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罪与量刑分离——论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国外立法和实践对死刑案件和非死刑案件所适用的证明标准或证明程序并不相同,有的是适用较普通刑事案件有罪判决更高的证明标准,有的虽适用相同的证明标准,但在适用的程序上有严格的限制。我国死刑案件并无单独的证明标准,且程序保障制度不完善,为体现对被告人生命权的尊重和保障,对其定罪与量刑应实行不同的证明标准,分别为"排除合理怀疑的唯一性"和"确定无疑的唯一性",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确定为"可能成立",将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确定为"确定无疑"。     

试论现行刑事证明标准的缺憾、原因与完善

现行刑事证明标准在适用中存在着分歧,而且存在较多缺陷：标准过高,没有阶段性和层次性,容易产生漏罪漏犯;标准太笼统,易造成司法适用中的分歧、对立和不均衡。因此,必须坚持定罪标准与量刑标准分离的基本原则,并通过专门立法,从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等方面来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     

浅谈量刑建议与量刑程序诉讼化

量刑适当是我国刑事诉讼活动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由于我国现行刑事审判制度实行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量刑问题长期以来未被足够关注。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作为司法改革举措之一的量刑建议的试行,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为量刑程序诉讼化提供了宝贵经验。     

贪污受贿犯罪量刑存在问题之探讨

定罪是量刑的必要前提,量刑是定罪的必然归宿。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是否公正、科学、合理直接关系适用法律的公信力和预防惩治腐败的总体效果。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现有定罪量刑的弊端在司法实务中不断显现并备受诟病,显然现有贪污受贿犯罪之定罪量刑标准已经不能满足因应打击犯罪的客观需要,适时对之进行修改和完善已经成为司法实务部门的迫切需要。     

刑事量刑程序的理性选择

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有不同的制度逻辑,两大法系适用完全不同的程序模式,但皆有其合理性。在我国量刑程序中,司法机关不公开量刑过程,有违现代程序正义的理念,也使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无法得到有效制约,必须重整量刑程序,以被告人的有罪答辩和无罪答辩作为定罪与量刑程序模式的基准是一条相对合理的路径,以此为基础设置量刑制度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控制法官的量刑裁量权的实用主义方法。     

论量刑程序分立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程序改革。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量刑方面存在多种缺陷,这些缺陷和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刑事诉讼程序所采用的定罪量刑合一的模式。刑事诉讼制度的体系化特性,决定了量刑改革不可能仅仅依靠程序上的分离,而是需要从整体上对刑事诉讼制度进行调整。在现有体制内进行修正,或将定罪量刑分而治之,是两种不同的改革方案。通过对两种模式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将定罪与量刑在程序上分而治之是最佳方案。     

试论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特点

证明责任制度是诉讼法证据制度的核心，文章从证明责任的证明对象、证明内容、证明责任分配、证明程度与效力等方面对证明责任的特点作了浅近的论述与探讨。     

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原理

对证明责任的分配是由诉讼双方完成其证明责任需满足的证明标准决定的,当事实主张方完成所规定的证明责任时,主张方证明责任卸除并同时转移到诉讼另一方。但事实主张和案件的诉讼主体不同,双方要满足的证明标准也不同。证明标准的法律设定差异决定了证明责任在司法证明发生前便得到了明确的分配。     

独立量刑程序语境下的量刑建议改革初探

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量刑的公正性逐渐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量刑建议作为量刑规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实践中,都得到了极高的重视。各地检察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开展量刑建议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制定了相关法规,这些举措无疑都为量刑建议的改革、量刑程序的规范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建立在传统"定罪量刑一体化"模式上的改革,都是"脚痛医脚,头痛医头",未能给量刑建议提供独立的空间,并未真正实现量刑建议的价值作用。因此文章在独立的量刑程序语境下,针对量刑建议的改革提出一些建议。     

论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问题研究

一直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重定罪轻量刑”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这就使得“同罪不同罚、同罪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规范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 （简称“量刑规范化改革”）被中央确定为重大的司法改革项目,也是刑事审判改革的焦点和热点问题.但是由于目前量刑规范化改革还在进一步摸索阶段,在理论和实务中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因此还需要我们不断总结和分析,从而进一步加以完善.     

