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主体间性“转向”商酌

文章对杨春时先生《中国美学的主体间性转向》提出质疑和商榷,认为“世界主体”不能担当主体,“自我主体”的主体性被作者曲解后予以否定,于是主体间性不能成立。杨文认为审美活动、“解释活动的基础”是“理解”,这是非科学的观点。不以文本为“基础”和依据的胡乱阐释和“理解”必然丧失文学阐释和批评的意义和价值。杨文的主体间性美学观存在理论缺失,不应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新“转向”。     

试析"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关系

“世界文学”至少有六种含义,即人们至少可以在六种意义上使用它;在其中任何一种意义上,与“世界文学”相对的概念都不是“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的真正含义是具有特定民族独特精神性格的文学。但在中国,“民族文学”常常被视为一种与普遍性文学相对的特殊文学(如,与汉民族文学相对的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学才是“民族文学”),这是错误的。长期以来被广泛引用和宣讲的“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也是不准确的,实际上这句格言的成立是有条件的。     

主体意识与政治意识的变奏效应

在本世纪之初，尼采一声“上帝死了”的断言，宣告了一个现代神话一“永恒偶像”的终结。文学在走向“自我”、走向本体的发展中，使人的母题置于作家所关注的焦点上。故张扬主体意识与压抑乃至消除主体意识就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隐性问题。而我国的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主体意识与政治意识的交互变奏已日渐明显。有人因此慨叹“文学的世界很精彩，文学的世界很无奈”。那么，何处精彩，为何无奈？这便是本文所要阐释的主旨所在。任何一种阐释，特别是文学的阐释，要是没有主体意识的介入，要是没有政治意识和时代因素的参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历史性与当代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一种“世界历史性”哲学而产生的,也是作为一种“世界历史性”哲学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就直接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历史性”中。作者在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历史性”五个相互联系的规定性的过程中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问题。     

浪漫主义与马克思的“世界文学”理论

我们普遍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去阐释马克思的“世界文学”理论,但这种阐释方式存在诸多局限。马克思的“世界文学”理论作为诗学理论,与浪漫主义思潮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浪漫主义对差异性、非决定性以及一体化与个体化统一的有机整体原则的尊重,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的“世界文学”理论的知识形成、本质结构和形态特征。“世界文学”本质上代表着人们对未来社会生活的一种价值理想,这种世界主义的价值理想与浪漫主义的精神特质内在地融合起来,构成我们所试图理解的马克思“世界文学”理论的本质内涵。浪漫主义的价值理想、有机整体原则以及独特的辩证法思想,是我们理解“世界文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思想资源和文化传统。     

基于“言语行为分析”的法律语言研究

任何学术研究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某种范式 ,我国的法律语言的研究范式自最初的“语修逻分析”后 ,先后出现了“风格分析”、“语体分析”、“话语分析”等等范式 ,本文试图提出一种新的模式 :法律语言的“言语行为分析”。基于言语行为的法律语言研究意味着 :任何“言语行为”在根本上都是人类“行为”的一种 ,任何言语行为都是一种目的性行为实施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任何行为都有其运用的规则 ,任何“行为”的规则都是由这一行为的本质所内在地规定的 ,要分析一种“言语行为” ,首先就要从分析这一“行为”的规定性开始。由此 ,需要首先对“法律”这一行为充分加以定义 ,才能获得“法律言语行为”的充分定义 ;得到“法律言语行为”的充分定义 ,才能逻辑性地区分“法律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规则和策略性规则 ;并由此定义推导出法律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规则 :法典准则、程序准则、话语权准则、一致性准则、证据准则、时间准则、易读准则等     

空间性与身体性——海德格尔与梅洛庞蒂在对"空间性"的生存论解说上的分歧

对“身体性”的不同理解,是导致海德格尔与梅洛庞蒂在空间性问题上不同看法的一个重要因素。海德格尔否定了通过身体性来理解空间性的进路,认为身体性并不能从本质上阐明空间性,空间性唯有透过“在世界中存在”(In-der-Welt-sein)这一源基性结构才能得到本质上的说明。而梅洛庞蒂则通过重新理解“身体性”,指出“身体”(肉身主体)在其“往世中去的存在”(Etre-au-monde)中的构建作用,从而说明“肉身主体”与“在世存在”在空间性的本质构建中都有着源始的和奠基性的地位。在此意义上,梅洛庞蒂的身体理论为“在世界中存在”的生存论提供了一种新的阐释。     

精神的饥饿与生命的艺术家--鲁迅与卡夫卡比较

卡夫卡和鲁迅的创作都触及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变,即以一种嘲讽话语模式瓦解了这之前的英雄话语模式,建构了以荒谬虚无为底色的怀疑型话语程式,展现了在社会文化变革时代人类的困窘生存状况。同时,引入寓言的形式揭示个体与环境对立中本质的悲剧感：生命中最根本的痛苦来源于精神的“饥饿”———文化的无所依傍,而“饥饿”带来的绝对的孤独使得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更加紧张,进而陷入无助的“失语”的痛苦之中。尽管作为小说家的卡夫卡和鲁迅因为生活环境的不同而在创作风格上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却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阐释了这一世界性的文学主题     

从苏轼山水诗创作看“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

前辈学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进行过阐述,认为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特点;而笔者认为这是在文学发展不同时期都应当存在的。本文梳理从魏晋到北宋山水诗发展的大致脉络,以苏轼山水诗创作为典型个案对“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做了新的阐释。     

走进心灵的文学——访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毓庆教授

“文学是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是人类心灵永恒的栖所。文学的世界里有许许多多的门,每一个门里都有一份民族乃至人类心灵的秘密。我们探索这个世界、不断用新的手段打开新的文学之门的过程,也是不断探索民族心灵世界、认识我们自己的过程。”这是刘毓庆教授对“文学”意义的新认识。     

