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神记》:我国最早的志怪小说集

正初识经典《搜神记》是一部记录古代民间传说中神奇怪异的小说集,编撰者为东晋初年的史学家干宝,全书共二十卷,共有大小故事四百五十多个。在书的《自序》中,干宝称"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可见作者的著述目的是想通过搜集前人著述及传说故事,证明鬼神确实存在。所以《搜神记》所讲述的多为神灵怪异之     

《搜神记》与魏晋婚姻丧葬礼俗

干宝以史学家的身份写《搜神记》,使得小说与历史互相掺杂,增强了《搜神记》的真实性,同时《搜神记》一书也真实地保存了当时民间的一些古代礼仪习俗的资料,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作品的社会背景与思想内容。     

《搜神记》的小说母题史意义

干宝《搜神记》在古代小说母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今存该书不全,仍可看出文学与神秘崇拜交互影响的诸多母题,如树神、神物、火神、狐精崇拜等,还有宝失家败、冤死天怒、小人国和外星人等,有些来自民间传说,有些母题来自印度和西域故事,体现了整理民间故事和跨文化文学资源的中转之功。干宝将这些故事母题进行了文学化发挥,使其更加富有审美能量和文化蕴涵。由于《搜神记》名气太大,惯于以类化之,《搜神记》成为一个类化名词,造成一系列托名干宝的叙述。这些"追认"之作,更确认了《搜神记》母题史多重价值和启发开创意义。     

论史传对《搜神记》的影响

作为成熟较早的叙事文体,史传对志怪小说《搜神记》有着多方面的影响。首先,史传的实录精神对干宝辑录《搜神记》的态度影响较大。实录精神不仅体现在干宝对材料的处理上,还在于他采用了史传常用的全知视角。其次,史官"究天人之际"的创作目标也对《搜神记》影响较大。干宝不仅仅对神异的事件进行记录,而是立足于现实,力图解释这些事件与历史兴废的关联,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再次,史家"惩恶扬善"的道德观念也对《搜神记》有着影响。最后,以人物为中心、叙述干预、语言简洁等史传叙事笔法也对《搜神记》影响较大。     

与课文有关的文学常识

与课文有关的文学常识,主要有两方面。一、主要作家作品 1.古代散文作家作品干宝《搜神记》。小说的产生,可以溯源很早。大约产生于秦汉以前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保存了许多神话传说;在一些子书里,夹杂着不少寓言故事:它们是小说的萌芽。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创作盛行,产生了许多作品,其中包括志怪小说。干宝的《搜神记》是其代表作品。干宝,东晋史学家、文学家。字令升,曾著《晋史》,今已佚。又编《搜神记》,是记录古代民间传说中关于神奇怪异故事的书。原书早已散佚,现在流行的不同版本都是后人辑录的。     

《聊斋志异》与《搜神记》

蒲松龄自谓“才非干宝,雅爱搜神。”这固然是自谦,但却透露了聊斋的渊源。难怪《清刻本聊斋志异例言》中开宗明义便指出:“先生是书,盖仿干宝搜神、任防述异之例而作。”蒲松龄的好友张笃庆在有关题诗中也作了类似的赞誉:“董狐岂独人伦鉴,干宝真传造化功。”这都说明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和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汪校本《搜神记》拾遗五则

东晋初年出现的《搜神记》是我国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据《晋书》卷八十二《干宝传》可知,干宝撰《搜神记》凡３０卷,每卷都由若干篇微型小说组成,旨在“明神道之不诬”。可惜,这部志怪小说后来散佚了。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比较通行的版本是汪绍楹根据清代张海鹏《学津讨原》本为底本整理而成的校注本。汪注广征博引,重在考源钩沉,对于底本文字上的脱误,只作了必要的校正。对于江校本的订补工作,吴金华先生曾撰写过《<搜神记>标点杂议》和《汪校本<搜神记>拾补》等文章,今重翻此书,发现书中仍存在着一些校点方面的问题,酌举５例,以…     

论干宝的史学建树与贡献

干宝是魏晋时期的著名学者,一生著述颇丰。他兼通经学、史学、文学,而在史学方面的建树和贡献犹为显著。由于其史学著作早已亡佚,而《搜神记》辑本被称为志怪小说的代表作,于是今人多称赞其文学造诣,但其《晋记》的史学价值、《搜神记》的史料价值及史论史观方面的建树不能忽视。     

《搜神记》中的龙

《搜神记》绝非一般用作消遣的志怪小说。创作《搜神记》时,干宝采用了部分史书中的材料和正统的史家笔法。不论是叙事模式还是记述风格,《搜神记》都体现出较为浓郁的史家色彩。《搜神记》的创作意图极其复杂,其中的主要角色龙形象多变,有同类所生,有人类胎生;有作乱妖孽,有显圣神灵,但每一种形象都是屈居在得道人类之下的,《搜神记》中的龙同时具有吉祥尊贵和预示凶兆的两面性,具有丰富的内涵和象征意义。     

《宋定伯捉鬼》出处小考

《宋定伯捉鬼》,课文注称出自干宝的《搜神记》,我认为不妥。 《搜神记》是我国魏晋时期志怪小说的代表作。作者干宝,字令升,河南新蔡人,生卒年不详,但主要活动于东晋初年。《晋书·干宝传》说他“性好阴阳术数”,“撰集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二十卷。”作品借助神异题材,运用想象、夸张手法,显示了奇异怪诞的美学特质。     

