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文的骈化与士族意识

六朝文的骈化是在士族门阀崇文的风气下进行的,它独特的形式要求作者和读者都应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而世代以文化积累相传的士族子弟正好具备此种学养.同时,在骈文创作中也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他们的思想意识和审美倾向,表现为:追述先人功德的宗族意识;积极建功立业,常葆家族兴旺的家族意识;艺术上追求典雅,求新求变的审美趣味等.而在声文上的音韵美感又为这种文体带来了具有“庙堂文学”的社会实用功能.     

东晋土族家族文化与文学

家族文化是东晋士族对当时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东晋士族渊深的家族文化传统是东晋士族能够在文学上取得丰硕成果的深层原因;其次,东晋士族家族文化中的尚文传统更是直接在文学人才的成长、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诸方面于文学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从《华阳国志》看东汉巴蜀地区的士族文化

东汉是士族产生和发展的早期阶段,而晋人常璩撰述的《华阳国志》以巴蜀地区为中心,保存了相当多的地方历史资料。通过对《华阳国志》的考察,可以看出汉代尤其是东汉,在尊经崇儒的背景下,中原地区的文化对巴蜀地区的影响渐趋深入,造就了一批敦儒崇文的地方士族,到东汉中后期,巴蜀的地方士族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就家族层面而言,地方士族形成了自身的活动方式,具备家学、家风等特色;就地区而言,士族在地方学术文化中也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谢氏家族文化的改变初探南朝士族门阀制度的衰落

南朝时期,陈郡谢氏家族文化在玄学传统之上进行微调,形成了“家风之变体”。此“变体”之“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吸收儒学为应世工具,对家传玄学中的“情、礼”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第二,吸收法家治国方略,使谢家家族文化向多元化发展;第三,家传玄学的主要表现形式由不拘礼法、狂放不羁转为“止足”内敛。然而,究其原因,南朝士族门阀制度的衰落是谢氏家族文化改变的根本原因,而家族文化的改变又反映着士族门阀制度衰落的历史现状,且二者时间点吻合。因此,谢氏家风之改变并非偶然,其后透露着士族门阀制度衰落的末世之音。     

刘勰家族门第考论（续）

判定南北朝时期某个家族的门第士庶问题，史学界的共识是：政治上至少连续三代人中有两代官职在五品以上；文化方面，家学渊源深厚，诗书继世。以此两个条件衡量，刘勰家族为士族门第。根据南北朝士庶不婚的社会制度，考察与东莞刘氏通婚的家族，皆为士族门第．可证刘勰家族为士族门第。“奉朝请”、“丹阳尹”和“吴郡太守”等职，只有士族子弟才有资格任其职。刘勰家族中的成员曾任其职，可证刘勰家族为士族门第。以“家贫”、“寒士”等材料否定不了刘勰的士族身世。《宋书·刘穆之传》：“刘穆之……汉齐悼惠王肥后也”一语的记述是可靠的史料。     

刘勰家族门第考论

判定南北朝时期某个家族的门第士庶问题，史学界的共识是：政治上至少连续三代人中有两代官职在五品以上者；文化方面，家学渊源深厚，诗书继世。以此两个条件衡量，刘勰家族为士族门第。根据南北朝士庶不婚的社会制度，考察与东莞刘氏通婚的家族，皆为士族门第，可证刘勰家族为士族门第。“奉朝请”、“丹阳尹”和“吴郡太守”等职，只有士族子弟才有资格任其职。刘勰家族中的成员曾任其职，可证刘勰家族为士族门第。以“家贫”、“寒士”等材料否定不了刘勰的士族身世。《宋书·刘穆之传》：“刘穆之……汉齐悼惠王肥后也”一语的记述是可靠的史料。     

文学与生活的融合——明末清初吴江叶氏家族的日常生活与文学活动

明末清初汾湖叶氏家族作为苏南地区的一个文学世家,其家族成员的日常生活与文学活动充分展现了当时苏南士族的生活态度与审美趣味,对于从文化语境的角度认识明清之际的古典艺术精神和文学思潮演变轨迹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     

浅析南朝士族的婚姻

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在其发展的鼎盛时期,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和家族地位以及扩大家族的影响力,婚姻中实行严格的身份内婚制。而南朝时由于改朝换代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变化,士族通婚的对象逐渐扩大,封闭的婚姻圈被打破,士族所具有的特权也随之逐步丧失,士族走向衰落。     

浅谈魏晋时期士人家族观

士族存在形态和士族政治,是研究中国中古时代的根本性问题。魏晋时期国家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是随着士族社会的兴衰而形成的。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的坚强有力,也是根源于士族在乡村拥有巨大的社会势力及文化优势。所以本文探讨了魏晋时期门阀制度下士人的家族观。     

南朝时期河东柳氏“东眷”之家族文化风尚述论

河东柳氏家族是刘宋时期新起的雍州地方武力强宗,奠定其家族基业的第一位关键人物是柳元景。此后,其家族人物皆能依附新朝,追逐功名,与世浮沉,以保持其家族之荣显。柳氏人物重视孝义,宗族意识不断强化。随着社会政治地位的上升,其家族显支受到了高门士族社会文化习尚的影响,其门风迅速雅化。齐、梁之间,柳世隆及其子孙多擅长玄谈、文学、弹琴和棋艺等,皆具名士气质,家族亦为高门士族社会所接纳,成为新兴门第的突出代表。     

