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守与超越：明清士绅教化的双重取向

明清时期,士绅主导的乡村教化生成了恪守与超越传统教化精神的双重取向。明清士绅教化的双重取向,既可看作是对社会基础性变迁与西学新知东渐的回应,又可解释为士绅的公共身份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自然推衍及士绅对非主流文化的重新诠释。对这一双重取向的探究,将构成一个观察明清民间社会变迁与过渡性社会群体角色转型的深度历史透视点。     

隐匿赋权与自觉内生的博弈——明清时期士绅教化权力来源探析

士绅是传统社会中的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复合身份决定了对此类群体行为方式的研究具有多层面的价值,如从中可以考察传统知识分子的性格、透视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以及地方社会自治的性质问题.然而学者目前大多侧重于士绅政治角色、经济地位等问题的探讨,对士绅文化权力挖掘甚少,而对作为文化权力集中体现的教化权力的研究则更是极为缺失.士绅教化权力的来源直接型塑了士绅教化的图景.本文意欲探究明清时期士绅教化权力的来源机制,以求裨补研究的不足以及为进一步认知明清士绅教化图景提供理论基石.     

论丁戊奇荒期间江南士绅对河南妇幼的救助

丁戊奇荒期间,江南士绅对河南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义赈。鉴于河南大量妇幼被卖、人种欲绝的严峻形势,江南士绅与豫苏两省官方合作,采取官截民遣的方式,由官方设卡拦截,民间力量筹款设局,对被卖妇幼实施代赎、留养和资遣。经各助赈局及专门代赎机构的努力,代赎妇幼的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江南士绅之所以要对妇幼实施特别救助,除妇幼在灾荒年间最易受到伤害外,还有道德方面的考虑,那就是妇女被卖关乎名节,幼孩被卖有关宗嗣。对这两类人进行特殊救助,能够寓教化于救荒之中,在救荒的同时,维持灾区的教化,使灾区民众在延续生命的同时,也能延续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道德。救命兼救心,这正是江南士绅赴河南义赈的双重使命。     

明清江南士绅研究疏论

明清士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及评价,海内外学界已有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如果从还原历史情境、准确评判士绅角色而言,在众多研究中还存在含糊笼统的陈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中日学者从各自的理论预设或实证研究出发,已涉及这些问题,却未形成系统的论述。后来学者的地方史研究涉及概念界定、士绅分层、区域差别等问题,既开发出大量史料,也提出引起海内外学者对话的新议题,有助于进一步认知明清时代士绅身份、社会影响甚至王朝统治的关键问题。其中很多研究关涉中国最重要的地域之一江南。参诸历史文献,对其学术研究史作一初步梳理与探讨,既可以呈现出王朝统治与地方社会控制之复杂性,也可能推求寻绎出研究的新趋向。     

明清士绅家训中的治生思想成熟原因探析

明清时期．士绅人数剧增．而朝庭能够提供的官职非常有限．这使得希冀通过出仕而谋食的明清士绅面临的生存问题非常严峻;在文化观念上,“贫穷”一词的词义由过去的中性（或不带感情色彩）转变为贬义词．摆脱“贫穷”也就意味着摆脱与之对应的富含道德贬义的“懒惰”;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又为他们从事治生之业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也促使他们对工商诸业重新审视并逐渐参与其中——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多重压迫,使得明清士绅家训在论及治生问题时表现出普遍性、深入性和多元性特点．这些特点表明明清士绅家训中治生思想的成熟。     

杜丽娘的情梦与明清女性情爱教育

明清时期,戏曲艺术教化移情的效果非常突出。《牡丹亭》中杜丽娘的情梦具有显著的情爱教育效果。杜丽娘的情梦具有生理层面和幻想层面的双重意义,成为促发杜丽娘主动追求情爱实现的教育载体。杜丽娘情梦的情爱教育内涵,表现为明清女性借情梦倾诉内心对意中人的梦想,充分肯定杜丽娘以梦承载情爱理想的情爱实现方式,从形而上的意义上倡扬两性情爱之梦的真实性,成为明清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我存在的标志,赋予了女性精神解放的历史意义。     

从田野考察看明清归德府世家大族的形成与变迁

明清归德府的士绅阶层与世家大族在地域社会何以占据重要地位？那些世家大族、知识精英何以能在当地民间留下深刻的历史记忆？他们对地域社会的演变过程究竞有何影响？通过田野调查和对比历史文献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     

国家权力的渗透与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重构--“改土归流”后湖广土家族地区的士绅培育与社会控制研究