《典论·论文》中“齐气”探微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古代文论里程碑式的著作,他在著作中提出关于徐干文中盈满“齐气”。后来人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笔者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觉得“齐气”为徐干的气性和文风,这又与《周易》有着密切的关联。     

公子敬爱客——试论曹丕和建安文人的文学友情

根据曹丕与建安文士之间不同的隶属关系,本文拟将建安文士分为三类:一是作为曹操属吏的王粲、陈琳、阮瑀、繁钦等人;二是担任过五官将文学的刘桢、徐幹和应瑒等人;三是作为曹丕政治智囊团的主要人物的吴质,通过钩稽史籍,论述曹丕同建安文士非同一般的文学友情关系。     

休闲视野下的三曹分析

从休闲的视角对三曹探讨,有利于理解他们的真实性、丰富性。三曹在休闲之余都热衷于文学创作,曹操对文学的态度是“歌以咏志”,曹丕则认为文学是“不朽之盛事”,而曹植的文学创作只是他寻求政治理想的替代品;游宴活动是三曹休闲的另一种形式,曹操在游宴之时不忘政治寄寓,曹丕的游宴多是娱乐,作为游宴配角的曹植,更多的是附和;关于养生,曹操与曹植一样,由刚开始不相信神仙、方术到后来注重养生、甚至渴望在神仙世界里解脱自我,相比之下,曹丕倒较为理性;曹操对于酒可以说是操纵自如,他饮过酒、献过酒并戒过酒,曹丕认为酒能成礼也能败德,曹植则饮酒不节;在其他的休闲活动中,三曹都喜欢武略,曹丕的休闲更多的是娱乐性、享受型,曹植的爱好则更趋向于文人化;曹氏父子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永远的丰碑,从休闲的角度来观照他们,父子三人在显示各自特点的同时,其实离我们普通人并不遥远。     

洞口方言的音韵特征

当代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湖南洞口县方言分为两系。鲍厚星、颜森认为洞口县大部分地区属赣语洞绥片,而洞口县的黄桥镇和金田、杨林两乡划归为湘语娄邵片。文章对洞口城关镇话为代表的赣语特征进行了大致描写。     

人的自由与仙的优游：嵇康和阮籍的游仙思想与诗歌创作

游仙情结是嵇、阮情感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思想感情的必然的逻辑发展和艺术升华。但由于嵇、阮的气质、性格不同,其诗作之抒情风格亦随之而异,这种风格上的差异鲜明地反映在他们游仙诗上。嵇、阮继承了屈原、＂三曹＂的优良传统,踵事增华,进一步密切了游仙与现实的关系,深化了游仙诗的抒情技巧。他们的艺术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对郭璞《游仙诗》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因而在中国游仙诗发展的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曹丕七言诗的形成及对鲍照等人的影响

曹丕之所以能在"五言腾涌"的时代独辟七言蹊径,一是因为七言诗增大了容量,能表现出复杂多变的感情;二是曹操不喜七字句中的"兮"字,曹丕即以实词替之,使七言诗趋于规范;三是曹丕深受两汉杂言影响,在探索中创作出七言诗歌。而影响鲍照者,主要在于词汇、意境等方面。     

曹丕与中国文学的独立自觉时代

曹丕给予文学以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首次明确赋予文学观念以情感审美特征，开创性地辨析文体特征，提出与作家风格和文学风格相联系的“文气”说等，都具有开拓意义。因此，其系统论述文学思想的《典论·论文》，不仅是文学批评自学意识的体现，也是文学自觉时代的具体标志之一。     

曹操曹丕诗歌用韵比较

曹操和曹丕的诗在用韵上十分讲究,为诗歌的风骨增添了内在的律动。整体上说二人诗歌都用上古韵,韵律注重情志、色彩、节奏的协调。曹操诗歌保持传统,以言志为特色,因此以《诗经》以来的韵式为主,偶句押韵有六首,叠韵较多,气深笔长。曹丕的诗歌在艺术上更重创新,进一步适用确认了五言诗的押韵模式,注意整合当时的韵式和体格,形成规范,以清丽为艺术追求和书写方式,二十三首诗都采用隔句押韵方式。他还创造了一种结句转韵的新形式。曹丕诗歌的用韵为诗歌的大小韵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实践基础。     

异域人间：《搜神记》的鬼文化

本着“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创作宗旨,《搜神记》在收录了许多虚妄怪诞之事的同时,也保存了大量远古和当世民俗中的一些巫鬼现象。《搜神记》所有关于鬼神的实录,其着眼点指向的是人间而非异域。干宝真正关心的是人的生活、命运和感情世界,鬼女、妖女身上体现着作者的感受,也承载了古人的美好愿望。     

钟嵘《诗品》嵇康条疏证

之所以说嵇康诗作源出于曹丕,主要原因有三:超尘游志的情感主题、对曹丕诗语的化用和"鸟"意象运用。嵇康诗歌固然过于严峻激切,情感抒发缺少中和之美,但嵇诗却能够综合运用比兴手法,兴寄高远,达到了钟嵘的审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