汉末魏晋时期颍川荀氏家族文化述论

颍川荀氏家族是汉末魏晋时期重要的文化士族,其家族文化渊深博大。主要是:儒学传家,礼法兼治;与时俱进,引领玄风;注重事功,应时达变。     

论清谈文化与东晋门第之关系

永嘉时期,大量中原士族南渡江左,清谈之风也随之迁移到南方,成为东晋的文化主流.在东晋门阀政治社会里,士族门第的维持,除需要依靠优越的政治资本外,还需要有清谈名士来支撑,以不断提高家族的社会声望.是否精通玄学,善于清谈,成为一个家族在社会上显赫的关键.     

书香门第:江南士族门阀的文化隐喻

门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其依赖的社会形态、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士族家族等方面。新时期魏晋士族研究的成果还是保持着一定数量和质量,仇鹿鸣沿用政治集团分析学说,对士族门阀的文化转型进行了新的考证,视野相当灵活。士族门阀与书香门第有着文化隐喻关系,从中国文化内在演进理路分析,书香门第已经成为士族门阀在江南的文化隐喻,从士族门阀到书香门第是一种向文化本真状态的回归,这涉及古代文化从原生到发展过程中认知模式的投射,能够加深我们对自身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和特征的了解和认识。     

《世说新语》中的流品意识

魏晋世家大族经济和政治地位的迅速膨胀，很快就转化成为一种强劲的精神力量。这就是与日俱增、日益强化的门第观念。门第观念的核心是建立在经济条件极为富庶和政治势力极为强悍基础上的家族优越感，它以家族的自尊和排他为基本出发点，以不同流品之间的严格界限为基本表现特征，以婚姻、名讳和家教为主要表现形式，充溢于士族生活的各个角落。它是士族阶层经济和政治上获得空前膨胀的精神化、观念化的产物。这里着重谈《世说新语》一书所表现的士族门第流品意识。 我在《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一书中曾经说过：“门第形成前或初期，在各大…     

六朝时期颜氏家族的家风与文化

六朝时期[1],士族大家随着政权更替而沉浮不定。颜氏家族独树一帜,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人才辈出,冠冕不绝。原因何在?这与颜氏家族儒雅传家、忠君孝悌、淡泊勤俭、博物多通的家风与文化密不可分。     

论《颜氏家训》对南朝士族衰败的反思

《颜氏家训》从家族教育的角度出发，对南朝士族阶层的衰败的内在原因进行了自觉地分析和思索。其独到之处在于强调文化优势对士族阶层的生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提出了以文化维系和发展士族阶层的观点。     

从《世说新语》中的王氏看魏晋士风流变

《世说新语》记载了大量士族人物的言行,体现了中古文化尤其是精英文化的风貌。琅琊王氏即为其典型代表,从王氏家族几位主要人物的精神风貌和人格范型中,可以梳理出魏晋士风流变的大致脉络,即从伦理道德型到政治实干型,再到自然审美型,这种流变是魏晋思想文化生态的体现。     

试论汉魏两晋时期颍川荀氏家族的文化贡献

汉魏两晋时期,颍川荀氏是当时重要的士族之一,其家族人才辈出,历经多世而不衰,他们在教育、谋略、哲学、音乐、史学等方面成绩突出,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通过探讨荀氏家族在文化方面的贡献,来进一步了解其在汉魏两晋时期门阀大族中的影响以及在后世文化中重要的地位。     

《世说新语》与文化转型

彰显自身的文化尊荣是东晋门阀士族维护家族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典型表现便是清谈与作诗。刘宋政权建立后,既为安抚没落之士族,亦因艳羡其文化,依然宣扬并欣赏这种文化尊荣,致使庶族出身的南朝贵族都在努力地转向文化高门。《世说新语》把士族的睿智风神与文化尊荣具体化为极美的"行为艺术",使之成为时代的楷模而成功地代表了这次重大的文化转型,并为后世在政治仕途上失意的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反抗命运、维护尊严、追求自由的艺术化的人生之路。     

晋宋之际陈郡谢氏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及其境遇

陈郡谢氏是东晋南朝时期的一流高门士族。东晋中后期,由于以谢安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人物的军政功业,其家族在门阀政治格局的背景下,成为一度具有执政地位的“势门”。在晋末宋初的历史变革过程中,陈郡谢氏代表人物具有强烈的门阀意识,采取了颇具个性的应对之策。出于高门士族的文化观念,谢混弃刘裕而助刘毅。谢灵运虽有入世之心,但不改任诞名士的本色,“倔强新朝”。谢晦虽能顺应潮流,佐命新朝,但终被视为异己。诸人皆以悲剧告终,给其家族造成严重的损害。谢氏虽有如谢景仁等之务实合时,谢澹、谢瞻、谢弘微等之谦抑顺世,但终究人才不盛,在一些精英人物相继凋零后,其家族政治与社会影响日益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