流中涌现出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它具有丰厚的内蕴,批评家们对其内蕴进行了多方面阐释。本文从对20世纪中国小说传统长子形象进行颠覆的角度来研究,通过对白孝文、鹿兆鹏、黑娃三个长子形象的分析,得出《白鹿原》是传统长子形象的颠覆之原。     

《聊斋志异》之“细侯”形象分析

《聊斋志异·细侯》之"细侯",忍心杀害亲生孩子,直接目的:一是报复富商,二是重归满生。其形象的深刻内涵在于:即便是一个宗法时代的普通女子,也要在世俗道德的笼罩下尽量争取个人的生存空间。     

语文课应“加”什么——兼与窦桂梅老师商榷《晏子使楚》的课堂教学

窦桂梅老师的《晏子使楚》打动我的不仅仅是她精巧的课堂设计，还有她丰富、广博的知识，以及她对课程内容的整合与拓展。短短的一课在窦老师生动地组织下显得流畅、翔实、深入，着实让人佩服。窦老师的课也给我留下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语文教学不应仅仅围绕教材兜圈子，而是要把教学内容拓展到更为广泛的空间，“语文是做加法的艺术”，但我们的课堂教学应做什么样的加法？是像窦老师一样组织阅读主题，把课堂内容拓展到课外空间？还是从生活、社会和学生的课外阅读中进行挖掘？笔者不敢妄言，就语义课应该“加什么”和“如何加”的问题与窦桂梅老师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