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操控论视角分析梁启超翻译的政治性

梁启超作为晚清时代主要的政治活动家,他的翻译明显带有政治色彩.本文试从文化方面讨论梁启超的翻译,用操控论及其三要素阐述梁启超翻译的政治目的性.在梁启超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中国人民操守外国列强的压迫和侵略,为了唤醒沉睡的中国人民,引进西方先进思想,梁启超的翻译被赋予了极强的政治目的性.进而影响到翻译的选材及翻译策略的应用.梁启超虽然翻译作品不多,但对中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所以解析他的翻译具有重大意义.     

从清末民初的翻译趋向看赞助人对译介活动的操控

以往对清末民初这一时期翻译趋向的研究往往是沿着中国近代翻译的大致历程,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对史料描述多而分析少,而其阶段的划分也是很难明确进行,毕竟翻译活动的展开一直是在缓缓进行中的。沿着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进程这一线索,将这一时期的翻译趋向缓缓铺展开来,继而结合赞助人理论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与经济利益对翻译趋向的作用和影响,从而可以看出翻译事业的发展不仅仅是专业人士在推动,它也不断受到文学系统外部因素,即赞助人的操控。     

学术视角下的译介实践--评冯雪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工作

以往学界对冯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工作,更多的是从政治学层面加以肯定或否定。事实上,冯氏的译介工作固然有一定的政治学意义,但其学术意义是主要的。肯定者（左翼文坛以及后来的主流意识形态）称赞他此举是如何做了“偷运军火给奴隶”的伟大工作．如何自觉为普罗文学运动、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作贡献,这显然是一种事后“追封”行为。否定者（右翼文坛以及“自由人”、“第三种人”等）判定他是“穿制服”的文艺理论家,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幌子“横暴”左翼文坛。各方似乎都过分强化与渲染冯氏译介工作的政治意义,而有意遮蔽此举所蕴涵的学术意义。文章力图拂去意识形态的迷雾,凸显其学术意义。     

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控

翻译是文化身份的再现,它受制于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中国传统翻译研究的标准是“忠实”,注重原著与译文之间的文本对比。试图借鉴西方操控学派的研究视角来进行分析,揭示在这个传统翻译研究标准之上还有一只操控翻译行为的手——“意识形态”。     

论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

近年来,在翻译研究理论出现了文化转向思潮,即不再将翻译简单视为语言之间的转换,而文化,宗教,审美等意识形态因素进入了翻译研究领域。本文对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进行了分析,认为意识形态可以影响译者对翻译材料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还可以影响译者对原文的改动。     

文学经典译介的战略自觉

文学经典译介事业的兴衰,决定于是否具备体系性和体制性的文化战略自觉。文学经典的译介不仅仅是经典作品文本本身的翻译,还是一个具有“经学”外延结构的体系性译介工程,作为国家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需要获得体制性的有力支持,只有翻译的学科化才能保证文学经典译介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管理体制内的常态配置。     

从操控论视角看意识形态主体差异对翻译策略的影响——以《道德经》英译为例

本文基于勒菲弗尔的翻译操控理论,通过分析意识形态与翻译策略的关系,以《道德经》中反映原作者意识形态较为明显的部分语句的不同英译文本为例,指出译者的意识形态主体差异会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最终造成翻译的多样性。     

从意识形态影响翻译角度看穆旦译介选择

各种意识形态都会对译介选择产生影响.本文以当时的中国社会文化为背景,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中国现代诗人、翻译家穆旦的翻译选材进行个案研究.分析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个人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态对穆旦译介选择的影响.     

从操控论看晚清翻译小说

在晚清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翻译小说的主要使命是启蒙民众、救亡图存,而小说的艺术价值退居其次。该文以操控论为基础,从历史文化角度,以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赞助人为立足点来研究和分析晚清小说翻译,说明译入语文化对晚清小说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影响和操控。     

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控

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影响是多方位和多维度的。意识形态制约和操控翻译作品的主题选择、输入来源和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采取的具体的翻译行为和策略。尽管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影响是深刻的、多方面的,但不是绝对的。译者或当权者的文学观、翻译文学在多元文化系统中的地位、译者本身的主观能动性等因素也会对翻译实践产生影响。     

从晚清译介看赞助人对翻译选材的操控

赞助人是影响翻译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文学系统的外部因素,赞助人对文学系统内的翻译活动有操控作用。从勒菲费尔德理论假说出发,考察赞助人对晚清译介的操控,可以看出赞助人的权威操纵着这一时期的翻译选材,使这一时期的翻译选材呈现功利性、多样性和随意性。同时,赞助人的因素亦可用以解释译作变形和文化重写。     

论维新派教育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本文论述维新派教育思想是以变法维新为目的,以西政思想为指导,以教育改革为手段,企望通过大量吸收新学来达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局部改良。他们的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已超越了封建传统教育思想的藩篱,但却未能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未能达到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成熟水平。总观其教育思想,虽仅仅反映了一个短暂历史时期脉博的跳动,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却依然格外引人瞩目。     

从操控论的角度看翻译中的受控对象

操控学派理论认为,翻译是对源文本进行的一种改写,是一种操控活动。而在翻译这种操控活动中,主要有三方面的受控对象,译者、文本和目标文化。译者受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控,文本受译者的操控,而目标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在意识形态和诗学方面受到译本的操控。     

论维新派教育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本文论述维新派教育思想是以变法维新为目的,以西政思想为指导,以教育改革为手段,企望通过大量吸收新学来达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局部改良。他们的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已超越了封建传统教育思想的藩篱,但却未能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未能达到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成熟水平。总观其教育思想,虽仅仅反映了一个短暂历史时期脉博的跳动,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却依然格外引人瞩目。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与儒家经典的译介

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瑰宝,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明清之际,天主教来华耶稣会士为在中国顺利传教而附会儒学,开始把儒家经典译介到到西方,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以四书、五经为基本研究本体,将先秦儒家经典的译介时间界定为学习化用和研究三个阶段,探讨儒经译介的文化适应背景,分别梳理四书和五经的译介历程,分析儒经译介对当时西方社会变革的影响,力图重现这段重要的东学西传翻译史。     

论严复译本中的意识形态操控

严复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翻译家,他在哲学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的译作不仅承载着西方的思想,也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产物。该文将利用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对严复译作中的意识形态进行研究,发现意识形态操控的文本表现形式,以及译者所运用的翻译手段。     

论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的人才观

培养造救人才是维新派进行变法维新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形成了系统的人才观。他们把培养人才看作是变法维新能否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十分重视政治人才的培养、重视人才综合素质的提高，大力提倡培养人才的群体观念。对维新派的人才观进行总结和研究，对当今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具有借鉴作用。     

论早期维新派的自由思想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使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史称"同光中兴"。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危亡的地位,早期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的议院制,实施政治体制改革。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样板。然而,他们又用中国文化解释西方的议院制,并且对西方自由存在着相当混乱的认识。     

浅析政治因素操控下的晚清翻译

在政治因素的操控和影响下,晚清翻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翻译选材变得比以往更广泛且以具有教化意义、启迪民智的译作居多,尤其是政治、科幻及侦探小说的翻译受到当时知识分子的推崇.翻译策略也不再拘泥于之前的译法,译者们煞费苦心试图译出迎合国人欣赏口味的作品,以实现其救国救民、唤醒民众的政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