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仲裁中举证责任分配的研究

体育仲裁作为程序法的组成部分,其举证责任的分配,应借鉴民事诉讼和普通仲裁的相关理论。在仲裁不同类型的体育纠纷时,应采用符合法律规定和体育纠纷自身特征的举证责任分配标准。可以推测,在将来的体育仲裁制度中,其普通程序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特殊程序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分配标准。     

论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范围

《行政诉讼法》第 6 4条的规定把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的监督限制在了对生效判决、裁定的抗诉上 ,这与我国宪法、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检察机关职责是不符的 ,还应构建和完善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方式、扩大监督范围。     

论行政诉讼中对行政瑕疵的处理

本文从审判实践中对行政瑕疵的一般认识入手,考查行政瑕疵的特点和性质。行政瑕疵可以分类为内在的实体瑕疵、外在的程序和形式瑕疵,针对这两种类型,诉讼中应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我国行政诉讼实践应在现有处理方式的基础上,强化明示原则,引入补正判决,并根据社会的发展趋势对行政行为采取更为严格的合法性审查标准。     

我国行政诉讼观念文化重塑的路径探索

重塑行政诉讼观念文化已经成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现代化的关键点之一.行政诉讼观念文化的重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在培育其观念基础之上,实现行政审判的独立与公正,这就需要重新审视中西方诉讼文化,并进一步健全行政诉讼制度体系,等等.     

医疗侵权纠纷举证责任的分担

根据二○○二年四月一日起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论述了我国医疗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医院应当对其主张的“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浅谈行政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是督促权利人尽快行使诉权的制度安排。行政诉讼中,针对行政程序中不同情况、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分别做出了明确规定。     

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程序衔接问题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我国行政救济制度的主体和最有力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维护其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如何理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文章试从我国现阶段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关系、存在原因、缺陷以及如何完善二者之间的衔接关系的制度设计层面进行阐释。     

关于火灾免责举证责任的思考

论述了举证责任的倒置问题 ,分析了我国《海商法》中有关火灾免责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定 ,从法律所追求的公正公平的角度 ,认为我国《海商法》如此规定造成承运人与货方之间关于火灾免责举证责任分担的不平衡 ,并提出作者个人的观点。     

论我国民商事仲裁举证责任配置

关于当事人举证与仲裁庭查证的关系问题是我国仲裁法学举证责任制度理论研究与实践中的争论的焦点。我国民商事仲裁举证责任的配置应当按照现代民事证据制度的一般法理与民商事仲裁的通行做法 ,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 ,正确地划分当事人举证与仲裁庭查证各自的范围并完善相关的保障和约束机制。     

论我国行政诉讼时效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

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就是行政诉讼时效,我国行政诉讼时效的规定繁琐而杂乱,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因此首先要将我国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规定作为行政诉讼时效进行系统性的整体理解。其次对现有行政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分析,总结出在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时效的计算方法。     

小议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

在民事诉讼中,当案件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法官不得拒绝作出判决,证明责任实为解决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与法官不得拒绝作出判决这样一对矛盾而生。如何分配证明责任,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决定着案件胜诉与否,因此,在事实真伪不明情况下,证明责任的分配至关重要。     

正当防卫中被告方承担举证责任的理论分析

举证责任的分担是刑事证据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将刑事实体贯彻到实践中的保障。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领域一般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方是否要承担举证责任仍存争议。但是,在诉讼历史的发展中我们不难发现,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对被告方来说并不是绝对有利的,而且在司法实践中由被告方承担举讧责任的情形逐渐增加,其优越性逐渐突显出来。笔者试图从正当防卫这一典型辩护理由着手,寻求被告方举证的合理性,探讨其所应达到的证明程度,完善正当防卫的证明内容,促使公民更好地维护自己在刑事案件中的权利。     

论精神病犯罪嫌疑人刑事辩护的困境与出路

精神病辩护在学界中有一定的争论,笔者试着从精神病辩护保留论者的角度出发对精神病辩护存在的必要性进行论证。目前我国精神病辩护存在许多问题,证明主体的问题,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的分配,精神病鉴定程序启动难。这就需要从精神病证明上进行规范,完善精神病启动程序。     

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角色定位问题研究

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行政机关的行为应代表公共利益,但是违法行政行为的出现却屡见不鲜,有关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法和制度在我国仍属空白。因此需要有一个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代表公众对此类侵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进行起诉,以确保公共利益不受行政行为的侵害。在我国,能代表全体社会公众利益的只能是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是其应有的职责,这样能有效地抑制违法行政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两大法系证明标准之比较

通过两大法系诉讼证明标准的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大陆法系在刑事、民事诉讼中适用的是同一种证明标准,大陆法系的民事证明标准明显高于英美法系.     

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实践中 ,在证据对某一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对盖然性较高的事实予以确认 ,我国诉讼证明中的最高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即高度盖然性 ,法官通过采用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对已有的证据作出评判 ,因证明标准具有的特征 ,使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弹性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 ,弄清认定证明标准及其依据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国举证时限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已于2002年4月1日起施行,其中首次明确规定了举证时限,为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浅析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作为刑事诉讼证据理论中的基本问题,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刑事诉讼的目的之一就是及时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但是,我们都知道刑事案件永远发生在过去时,我们试图查明的永远是＂过去的事实＂,不管侦查活动多么周密,我们也不可能还原犯罪事实。这为证明标准的确立提供了现实的基础。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于证明标准问题的规定少之又少,就算已经做出规定的部分也存在严重缺陷。这就导致在理论和实务中争议不断。本文不求标新立异,旨在对以往学说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