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并快乐着

有人认为,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有两种:一种是“走在最前面的人”,一种是“走在最后面的人”。诚然,现实的确如此。在鲁迅先生笔下有这样两个人物——夏瑜和孔乙己。夏瑜者,秋瑾之化身也;孔乙己者,当时落后于时代的无数愚昧者之缩影也。是的,夏瑜是最痛苦的,他的痛苦来自于自己的忧国忧民之心得不到愚昧群众的支持,他饮恨而死。同样的,孔乙己也是最痛苦的,他“痛”在自己的“才华”不被认可,他“苦”在自己有读书人之名,却无法考取功名,他抱憾而亡。这     

孙中山先生怎样对待“黄祸”论？

有足够的资料证明孙中山先生曾遇到“黄祸”论的挑战和困扰 ,对此他也有所考虑和回应。他的回应态度可分为三个阶段 ,集中起来就是 :中国和亚洲大多数国家一直受欧美列强的欺凌 ,而“黄祸”论正是列强分割中国、争霸亚洲的借口。他强调中国爱好和平 ,革命成功后会实行“开放主义”;而开发富源和发展经济 ,不仅能养活自己 ,还会为人类造福。晚年他坚决主张反对帝国主义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与一切受压迫的民族和国家互相扶助 ,维护人类正义与世界和平。他关于未来的战争不是“人种”之战 ,而是“受屈者”与“横暴者”之战的观点尤其精辟     

超人哲学的“变异”──论郭沫若早期作品中的“激情天才”形象

尼采认为,超人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但他的超人却是以少数强权者的需要来进行符合个人利益的弃旧换新的。郭沫若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以“激情天才”形象实现了对尼采超人哲学的“变异”,使之成为“五四”时代革命精神的体现者。     

孙中山与黄埔军校

中国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是孙中山亲自领导创办起来的。它的建立,既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产物,也是孙中山多年革命“军事上失败的结果。”孙中山致力革命一开始就把武装夺权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这是他十分珍贵的思想。他从历次武装斗争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若想革命成功必须有“明瞭党义之军队,方能服从本党之指挥,尤必须有信仰党义之干部.方能造成革命之武力。”孙中山的这些认识,就为他积极创办黄埔军校奠定了思想基础。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校,还由于列宁领导的革命军队,对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重大作用,给了他很大的启迪。孙中山1921年12月,在一篇题为《军人精神教育》的讲话中指出:“苏俄军人有主义,有目的,所以能与农工联合而造成新国家,相     

关于张浚的评价问题

张浚是南宋初年一度“总中外之任”①的显赫人物.人们对他一直是褒贬参半,褒者誉之为“王导”②、“诸葛”③,把他和岳飞并列,称他是“抗金英雄”④.贬者谓其“无分毫之功,有邱山之过”⑤,“一生无功可纪,而罪不胜书”⑥.我认为,说他“一生无功可纪”不合事实,因他在南宋初     

何干之学术实践活动的鲜明特色

今年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和中共党史专家何干之同志诞生八十周年。何干之在革命的讲坛和笔坛上,辛勤地耕耘一生,他培养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他在学术研究上,硕果累累,令人钦羡。学习这位史学前辈的治学经验,研究他的学术实践活动的特色,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者来说,仍有其现实的意义。我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使六十年前刚刚进入大学读书的、还是一个“教育改造论”者的热血青年何干之,逐步走上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革命道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造就了他一生的事业,也使他在学术实践上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勒维纳斯“他者观”浅析

勒维纳斯关于“他者”的认识是以犹太教为背景的,不过他在利用犹太教过程中对之做了适合于他自己“他者”理论的改造,因此在他那里,“他者”已经从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过程之中抽身而去而成为“神秘化”的存在者,这样勒维纳斯就使得现代伦理学中赋予“主体”的优先地位在后现代伦理学中被“他者”所占有,而“主体”真正地回归到自已“道德孤立与自我负责”的道德“原初场景”之中。     

孙中山思想中的传统与近代

一、“永远的革命者”孙中山鲁迅为纪念孙中山逝世而写的《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一文（载1926年3月12日《国民新报》）中写道：“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过向近于完全的革命工作。”“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是革命。不管后人如何非难地的缺点，究极他的全部是革命。”就是在日本，孙中山毕生的同志宫崎滔天在谈到孙中山时，也认为：“他是身着自由、平等、博爱甲胄的革命化身、革命战士。”[1]我所尊敬的前辈竹…     

柳宗元的教育观

柳宗元是我国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也是卓越的文学家。他反对天命论,与韩愈进行过辩论;在古文运动中,他又是韩的盟友,拥护“文以载道”,且进一步主张“文以明道”。他很重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但别人多次请他为师,他却不肯接受,或说“仆道不笃、业甚浅近”,或说“不足为”,“慎而不为”。他不愿受师之名,而求师之实。经他指导成名的人不少。他说:“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之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瞋目闭口耶?“《新唐书》本传中说:“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这说明,他在教育方面有买际的经验。他很强调教师的指导作用,强调从师取友,以师为友。他说:“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     

孙中山先生文法思想述评

<正>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的不朽功勋不仅在于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而且在于他能“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不断地追求光明,追求进步,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孙中山生不但是一个“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而且是一位伟大的宣传家和卓越的理论家。辛亥革     

