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学史"综述

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学研究兴起了"重写文学史"热,在引进西方理论和重新审视传统观念的背景下,文学史研究在理论建设和实际操作上都体现出了多维的角度和空间,突出表现在对历史性、审美性和当代性的关注.新时期的文学史研究是对旧模式、旧观念的突破,是对新观念的寻求和新理论的建构.     

“重写文学史”思潮述评

学界对"重写文学史"的研究,主要在以下两个方向上展开:其一,将该思潮置于学科史层面予以探讨和学术定位;其二是将之置于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的历史语境中作考察,并与80年代现代化文学叙事和现代化意识形态建构的社会文化思潮相参照。这样的视角对个案的复杂性有所忽略。对"重写文学史"研究,应以深度影响当下文学史写作的"观念"为单元,考证一系列新时期文学学术思潮个案,探索各个文本之间的相应或对照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批评标准、理论导向和价值关怀作出评判。     

“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

长期形成的凝固不变的思维模式所造成的“众史一面”现象,左倾思潮挟持下的偏窄视角所导致的文学史学科审美特质的严重缺失,是促使“重写文学史”口号提出的重要原因。但在“重写文学史”讨论中所出现的任意贬抑革命作家及其文学成就的作法,则明显表现出学术界的某些浮浅、偏颇倾向。     

上海与“重写文学史”之发生

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联袂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正式提出了＂重写文学史＂这一学术＂口号＂。本文试图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重新探讨＂重写文学史＂的＂发生史＂,认为目前对于＂重写文学史＂发生的追认多集中于学科内部,而忽视了其作为历史文化思潮的属性,试图把＂发生史＂从学科化的线性时间叙事中＂剥离＂出来,重置于80年代的历史文化空间。在这个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上海作为特殊的文化地理空间,其禀赋的左翼文化传统和消费文化传统在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被＂激活＂,从而对＂重写文学史＂的发生、形塑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关于“重写文学史”的一点思考

新文学史的"分期"、"入史"和"史实"是"重写文学史"浪潮中非常关键的三个问题。"分期"要尊重受众的接受习惯,"入史"要以"实绩"为准绳,"史实"更是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只有这样,重写的文学史才有意义。     

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重写文学史”提出后,文学界掀起了“重写”的热潮。回顾这20多年来的历程,“重写”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盲点,如：“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几乎不包括文言和少数民族文学;左翼文学和晚清文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删减与忽略。     

关于“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自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重写文学史"这一说法第一次被明确提出,遂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活动的核心面向之一。但笔者认为,如果仅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重写文学史"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只是80年代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事件,更是自现代文学产生以来就贯穿整个文学史而无法抗拒的历史思想潮流。广义而言,"重写文学史"一直是文学建设者们或隐或显的文学思想诉求,或被动或自觉的文学参与姿态。它在80年代被正式赋予了学术的内涵,但却上可追溯至现代文学的源头,下可延伸至不断发展的当今文坛,既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孕育下新生,也从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汲取力量而发展。只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认识"重写文学史"这一问题,才能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文学发展的挑战,以更客观的立场审视文学发展的调整,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发生发展的理解。     

“现代文学史”中“左翼文学”的叙述变迁——“现代文学史”的“重写”

现代“左翼文学”作为一种与政治密切联系的文学类型,其文学史上的历史评价并没有因为在时间长轴上拉开距离而愈见清晰,而是困于它与建国以来的当代文学交错混沌的空间形态呈现出种种非历史化的定性。“左翼文学”欲在困境中寻求突破,反映到“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整体理念上,正是一条不断“逼进客观”的行走趋势。     

“重写文学史”的扛鼎之作——评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文章对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给予分析和评价，因其鲜明的文学史观念和学术风格而被称为“重写文学史”的扛鼎之作。     

重写文学史与接受美学文学史观

自1980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尤其是近年来,对作品传播、接受过程的考察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种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接受美学”的影响。不过就“接受美学”这一理论本身而言,过去人们往往更多地注意到了其对于阅读与读者的重视,而对其文学史观却重视不足。重写文学史,本质上是要重新建立一种社会历史观,所以在精读“接受美学”经典文献的基础上,着力呈现其共时态与历时态相结合的文学史观,或许对于今后文学史的撰写有所启发。     

