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村治”述论

1917-1928年间,阎锡山领导了一场具有广泛政治和社会意义的村政改革和村治建设运动,史称“山西村治”。这一运动前后分为国家提倡和村民自办两个阶段。在此期间,山西各地农村建立起了各种村自治组织和制度。“山西村治”具有将国家行政与乡村自治进行整合的基本特点。它坚持了具有高效动员力的中国传统强势行政,首次创设了区乡一级国家行政和具有自治与“官治”双重性质的行政村,同时也存在着各种制度缺陷和因受宏观社会环境限制而产生的缺陷。     

略论"山西村治"中的息讼会

民国时期山西军阀阎锡山为推行新政而倡导实施村治，息讼会是“山西村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调解村民之间民事纠纷的组织机构，其目的在于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     

“山西村治”所体现的文化问题

“山西村治”作为民国史中的一个研究课题 ,引起不少学者的研究兴趣 ,他们多从政治和社会两个角度对此课题进行研究。但是 ,从文化这个角度来探究“山西村治”精神内核者 ,却寥寥无几。由此 ,笔者试图从这一角度 ,通过村政改革者在新旧文化冲突中的态度取舍 ,来探讨“山西村治”的精神内核     

改写《游山西村》

游山西村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明清以降山西村落与庙宇——以山西泽州府为例

作为传统"乡土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村落是研究明清社会的关节点。"无庙不成村"是明清以降华北农村的基本特点,是理解中国古代乡村社会发展变化的切入点。本文以清代山西泽州府为例,以田野调查所获碑刻和村志为基本史料,深入研究华北村落的发展及其与庙宇的关系,把实体存在的庙宇放入村落自身的时间和空间中去认识,并尝试揭示其与村落历史发展、空间环境、社群宗族以及自然资源之间的复杂关系。     

"治心"与"治身"

中国传统的与文化原理一致的管理法则是“治心”。西方管理的特点是着重于“治身”。高校管理应努力实现“治心”与“治身”的互补整合,提高高校管理的效能,促进高校的发展。     

"依法治考"与教育考试立法

结合审议中的《国家教育考试法》这一立法背景,对两方面问题进行分析:一要全面理解"依法治考"的内涵,"依法治考"不仅是治考生,也要治考官。惟有如此,才能推进教育考试行政的法治化进程;二要说明立法只是"依法治考"的第一步,还应该重视执法,实现法律实效。考试作弊成因繁复,道德成本的约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此,除了法治化之外,还应将外在的法律规范内化为人们行为的习惯。     

"大学内治"与校长治校

大学内治即大学内部管理,由于大学样长居于管理的最高权力地位,因此,大学的管理如何又取决于其校长如何管理,在对学校的内部管理中,“治什么”和“怎么治”是与校长治校理念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     

范成大治蜀述论

范成大治蜀之政绩,可以概括为蜀士归心、为民减负、整军经武、击强抚善、与民共乐等方面。他治蜀颇有成效,由主观因素———古典民本思想和客观因素———生逢所谓"清明宽大之朝"两者所促成。其政绩也可视为宋孝宗较有作为的例证。     

戴望经学述论

戴望被钱穆先生称为"常州公羊学后劲者",其以公羊家法阐释<论语>,发掘<论语>中的"微言大义",在清经学史上当有重要之地位,然自戴氏殁后至今,学界对其研究甚少.本文的目的在于最大可能地发掘史料,对戴氏的生平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描述,并以<戴氏注论语>为基本材料,将戴氏的经学思想作一初步归纳,进而对戴氏经学思想作初步之评价.     