福建华侨与辛亥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是我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建立共和国立下了丰功伟绩,在中国历史上写下灿烂的篇章。福建是著名侨乡之一,闽籍海外侨胞对辛亥革命不仅大力支持,而且积极参与,他们为我国民主革命作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千古流芳。正如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说:“此次推翻帝制,各埠华侨既捐巨资,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决死,以为党军模范者。复踵相接,其坚忍勇往之忱,诚不可多得者也。”他还留下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华侨是革命之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同志在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大会上也说:“海外华侨是辛亥革命的强有力支持者。……他们在海外受尽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欺压,迫切希望有一个繁荣富强的祖国。他们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不但从经济上给予帮助,而且积极参加。”本文着重探讨福建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问题。     

近代中国实业家郑观应的致富之道——中华实业家评传之一

郑观应(1842—1922)的一生,恰好同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相始终。他出生在有“买办故乡”之称的广东香山县。该县人士在近代与外国资本主义打交道者颇多,因而经商致富者也不乏其人。郑观应从十七岁就开始“弃书学贾”,一直到临死前一年,大部分时间都跻身于企业界。     

《水浒》是程朱理学文艺形式的再现

《水浒》成书在元末明初,是适应当时社会政治形势,以程朱理学做思想基础,用文艺形式献给封建统治者的“制贼之计”。这部宣扬投降主义,主张利用混入革命队伍的蛀虫瓦解革命运动的小说,竟然受到“昏庸得可以”的金圣叹之流的攻击,说是什么“坏人心术”的“诲盗”。这实在是他太不理解施耐庵的险恶用心了!清人曾指出:“盗而不诲,则必为张角之盗;……李闯之盗”。反之,“盗而受诲”,则可以“肃清     

关于李大钊对袁世凯认识过程的几种看法

建国以来,在史学理论界研究李大钊对袁世凯认识的问题上,曾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戴鹿鸣同志在《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李大钊》一文中认为,辛亥革命以后的现实使李大钊“大失所望”,“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很快就看出了袁世凯军阀统治的专制实质”,他1913年发表的《大哀篇》指出:“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这是对袁世凯专制统治最早的也是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流传较广的《李大钊传》认为,《大哀篇》“尖锐地抨击了当时的军阀官僚政治”,认识到“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军阀,‘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篡夺了革命     

论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先致力外交”的选择

一 孙中山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没有马上回国而决定“先从外交方面致力”的主要原因,是他对武昌成为革命的“首义之区”没有思想准备所致。 美国学者薛君度在《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中引用孙中山本人的话,得出结论说:“孙中山后来把这次革命的成功说成是纯粹的偶然事件。”①当时孙中山的确有此认识,他在《革命原起》中说:“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②孙中山这一看法曾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或不赞同。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中批评说:“这种看法,既低估了革命力量,又低估了群众的反清激情。”③李廉方则认为:“革命爆发的时间和方式诚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次革命的成功决非偶然。”④可是现在的学者,为维护孙中山的形象,往往对此采取视而     

论梁启超的维新教育思想

梁启超在戊戌维新时期为配合变法救国提出了一套较有系统的教育思想,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本文拟从教学目的、内容和师范教育三个方面来探讨他的维新教育思想。 一 培养维新人才,是戊戌时期粱启超教育思想的根本目的,他把人才的培养视为变法的根本,“变法之本,在育人才”,梁启超这里所指的人才,绝非指受过一般教育的人才,而是指通中西、能担当救亡图存重任的“大人君子”。“有非常之才,则足以济非常之变。呜呼,是有所望于大人君子者矣!” 梁启超在戊戌时期所持的人才教育观有以下成因:首先与他的英雄史观有密切的联系。梁启超认为历史是英雄的历史,“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于无历史”。而一般群众,不过是随英雄人物“之风潮而转移奔走趋附者     

勒维纳斯他者观“悖论性”分析

勒维纳斯关于“他者”的认识具有悖论性,这既因他哲学中存在的超越倾向,也因他对犹太教“他者观”的改造,这样他之“他者”就从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过程中抽身而出并成为“神秘化”的存在,而现代伦理学中赋予“主体”的优先地位在他那里就被“他者”所占有并出现“形而上学化”,因此必须辩证地理解其“他者观”,而不为其理论优势所制约。     

马眼

马眼,是马本真的雅号。马本真是语文教研员,同事就称其“马教研”,有言语简洁者就称之“马研”,脑瓜稍灵者就戏称他“马眼”。马本真生性豪爽,为人随和,对此不恼不怒.哈哈一笑:“马,乃忠厚老实之动物;马眼者,马心灵之窗户、马神之所在也。此称不错,好!太好!极好!”主人如此豪爽而且欣然,“马眼”也就合情合理地取代了“马本真”而日渐流传开来,成为他的雅号。     

孙中山教育思想研究

孙中山的哲学观点是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孙中山的教育思想具有革命性的突出特点,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始终没有忽视教育鼓动革命的重要作用,把教育看作中国革命的一个条件,也是中国革命的希望;他认为一切“知”都来源于“行”,知识的获得在于由浅而深,日积月累,强调青年人应该立大志和明确学习目的;普及教育和平等教育观也是孙中山教育主张的重要内容,他把人人都有受教育之机会作为革命的理想之一;他认为人才是成大事的基础,强调在培养人才和使用人才上要做到:养以备用,用有所养,人尽其才。孙中山的教育思想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对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蔡元培的师范教育思想

蔡元培先生是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是“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前驱”。本文拟就他的师范教育思想作一粗浅的探讨。蔡元培先生是一位由晚清翰林转向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目睹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晚清腐朽的政治,萧条的经济,落后的文化使中国成了列强的肆虐之地。严酷的现实唤醒蔡元培先生寻求振兴民族之道。他在长期的探索之中,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他认为“改造社会,必先改造教育”,振兴民族,必先发展民族的教育,通过教育发展民族“自强的能力”,养成民族的“健全人格”,培养人民“独立不惧之精神”。他说:“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