重写中国文学史的三大困境

中国文学史研究在20世纪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研究视域不断开阔,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不断变革、创新,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并逐渐走向成熟、完善,为我们后学之士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开拓了新的渠道。近年来,受文化热、方法论热的影响,我国文学史研究界掀起了文学史理论与文学史观的多视角研究热潮,如许总所评述的：“人们已不满足于对旧的僵化模式的突破,而是更多地将着眼点集中到对新的观念的建构上,其突出表现为在引入多种思维与参照体系的背景上,从哲学、美学、     

现代文学史:重写与如何重写

鲁迅在为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做序时曾云,尺牍最能“知道这人的全般”和“真实”。[1](P414)对于学者个人来说,专题著述固然可以更明了著述者的修业方向与学术思想,但若要兼收“知人论世”的“尺牍”之效,我觉得最有效的方法还是阅读作者的文集。从最初的左翼文学,到后来的新月诗派,以至近来的现代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研究,《砖瓦的碎影:中国现代文学论》一书全面辑录了作者黄昌勇十数年来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步步深入的探求与思考,其中的执著与努力是显而易见的。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本书的梓行虽然与作者此前出版的《王实味传》仅时隔两年,但同样是积十年之劳的沉思与积淀,绝非速生速朽的“速效产品”。实际上,在他的心目中,这部书的分量也许甚至更重。与披历十年之艰而博得学界赞誉的《王实味传》相较,这部收录其治学精要的文集,不仅耗费的岁月更长,心血更多,而且更完整、更全般地显示出了作者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致思框架与治学风格。     

“重写文学史”的一元想象与多元探索

肇启于20世纪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事件,在成功摆脱一元化政治意识形态的藩篱之后,开启了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与书写的新局面。"重写文学史"在经过了80年代"回到‘五四’"的启蒙共识后,90年代出现了共识瓦解、价值分化背景下矛盾的现代性文学史。到新世纪,文学史书写越来越趋向多元共生的探索格局。总体而言,新时期以来的"重写文学史"呈现出从一元化想象到分化、矛盾,并最终走向多元探索的发展脉络和演进过程。     

"重写文学史"的再思考

“重写文学史”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之一。但这一问题主要是针对以往文学史的弊端提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重写文学史”的必然性、相对性,因而潜伏着新的危机。     

"重写文学史"与学术规范

90年代重写学史的理念“纯学”与“现代性”，与以前学史的政治性相比有自己片面的真理性。然而它却跟以往的学史一样，同样也存在着失范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反思，在不同的学史的竞争对话中，最终达到真正的学术规范。     

透明的黄玫瑰花落何方——从三毛作品看“重写文学史”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兴起和高涨。人们的文学观念、评价标准都相应发生了改变,有了很多新版文学史。我们从这些重写的文学史中,仍可以看到“重写文学史”留下的理论盲点。该文旨在研究“重写文学史”运动取得的成绩和仍存在的不足,及对作家三毛在文学史的重新定位。     

透明的黄玫瑰花落何方——从三毛作品看“重写文学史”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兴起和高涨。人们的文学观念、评价标准都相应发生了改变,有了很多新版文学史。我们从这些重写的文学史中,仍可以看到“重写文学史”留下的理论盲点。该文旨在研究“重写文学史”运动取得的成绩和仍存在的不足,及对作家三毛在文学史的重新定位。     

不能承受的时代之重——“重写文学史”的回望与反思

通过回顾与反思"重写文学史"的缺陷与偏狭,在理论上注重文学历史现场的还原,注重文学与特定历史的重要联系;实践上将晚清小说、少数民族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纳入"重评"视野,最大限度还原和丰富"重写文学史"内涵。     

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重写文学史”提出后,文学界掀起了“重写”的热潮。回顾这20多年来的历程,“重写”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盲点,如：“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几乎不包括文言和少数民族文学;左翼文学和晚清文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删减与忽略。     

“重写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反思——以建国后“鲁迅研究”为例

从1985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开始,关于"重写文学史"的研究日渐高涨,在这一潮流的冲击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得到了刺激性的发展,而以鲁迅研究最为突出。本文旨在通过"重写文学史"潮流中鲁迅研究的实例,来反思现代文学学科发展方向,为"重写"这一永不终结的命题做个简单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