雍正时期,湖广土家族地区相继完成了“改土归流”。在“改土归流”后,流官们积极地实施教化,培育士绅阶层。士绅阶层的兴起加强了湖广土家族基层社会的控制,“皇权始下于州县”。土家族地区的士绅与州县官积极合作,士绅维护了地方社会的稳定,他们积极地经办公益事业、赈济灾荒。到19世纪中后期,作为州县官和土民的“中介”,土家族地区的士绅权威日重。     

论明清申明亭的起源、兴废及功用

申明亭是明清中央加强地方管理的重要手段,起源于周代的"锄",是申明教化、劝善惩恶之亭,具有教化与政治等职能,其建立是历史必然与偶然结合的产物。为进一步认识申明亭,需要对它的起源、建立、发展与衰落有进一步的了解。通过结合相关史料,对申明亭的由来、功用、相关法律及其教化等进行分析,并对其兴废做进一步的阐述。     

国民政府时期新地方精英阶层的形成

明清时期，士绅在地方公益，治安保卫，教育教化，民事调解等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将政权体制向农村社会深入，任用在籍离职官员和清末以来地方自治机关中的新官绅担任公职，因此而形成了新的地方精英阶层。新地方精英依托国家行政参与和主导地方公共事务。同时也构成一种超越国家行政的社会势力。     

金融缺口、非正规金融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

本文在对国内外有关农村非正规金融进行理论综述基础上,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农村金融缺口产生的原因、非正规金融的演变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进行探讨。文章认为,我国农村金融缺口是正规金融功能性缺失和国家长期金融抑制政策共同作用的产物。金融缺口产生了获利机会,而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是对这一利润机会的理性回应;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形成和发展以及金融制度变迁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协同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仅仅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是一个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基础演变引发国家对金融制度重新思考的过程。     

论乡村教育思潮及其现代价值

乡村教育思潮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波及面十分广泛。教育家下乡创办教育试验区,形成乡村教育运动,把教育重点从城市转向了农村,扩大了教育民主,并取得了宝贵经验。今天在国家倡导科教兴国、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的形势下,回顾这一教育思潮,会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传统社会的民间组织与乡村社区的道德教化——以《泰泉乡礼》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国传统社会,民间组织在广大乡村社区的道德教化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明代黄佐在其《泰泉乡礼》中对此多有记述。由《泰泉乡礼》,可见传统国家通过编织民间社会在乡村社区建立了多层面而又相互贯通的道德教化网络,藉此,在广大乡村构建起“心悦诚服”的统治秩序。以《泰泉乡礼》为参照,当代新农村建设不应忽视道德教化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对民间组织在道德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更须格外关注。     

唐宋时期西部环境的变迁

本文主要分两个大的历史时期即唐至北宋初年、北宋中期至南宋来论述西部自然环境变迁,以及由其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的变迁,认为唐至宋这个历史时期的气候由暖转寒起到很关键的作用.这一重大变化,对西部当时以及现在产生了深远影响.     

国内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研究综述（2000－2014）

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梳理、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对中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弊端的分析、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方案的探讨等三个方面,对2000－2014年间国内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对已有研究进行了简评。     

乡镇财政收支的差异性和延续性研究———基于农村税费改革前后的比较

农村税费改革作为新时期农村税费制度的一次强制性制度变迁, 对乡镇财政收支产生了深刻影响。税费改革前后, 乡镇财政收支一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 另一方面表现出了显著的延续性。为此, 在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的同时, 必须加快相关制度的创新步伐, 力求实现乡镇财政收支问题的“标本兼治”     

中国共产党“三农”政策的历史演变、经验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政策历经90年的风雨演变,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梳理探讨“三农”政策的演变走向,科学总结其中的经验与启示,对于进一步解决当前农村的改革与发展,实现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税费改革后的农村义务教育问题研究

农村税费改革是新时期农村税费制度的一次强制性制度变迁，对农村义务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以山东省为例，对农村税费改革后该省的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并立足实际，提出了推动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健康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贫富分化下的乡村伦理困惑及其犯罪成因探析

社会剧烈变迁必然造成文化冲突和文化失调,导致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紊乱,加剧社会矛盾和频繁犯罪率的发生。乡村青少年犯罪现象,呈现出犯罪成员村落化、犯罪技能培训化、智能化、犯罪手段残忍化等特征,揭示了贫富分化的巨大落差催生了农村青少年偏激心理,集体仇视城市已见端倪,农村伦理教化主体缺位造成的乡村伦理困惑,正在成为新的犯罪成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启蒙作用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战乱不断的情况下,陶行知、晏阳初等教育家仍积极投身到了乡村教育的实验中,并提出了发展乡村教育、建设农村的方案,推动了乡村教育发展走向高潮。在国家疲敝的状态下,乡村教育的发展给农村带来深刻影响,对农村青年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也为我们今后的乡村教育发展提供了科学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