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二十六史

在中国史笈分类中,一直占据首位的是正史类。正史之划定,除基本上依体裁外,还有正统的意思。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之称,是由最初三史逐渐发展而成的。后来,又有二十六史之称。三史之名,始于魏晋。指《史记》、《汉书》和《东观汉纪》。四史之名,起于唐朝,所指书目略有不同。《隋志》正史小序中举出《史记》、《汉书》、《东     

《史记》的特点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正《史记》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在史学界的地位极其重要。今天,我们从史学史的角度来认识一下这部著作。一、一部作者用生命谱写的不朽史作《史记》的原名叫《太史公书》,称作"史记"开始于东汉桓帝之时。其实,"史记"在该书的正文中出现过多次。如《太史公自序》中就有:"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史记"就是对历史的记载。用"史记"称谓这部著作是很贴切的。《史记》共130篇,每篇一卷,也就是130卷。《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从《太     

《史记》——一个伟大人格的凝聚

《史记》,中国文化史的一大奇观。在《史记》的世界里,我们今人似乎感受不到历史时空的巨大屏障,直接面对我们的是中国古代一大群真实的灵魂、真实的生命,直接面对我们的是一个风诡云谲的巨大历史场面。《史记》特具一种伟大而深邃的力量。而这正源于一个受苦、奋斗并终至胜利的伟大灵魂:史公司马迁。     

别开生面的《史记》文献整理工作--略谈《〈史记〉选本丛书》

《〈史记〉选本丛书》同时推出了八部明清民国时期《史记》选本的代表作,反映了《史记》的传播史与接受史,展现了明代以来文学批评与史学批评的各种方法,为研究《史记》批评史及《史记》选本的发展史提供了样本。     

《史记》影响下的唐宋史学与文学繁荣

唐宋时期是《史记》发扬光大的时代，俞樟华的《唐宋史记接受史》充分揭示了史记对唐宋史学和文学的影响。该论著将《史记》的接受史与学术史结合起来研究，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唐宋人接受《史记》的重心所在，唐人侧重《史记》的作文之法、文字考证、注音释义、奉为史书之首等，宋人关注《史记》编纂体例、班马异同、史记选本、人物品评等方面。《史记》不仅影响了唐宋文学作品的本身，而且还影响了唐宋文人的文学观念等，唐宋史学和文学的繁荣与《史记》的影响密不可分。     

《史记》为中华民族塑像铸魂的伟大意义和价值

《史记》写人,不只重视事功,更关注"为人",《史记》"写人→写心→写魂"的指向,使其在开掘人性的进程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呈现一片"人的世界""性情世界",具有了"超史"性质,进入了人学领域。《史记》除了为中华述史,还为民族铸魂,读《史记》,如果只得到史的知识而没读到人物的魂,民族的魂,就是没读懂《史记》。     

俞樟华的学术探索与创新之路

俞樟华教授的学术之路,从《史记》研究到传记文学研究再到学术史研究,是一条探索与创新之路。《史记》研究领域,其《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史记研究史略》具有集大成的性质,《史记新探》《史记艺术论》及系列《史记》接受史等论著则凸显了创新性;传记研究领域,《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古代杂传研究》《传记文学谈薮》《清代传记研究》《古代传记真实论》等体现了其创新的精神;学术史研究,以《王学编年》《桐城派编年》《中国学术编年》《辛亥日志》为代表,体现了对前两者的坚守与超越。     

司马迁编纂《史记》的史料来源考辨

《史记》是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贯穿古今、史兼备的通史,本旨在考辨《史记》编纂材料的来源及《史记》“其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可贵史德,进一步证明《史记》在我国历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在学上的影响是深远的。《史记》的作司马迁一生花费了大量心血搜集整理古代献,保存了汉以前许多重要史籍,在中国和世界化中外,都享有崇高的和不朽的地位。     

试论赵翼对《史记》、《汉书》的研究

《史记》、《汉书》作为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的开山之作 ,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书关系密切。但二书作者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在其著作中也出现了一些有分歧的、甚至错误的记载。清代考据学家赵翼在其著作《廿二史札记》中 ,对《史记》、《汉书》以及二书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对比研究 ,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对推动后人的研究工作 ,颇具启迪作用。笔者深入分析和总结了赵翼的研究成果 ,并对其考证中的疏漏也做了补证。     

借天道说人事——论《史记》对《诗经》的接受

《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它对史传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而司马迁的《史记》也正是在《诗经》的滋养中,成就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治史思想。《史记》对于《诗经》内容的化用,对《诗经》“微言大义”的发展,以及阐述司马迁记史观念,都体现了“借天道说人事”这一非因果论的天命观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视角新颖考论精湛--读《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

