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思想是为适应全民族抗战需要而形成的。它包括关于抗战文化的重要性、抗战文化队伍的建设、抗战文化的基本任务以及如何开展抗战文化运动等内容。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思想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思想的形成和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不仅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揭示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山西抗日根据地小学办学特殊的政治文化条件

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抗日根据地小学学校设施被毁,教育基础十分薄弱,教师匮乏且文化水平低。本文通过大量史料阐述了山西抗日根据地小学在抗战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条件下,贯彻落实中共教育为抗战服务的指导思想,培养大批抗战建国劳动者。     

旧政协时期中间路线辨析

抗战胜利后，以民盟为核心的第三种政治力量提出了由党派联合政府达到民主宪政国家的建国方案，即所谓的中间路线：这一方案集中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并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建国方案第一步目标的实现具有一致性。中间派人士立足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客观上有利于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国共两党的高强度对抗，使得中间路线在实践中归于失败。     

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政策及其实践

抗战初期,为适应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政策方面作出了一系列调整,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提出准备了条件。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不断成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这一理论具体勾画出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成熟理论形态,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中成为主体文化的标志。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及国统区的文化运动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运用于具体的文化政策实践中,对于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发展统一战线以及指导党的文化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几个问题

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1.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特征的概括前后出现过变化,先是主张使用＂民主的＂口号,后又放弃了＂民主的＂口号,最后在＂大众的＂口号中充实进了＂民主的＂内涵;2.中共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确立的标志是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发表;3.中共之所以最终采纳毛泽东的而弃用张闻天的认识,一是因为毛的认识修改后与张基本一致,二是因为毛对＂民主＂的认识与当时中共党内多数人的认识更接近,三是因为毛、张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发生了急剧变化。     

解放战争后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实践

本文认为：解放战争后期,中共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工作性质进行新的认识和界定,大量培养革命知识分子,阐明和强调知识分子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的地位等政策,以消除知识分子的疑虑与误解;充分利用民主人士的声望和影响,引导广大知识分子倾向中共,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和军政学校,大力吸纳青年知识分子,大力争取和重用科技人员,并积极引导和组织知识分子深入社会实践,以促进其思想转变;由于中共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灵活的措施,使当时的知识分子问题得到了比较成功的解决,并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     

抗战初期中国知识界关于文化发展方向的探讨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知识界开始探讨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掀起了关于文化问题的反思和讨论.知识界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抗战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而且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抗战初期中国知识界关于文化发展方向的探讨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知识界开始探讨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掀起了关于文化问题的反思和讨论。知识界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抗战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而且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提出没收官僚资本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毛泽东曾经三次论述过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其中 ,有两次是在抗战期间 ,但都没有把没收官僚资本列为其内容。其原因在于 :当时毛泽东还不能科学地划分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之区别 ,这是首要的原因 ;而当时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及国共合作的关系则决定了不宜公开提出没收官僚资本。同时 ,也与抗战时国民党官僚资本尚未全面垄断中国经济命脉这一事实有关。抗战胜利后 ,随着中共对官僚资本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尤其是随着国共合作关系的破裂和官僚资本对中国社会经济命脉的控制与垄断 ,毛泽东代表中共明确将没收官僚资本列为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之一 ,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与重庆抗战文学研究现状述略

抗战时期,抗战文化运动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是其工作的重心。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南方局的研究,逐步深入,全面拓展。其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一是关于中共南方局的总体研究;二是围绕中共南方局与国统区（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的研究;三是针对中共南方局与重庆抗战文学的研究。     

抗战时期党在边区的妇女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意义探究

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争取民众、凝聚民心的重要法宝。妇女思想政治教育是党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为了动员边区广大妇女加入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党对她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时期的妇女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强、形式多样,充分调动了边区广大妇女的抗战积极性,创新了妇女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丰富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对当前党的妇女思想政治教育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地方自治理论与实践探析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逐步形成了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共领导的各边区政府特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地方自治理论主张,还积极将地方自治付诸于实践。中共将地方自治纳入其抗战施政纲领之中,领导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地方自治建设,实行民主与抗战相结合,为抗战胜利提供有力保障,给予我们许多宝贵启示。研究抗战时期中共对于地方自治的探求无疑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真实、全面、生动的抗战史——读评《常熟抗战史印》

在以往对常熟抗战史研究的著作中,注重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斗争的记载,在全面、完整方面存有不足。《常熟抗战史印》首次以较多篇幅记叙了国民党军队在常熟的艰苦抗战,同时也对新四军和人民群众所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作了生动叙写,从而告诉读者,只有真实反映国共两党、两军在抗战中各自所作贡献,这样的抗战史才是真实的、全面的。     

抗战初期竹沟根据地卫生战线的创建

竹沟根据地是中原抗日的主阵地和战略支点。抗战初期,在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河南省委的正确领导下,竹沟根据地利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机遇,独立自主地发展卫生组织,为豫东、豫南等抗日革命根据地培养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卫生人才,在中原初步建立了抗日革命卫生战线。竹沟根据地卫生战线的创建,对保存革命力量、发展抗战武装、鼓舞抗战士气起了重要作用。     

“三三制”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萌芽形态

＂三三制＂政权是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建政的一次伟大尝试,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萌芽形态。这一政权实践充分体现了政党的合作,开拓了政党政治新视野,体现了民主的内涵和政党之间的尊重,反映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原则。它不但包含着＂共产党领导、各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各党派参政＂的基本特征,也体现了我国特色政党制度所弘扬的团结合作的精神。     

云南抗战文化的繁荣及其历史作用

抗战文化是随着抗日救亡运动兴起而兴起的,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独具特色,对推动抗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抗战期间,形势的发展和需要给云南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为云南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云南出现了近现代史上文化发展的一次高潮。繁荣的云南抗战文化是全国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军事动员与乡村传统: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优待抗属为例

优待抗属政策是中共军事动员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共壮大武装力量、巩固抗日根据地政权、抵制日本侵略的有效措施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基于对乡村传统的顺应,中共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内推行了优待抗属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与此同时,体现中共政治理念的优抗政策还始终与乡村传统相纠葛,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实际效果。     

重庆抗战文化旅游资源与开发

二战时期,重庆作为战时中国的首都和盟军远东反法西斯指挥中心,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留下了丰富的抗战文化旅游资源.重庆的抗战文化旅游是都市文化旅游产品的核心之一.本文在分析开发抗战文化旅游资源的意义和分析极为丰富的重庆抗战文化旅游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发重庆抗战文化旅游资源具体对策和措施.     

永安抗战文化研究综述

永安是抗战时期福建省政府的所在地,当时许多思想文化界的名人云集于此,使得永安抗战进步文化闻名海内外。近年来,福建永安抗战文化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相对桂林、重庆地区的抗战文化研究而言,仍存在内容不够丰富、资料不够充足、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等方面的问题,学术界对永安抗战文化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     

抗战初期多元主体参与的地方抗日救亡运动——以河南省商城县为视角

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浪潮,社会各界成立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在河南省商城县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不同的救亡团体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青年学生充当急先锋,文化界团体助推运动发展,国民党及地方士绅认可并参与抗日救亡宣传,中国共产党并非一开始就支配着该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而是通过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逐步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