河北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及治理对策研究

河北省农村的环境污染不容忽视,各种污染不仅影响了农民的身体健康,也不利于新农村建设,尤其不利于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要求。在建立生态保护规划协调机制背景下,河北省生态环境存在着制度上、意识上、监管上的问题。为治理农业农村污染、建设美丽乡村,河北省应探索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之路,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增强广大农民的环保意识,充实农村环境治理资金支持,构建河北省生态环境法治新体系,全面、科学有效地解决河北省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王阳明南赣乡村管理实践与当代价值思考

明朝中期,南赣社会动荡加剧。为保持地方稳定,王阳明对基层乡村管理进行了系列实践,如通过"十家牌法"完善乡里社会管理体制,订立《南赣乡约》规范社会秩序,实施惠民政策践履民本善治,这些措施在当时取得了显著成效。王阳明乡村管理思想与实践对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具有现实意义,基层政府要突出党的领导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建立健全基层监督管理机制,并发挥道德教化作用,提高乡民文化素质。     

抗日根据地婚姻建设述论

在抗日战争期间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发动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同时 ,在抗日根据地对旧有的婚姻观念与婚姻形态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造 ,并依据党的理论对建设新型婚姻形态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因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抗日 ,婚姻解放也需要服从这个大局 ,一旦婚姻解放影响了抗日的整体利益 ,根据地政府也不得不在政策、方式、力度等方面做出调整 ,这也是抗战这一特定背景下婚姻解放与婚姻建设的一个特点。     

山西省农村英语教师专业化发展研究

我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农村的基础教育在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对山西省农村英语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程度进行调查研究,分析了目前制约山西省农村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指出促进农村英语教师专业知识结构和专业技术水平提高的途径．以期对加强农村英语师资队伍建设,改善农村地区英语教学质量,满足农村学生提高英语水平的迫切愿望。促进城乡英语教育的均衡发展有所帮助。     

新时期山西乡村庙会探微——以忻州地区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山西乡村庙会活动日趋活跃,庙会数量之多、举办之频繁,成为乡村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呈现出主体的广泛性、内容的世俗性和形式的多样性等特点.就其功能而言,乡村庙会既拉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丰富了乡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使社群关系更加密切,有利于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     

农村社会精英与新乡村治理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精英的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相应的社会权力结构也进行了深刻调整,乡村治理的技术随之形成了新的特点.但这些变化所蕴含的是以往乡村治理术的不断精致化,也可以称之为"新乡村治理术"的演进,而不是乡村治理模式与政治形态的本质变化.这个过程是在中国"生态政治"本文中提出的生态政治指的是国家整体的政治形势,即基本制度层面上的社会设置与社会(潜)规则.的大环境中发生的,不可能脱离中国的宏观社会结构变迁,国家的整体政治气候实际上决定着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演变.     

村民自治与广东农村治理模式的发展——珠江三角洲若干经济发达村庄治理模式发展的案例分析

自从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后,广东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农村超越了一般农村在村民自治制度背景下实行的单一性民主治理模式,通过能人治理与制度化治理相结合、权威治理与专业化治理相结合,形成了一套新的农村治理模式,促进了农村治理结构的新发展。实践表明,进一步处理好民主与权威、制度与技术的关系,优化农村治理结构,完善农村治理模式,是村民自治制度未来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     

乡村儒学发展与现代农村治理

中国儒家思想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探讨的是伦理哲学;治国平天下探讨的是政治哲学。从宋代的吕氏乡约到朱熹的增损乡约以及王阳明的南赣乡约,再到现代梁漱溟用儒家的"孝""仁""诚信"教化民众的乡村建设思想,都是儒学在乡村中的创新性发展和转化,这种具有乡土特质的乡村儒学,让儒家精神内化于民众之中,促进了农村公民道德的重建。同样在现代农村治理中,需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侧重村干部的榜样性和农民的主体性作用,村干部要用儒家文化的为人为官和治国安邦理念来修身养性树官德,民众要立足于传统文化的继承,用孝道伦理秩序营造纯朴民风。     

重构与互动: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治理

乡村旅游的发展打破了乡村的封闭性,推动其从封闭走向开放,乡村的经济发展与外部的广阔地界联系在一起,村民关注的目光不再限于封闭的乡村,村民超越乡村自治提出了更高的民主参与要求,这些要求推动了中国乡村从传统的村民治理向现代公民治理发展,乡村治理在乡村旅游发展的推动下开始了重构,并且重构后的乡村治理反作用于乡村旅游,与乡村旅游的发展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