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制举试策的形式体制

“以文取士”源远流长,其制度的建立始于西汉,唐人发展完备,全面实行,并提出命题加以阐释1。这是以考试“文学”为直接方式和基本准则的人才选任制度系统,“常科”和“制举”是其两个基本子系统;其“官试”2文体有策、“杂文”、判等,以此为中心形成丰富多彩的“取士文学”。试策则是取     

《文选》制策文散论

策文是我国古代一种公牍文体。萧统《文选》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收录了大量六朝骈俪之文。该书卷三十六选录了齐梁时的三篇骈体制策文，虽是应用文，却文采飞扬，具有较高的艺术性，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美文。     

唐代制举的常科化及其政治意涵

制举与常科同为唐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有不同的职权归属,其一般规制为:皇帝主制举,政府主常科。考察唐代制举的实际运行情况,作者发现,这个制度呈现了常科化的发展趋向。唐代制举的常科化,说明皇帝通过制举的扩张,来压缩常科的领地;与此同步发生的是,皇帝通过各种途径干涉常科考试,渐渐把常科变成了制科。制举的常科化与常科的制科化,具有同样的政治背景,即皇权对行政权力的侵夺。     

唐代制举的形成及其特点

唐代制举是皇帝亲诏临时设置的唯策取士的制度,经历了沿袭传统的问对口试到定型为分科笔试的演变过程,于高宗显庆时完全纳入科举取士体制。《唐会要》有关制举的记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制举年代、科目和登科者三个要素,对于了解唐代制举主要科目的设置情况和考试结果,最为直观可据。唐代制举考试的方式,有别于科举取士的其他考试,突现了选拔非常人才的广泛性和特殊性。唐代制举既是整个科举取士体制的一部分,又自成相对独立的系统,皇帝亲临主考、唯令试策和举选合一,乃是三个最为显著的特点。     

唐代“岳牧举”及相关问题考辨

唐代"岳牧举"从"主—客"关系上说主要有两类:一是"岳牧"举荐人才,往往与封禅之类活动相关,属特殊制举;二是举荐"岳牧"型人才,是通常制举。前者还有更具体的考试和录取科目;后者本身就是科目,是严格意义上的"岳牧举",为唐人所创置。"岳牧"在唐代一般作为"高级地方长官"的代称,以上两类"岳牧举"又可进行相应的"置换",从而成为广义的"岳牧举"。文献记载和学者论著多不详明和准确。由于"岳牧"在国家政治和文化的地位和意义特别重要,历代帝王莫不慎重其选,唐代则达到新的高度。     

制举在唐代科举制中的地位探析

唐代科举制度包括常举和制举两部分。我们通常所谈论的科举仅仅指代常举,往往对制举这一科举制中的重要内容有所忽视。现世学者近些年虽然对制举已有不少的研究建树,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本文试图从唐代统治者对制举的定位和引导、制举自身的特点和发展、士人的功名意识以及制举在唐代的影响程度四个角度,对制举在唐代科举制中的地位再作一些探讨分析。     

唐代"八科举"考论

从现存墓志及传世文献中勾稽唐代曾应八科举者凡19人,通过考察其应举事迹,认为八科举大致存在于唐高宗朝,源于制举诏令设八科以选人。     

唐代武举考论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唐长安二年(702年),唐朝设置了武举,改变了以往选拔武官的方式.它的出现,是对科举制度的重要发展,使我国古代军官的选拔开始步入经常化和规范化的阶段,堪称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史和军事制度史上的重要一页.虽然不论广义、狭义的科举都是由中央主持的考试,并以成绩作为取舍的主要依据,但是针对武举而言,武贡举与武制举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唐代武贡举的创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制度价值.     

宋代制举衰微的历史流变

制举是科举的一种取士科目，由皇帝特别下诏举行考试。它溯源于汉代的贤良方正，盛于唐代。宋代制举命运多舛，屡兴屡废，是制度由盛而衰的重要转折点，自此以后，制举一直处于衰败、凋零之中。导致制举于宋代开始衰微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宋代科举常科和三次兴学的强力冲击；制举报名资格日益提高；制举考试要求严格；统治追求操作简单、管理方便的规律的支配作用。     

唐朝科举制度对当代人才选拔制度的启示

科举制度始创于隋朝,唐承隋而起,完善了科举制度。唐朝科举制度为唐朝前期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文化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天重新考察唐朝科举制度,其精神原则、制度设计对完善我国的人才选拔制度有极大的启示。     

论唐代科举制度对社会教育的影响

在唐代,通过考试方式进行选官的科举制度确立后,一直延续了1300年。它与唐代进行社会教育的方式虽然有区别,但是它却对唐代社会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影响,如科举制度内容的社会性、科举制度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对社会各阶层参与读书具有启动效应等。也有消极影响,如科举制度造成了社会教育活动片面追求政治功能的取向,从而造成社会教育功能的缺失。     

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论略

根据对唐代科举选官制度和文言短篇小说创作情况的考察,本文提出:唐代的科举制度造就了一个不同于往古的读书士子人群,也造就了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作者和读者群体;在科举制度下形成的唐代士风--科举士子所共同体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精神心理、文学风习等,是中国散文体短篇小说在以往叙事艺术积累的基础上得以成熟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决定了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精神内容和美学风貌。     

唐代武举及第者考述

文章依据现存史料,主要是利用近年来公布的《全唐文补遗》等墓志资料,对唐代14位武贡举及第者的资料进行整理,同时对考生年龄、分布、身份,以及武举人及第时间、授职和终官、武贡举与武制举的区别等情况进行研究。     

唐代科举舞弊原因初探

唐代科举制度自身的不完善是导致科举舞弊的主要原因。其主要表现为申送过程中举子资格审查流于形式，举子取解可以“不本乡贯”；考试过程中的“行卷”，“公荐”，“通榜”，“呈榜”等人为因素对考试结果的制约。     

唐代科举考试中的僧人

唐代的僧人本是不能参加科举的,但是我们从《全唐诗》中却能看到很多僧人关于科举的诗篇,这是因为唐朝的科举制度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唐诗中僧人与科举有关的诗篇入手,分析了唐代僧人与科举的关系。     

论唐代文言小说繁荣与科举制度盛行的关系

唐代文言小说在初兴期蓄势的基础上,繁荣期的创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作者蔚起,名篇如林,呈现出堪与诗歌媲美的繁荣景象。唐代文言小说的繁荣,离不开现实的土壤,尤与科举制度盛行及其造成的文化风尚直接有关。这一时期进士科、制举以及吏部科目选等取士非常盛行,不仅选拔了一大批才学之士,而且营造了文言小说繁荣的文化氛围。唐代科举制度盛行给文言小说创作带来了丰富的素材,而科举士子假文言小说叙写科举环境下的现实人生,施之藻绘,扩其波澜,则将文言小说创作推向了繁荣。     

论晚唐科场对寒士诗歌创作的影响

晚唐宗之后，科场请托奔竞，公道益衰。长期屈抑的寒士，贫困交加，身心遭到严重摧残。随着自尊、自信的丧失，初盛唐寒士笑傲权门的傲岸风骨，为哀伤乞怜的庸俗行为所取代。从而对他们的诗歌创作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酉阳杂俎》中晚唐科举士子的社会心态探微

《酉阳杂俎》是晚唐时期的一部史料笔记小说,该书对其时科举士子的生活多有记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晚唐科举士子的各种社会心态,如明经不如进士、仕途空幻、喜奇话异、重视高门等,颇可补正史之阙,具有重要的社会史料价值和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