公诉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举证责任的规定很简略，理论上也少有针对性的细线条探究，司法实践中标准不明，随意性大。根据我国的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结合外国立法和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理，公诉案件审判程序中举证责任的具体分配原则为：对于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由公诉方承担举证责任；对于排除犯罪事实由被告方承担举证责任；对于量刑、执行刑罚有影响的情节，谁主张谁举证；对于举证责任冲突的情节，可分不同情况处理；对于程序的合法性，公诉方负举证责任。     

量刑程序独立化之探究

2010年最高法等五部门颁布了《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确立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实现了"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的改革目标。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在加强量刑程序的公开性、透明性、适度的对抗性和控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不利于辩护权的行使、量刑公正难以保证等固有弊端。因此,通过定罪与量刑的分离,构建独立化的量刑程序是更有价值的选择模式,也是量刑程序改革的趋势。     

论定罪与量刑的关系模式

定罪与量刑的关系模式是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理论上的争点与实践中的难点。探寻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定罪与量刑关系模式,对推动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深入进行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对于被告人认罪案件,各界普遍认为应适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目前专家学者们的分歧在于对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应适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还是独立的量刑程序。各地方法院量刑程序改革试点的实践证明,对于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审理,独立的量刑程序更具科学性与合理性。     

论量刑过程中应着重注意的几个问题

量刑是国家刑罚权实现的重要阶段,在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中居于核心地位。量刑公正是刑事司法公正的最直接体现,也是刑事正义的最集中的体现,对于刑事司法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量刑公正取决于多种因素：在个案量刑过程中应注意坚持量刑的均衡化,实现罪责刑相适应;认真考量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实现量刑的个别化;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充分体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主题;审慎判断和对待民意,提升量刑活动的公信力。     

浅议量刑辩论程序

公正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要保证我国量刑建议的进行,必须明确量刑辩论程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提出设置量刑辩论应当注意的问题;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必须公开、透明。而这一切都需要有一定的机制来确认和规范,即量刑辩论的案件范围、辩论内容、辩论顺利等必须明确化、制度化。     

合作司法：司法公信力的社会治理谱系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司法领域中的着力点。构筑司法公信力需要从社会治理高度对司法运作机制以重新审视。合作司法是社会治理谱系下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在司法中的体现。降低司法成本和实践司法公正是合作司法实践路径中的两个向度,统筹两者是合作司法之于司法公信力的意蕴所在。     

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刑事当庭宣判研究

大陆法系与英关法系均实行刑事当庭宣判,同时规定了严格的宣判时限。通过对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对宣判的立法的比较研究,当庭宣判不仅与现代刑事诉讼的根本理念相连,更是集中审理原则、陪审制度、定罪量刑分离等刑事程序的延伸,只有采用陪审制,实现定罪量刑分离,刑事当庭宣判方可得到完整意义上的实现。     

论行政诉讼中的事实审查

行政诉讼中法院对事实问题进行审查,涉及司法审查的强度和证明标准的具体运用。目前严格的司法审查强度和不明确的证明标准严重影响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应根据行政行为的性质、行政程序控制程度以及判决的种类,确立严格、适度和微弱的多层次司法审查强度,运用与之相应的排除合理怀疑、清楚而具有说服力和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简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

随着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体器官的＂地下＂交易活动也愈加猖獗。通过强迫、欺骗、诱导等方式摘取他人器官进行买卖或者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活动,严重危及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人身健康。有鉴于此,《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列入刑罚的规制范围。本文通过分析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构成要件,明确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犯罪既遂和未遂的相关问题,为司法实践中的定罪与量刑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人大个案监督若干问题探析

:人大个案监督是我国打击司法腐败 ,促进司法公正的客观现实需要 ,是人大监督工作的新发展。它有着充分的法律依据。但是在人大进行个案监督时 ,应注意避免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 ,切实贯彻人大职权原则 ,做好个案监督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