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的文学叙事理论

詹姆逊是当代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他的《政治无意识》是一部具有重要影响且极富挑战性的作品。在文中,詹姆逊坚持认为无论从任何批评角度出发,文学阐释都首先并且最终是政治和“社会象征行为”。本文首先分析詹姆逊的文学叙事理论,进而探讨这一理论的理论来源,最后指出它的意义及不足之处。     

作为新诗资源难题的歌谣——以新诗史上的二场论争为中心

歌谣作为新诗自我创生重要的诗歌资源,在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上催生了四次新诗取法歌谣的潮流。围绕新诗究竟是应借用歌谣曲调及“可歌性”优势还是应走“去音乐性”道路、新诗与歌谣之间是否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文类界限问题发生过的二场学术争论,其背后不同的学术谱系的观念分野清晰可辨。探讨“新诗”和“歌谣”,必须进入一种资源发生学视野：不仅歌谣,任何审美资源被启用的过程,都无法脱离复杂的政治、文化因素交织而成的社会学情境。通过对这二场论争的梳理,可在具体情境中还原历史的可理解性。     

论文学理论的命名——文学理论的学科性反思之一

文学理论作为一种阐释行为必然以命名为主要手段。通过命名 ,阐释主体重构着他的阐释对象。由于文学现象是外在于阐释主体的精神存在 ,所以对它的命名就被要求着认知性 ;又由于阐释行为本身即暗含着对于对象的规范 ,具有主体性介入 ,所以命名在追求认知性的同时还必然地具有价值性。通过对文学理论命名的这种二重性特征的剖析 ,反思文学理论的学科性是很有意义的。     

《沉沦》及《沉沦》在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

在郁达夫的全部小说创作中,《沉沦》应该说是最具涵盖意义的一篇。《沉沦》表现了郁达夫小说创作的一些基本主题与主导情绪,并且包容了几乎所有其以后作品的内涵。并且,它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学中较具中心意义的杰出代表,作为这种代表,它显示出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间的深刻联系。不可否认,不同的阅读方式带来不同的阅读效果。对于一部由于以文字为其基本元素从而具有无限的“召唤结构”与“意义空白”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因为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眼光,而且,最本质的,因为个人的心灵结构与文化素养及世界观的不同而得出许多各具理由的阐释(在“接受美学”、“叙事学”那里,对作品的任何个人阅读意义上的阐释都已成为合理至少是以允许存在的。对作品的理解重要的已不是作者写的是什么而是“我”所看到的是什么)。本文将要试图着手的正是基于此种阅读理论上的对《沉沦》的一种阐释性阅读.为了这种阅读,我想先明确一些有关《沉沦》的背景(历史的,个人的)以及由此而来的《沉沦》在郁达夫小说创作中的我们至少可以假定的地位。     

怎样理解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理论教程》编著手札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 ,高校文学理论教材 ,在回答文学是什么的问题的时候 ,普遍采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表述。例如由我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和它的修订版 ,都采用了“审美意识形态”这个关键词来说明文学的性质。尽管对这一理论不时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看法 ,但我觉得把文学表述为“审美意识形态” ,仍然是目前最好的一种观点。为什么这样说 ?追溯“审美意识形态”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不能不追溯一下“审美意识形态”观点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语境 ,那么我们似乎可以把文学说成是任何一种事物。因…     

王国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新说

“境”是指人的控制约束力量所能达到的范围,是主体精神达到的领域,体现在文学中是主体的认识空间。“有我”“无我”是主体情感在文学世界里的不同的存在状态,都具有超越直接的功利关系的审美性,表现了王国维对文学的审美情感的重视和充分理解。     

隐喻:修辞、认知到叙事

当代西方学术界兴起了新修辞学,不仅研究如何更好地表达已存在的思想,而且研究如何表达应该传达的思想,其内核就是追问人类为什么要使用隐喻;隐喻能否传达真理。隐喻研究的学术理念就逐渐从修辞隐喻学、认知隐喻学发展到叙事隐喻学。叙事就是对世界一种隐喻地阐释;任何一个叙事文本都是关于世界存在的隐喻文本。人“诗意地栖居”在叙事隐喻的寓所,传达对于世界存在的认识,隐喻地揭示世界存在之后的“真”。     

人:文学的一个“焦点”

文学,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对这一活动作学院式的论究,自然会使问题变得十分复杂,但如作化繁为简式的讨论,也可变得甚是简单,尽管任何对事物的简单化表述都可能是一种冒险、一种对复杂性与完整性的侵犯,但也许可以说:事物在其初始与其最终都是简单的,复杂只存在于其进行中的过程。比如:当神话这种对于几乎任一民族都属最早的文学活动、最早的文学创作、最早的文学作品出现时,关于“文学”的“理解”(或我们文明人称之为“意义”的东西)在哪里呢?它只不过是“它在那里”的一种“自然”而已。这一现象告诉我们的是:先有所谓“文学”的“事物…     

文学翻译批评的哲学解释学思考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认为,文学文本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对其做出的任何阐释都会打上阐释者自身存在的烙印。文学翻译首先是一个阐释的过程,不同译者对同一文本会有不同的阐释,继而会有不同的翻译,因此文学翻译的忠实只能是相对的忠实。当下的文学翻译批评应对翻译主体多一些关照,而对同一部作品的不同译本应持开放兼容的态度。     

人性的尺度 ——沈从文作品的性世界

“性”，是文学题材的特区。沈从文在二、三十年代致力于描绘一个性的世界，乃是将性作为一种描绘生命形态的手段，一种衡量人性的尺度。可以说，沈从文的这种写作是对中国自然性爱文学传统的赓续，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深具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