按照传统的分类方法,中国典籍可分为经、史、子、集四类。从表面上看,《史记》属于史部,但历代学者在谈论《史记》的文化品质时,又常常把《史记》归入子部。这是为什么呢?笔者以为,这与司马迁为《史记》树立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的标尺相关,与他借《史记》承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思想相关。从这一意义上讲,深入研究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应该是《史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史上,《史记》堪称是雄视千古的杰作。它的出现不但打破了已有的史学秩序,而且为中国史学…     

论金批《史记》

未完成的金批《史记》的最大贡献,在于金圣叹看到这部作品的传人本质,抓住了中国文学发展中史传文学与小说、戏曲的关系这个重要链结,在三者的横向比较中,宏观地研究了三类文本在创作方法上的异同。这集中表现于在对《史记》与《水浒传》的比较批评中,他提出了“文”与“事”这一对概念,表达了对历史真实、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关系的认识。他认为,史家必须同时是文学家,述史必须与文学创作同步;修史者处理“文”与“事”的关系,应当以“文”为主,作为历史真实的“事”,不过是提供了创造艺术形象的材料－这就是《史记》已作出典范的“为文计,不为事计”。对于小说创作,上述原则更是题中之义。那么,可否轻视“事”呢？回答是否定的。但是,在史传与小说的创作中,情形并不一样：《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传》是“因文生事”。一“运”一“生”之间,史传文学在艺术创造上的局限性与小说的自在性已经了然,故从传承性看,小说之于史传,是青山于蓝而胜于蓝。在《史记》与《西厢记》的比较批评中,金圣叹认为其共同处是都纯熟地运用了戛然而止法和狮子滚球法。金批《史记》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在《才子必读古文》中以知人论世的态度,对九十余篇论赞进行评点。     

论《史记》的“超史性”及其成因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优秀的通史巨著,问世以来,研究者代有其人,史坛巨擘梁启超以其敏锐的眼光,独到的见识,深刻地体察并指出《史记》是中国、乃至世界史学中无与伦比的＂超史＂巨著。梁启超先生的看法是一个极富价值的理论见解,它对我们认识和研究司马迁和《史记》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从“诗言志”到“史言志”——《史记》文学发生论

司马迁在《史记》中发愤抒情,为中华民族写心。他自觉将“诗言志”的艺术观念移植到《史记》中,完成了从“诗言志”到“史言志”的转变。这正是《史记》文学性得以产生的根本。     

《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比较三题

《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比较三题游翔关键词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比较《史记·平准书》是中国古代史著中第一篇经济史篇，《汉书·食货志》承袭《史记·平准书》而来。本文拟就两者的范畴界定、撰述旨趣以及各自所蕴含的经济史识作一比较，故名曰：《〈...     

《史通》所见“三史”考证

刘知栽在《史通》中经常提到“三史”,周一良先生认为这“三史”是指“旧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而非“新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他说：“徐坚《初学记》卷二一《文部·史传二》云：‘世以《史记》、班固《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矣。’知开元中犹承六代旧习,目此三者为三史。刘子玄之作《史通》,其心目中三史亦指此三书也。”（《敦煌写本杂钞考》）并以《史通》中《叙事》篇“《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与《书事》篇“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也。范晔博采众书,     

史传文学的教学应当文史并重

《鸿门宴》是《史记·项羽本纪》中脍炙人口的篇章,是司马迁写入述史的传神之作,被誉为《史记》文学的精品,在教学上既要张扬其写人述史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成就,也要尊重历史事实不改其正史本色,教学时不可重文轻史。     

刘熙载《艺概》论《史记》

刘熙载的《艺概》以语录体形式"概"言《史记》。在对《史记》亦文亦史的评断之下,从多个角度透视了它的文学特质。通过《史记》与其他文本的比较,关注《史记》文本的情感色彩,强化了《史记》在文学中的伟大贡献。     

杨燕起在史学领域的探索

杨燕起先生的《史记》研究成果丰硕,其研究注重基础工作,着力探索《史记》史学价值。在基础研究方面,杨先生参编出版的《历代名家评史记》《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史记精华导读》等著述,注重学术资料性、目录提要性及普及性,促进了《史记》研究的发展;《史记的学术成就》通过对《史记》背景、体例、思想等方面的论述,汇通"史记学"研究并基本建构"史记通论"的规模体制,对《史记》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在《〈史记〉的体例与通变》《司马迁的〈史记〉与中国史学的自觉》等文章中,杨先生对《史记》的体例、中国史学的自觉等提出了独特的观点。     

《三国史记》史论研究

《三国史记》共有31篇史论,是《三国史记》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国史记》史论不仅效仿了春秋笔法,而且还学习《左传》、《史记》等史书中史论的写法。《三国史记》史论中所体现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是对中国古代史学成就的折射和补充,尤为重要的是,《三国史记》是站在中原王朝附属政权的角度去记载新罗、高句丽和百济历史的,因此,认真研究《三国史记》中的史论,对于厘清新罗、高句丽、百济的历史角色,估价《三国史记》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