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徽州士绅的文化权力与乡村自治

16至20世纪中叶,徽州乡村社会长期保持着稳定的局面。宗族是徽州乡村自治的组织形式,徽商为乡村自治提供经济基础,而士绅则为乡村自治的领导力量。徽州社会系统三要素的良性互动,造成了数量庞大的正途与异途士绅。士绅的文化权力无所不在,主要表现为文会、乡评,以及编纂族谱、地方志两个方面。士绅还交通官宦,参与诉讼活动,这表明士绅是乡村自治的领导力量,具有相当的公信力。     

徽学研究的一座丰碑——评介祥徽州亨仕个书努

“徽州文化”,指的是原徽州属下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和婺源等6县所出现的既有独特性,又有典型性,并具有学术价值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总和。它根植于本土“小徽州”,伸展于中华大地,尤其伸展于以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太仓)和淮扬地区,以及芜湖、安庆、武汉、临清等城市为基地形成的所谓“大徽州”,由大小“徽州”互动融合形成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它包涵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徽州文化虽然糅合了一些地方性的因素,但作为程朱理学的故乡,其保留正统文化的原典最多,发扬光大的成份亦众,成为中…     

徽学研究的一座丰碑--评介《徽州文化全书》

“徽州文化”，指的是原徽州属下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和婺源等6县所出现的既有独特性，又有典型性，并具有学术价值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总和。它根植于本土“小徽州”，伸展于中华大地，尤其伸展于以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太仓）和淮扬地区，以及芜湖、安庆、武汉、临清等城市为基地形成的所谓“大徽州”，由大小“徽州”互动融合形成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它包涵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徽州文化虽然糅合了一些地方性的因素．但作为程朱理学的故乡，其保留正统文化的原典最多。发扬光大的成份亦众，成为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典型，所以它具有研究传统中国的范本价值。     

明清民间信仰视域中的江南社会

在明清时期,受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江南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反映在民间信仰上,各种违反国家礼制的现象不断出现,成为考察江南社会结构及社会变迁问题的重要视角.考察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民间信仰现象,似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1.从城隍信仰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江南社会经济结构的变更导致社会生活方式发生变动,才造成了江南地区民间信仰的相应变更;2.从解钱粮习俗与一镇多城隍现象,则可以反映出这一时期江南社会交往整合发生变化的两个层面,即城乡之间和市镇内部.总体而言,明清时期的民间信仰与江南社会在互动中发生着变迁.这种变迁的推动力是江南社会经济的变迁,其方向则是以一种曲折、变异的形式改变着传统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     

基于“徽文化”的高校本土音乐课程建设探究——以黄山学院为例

通过对"徽文化"的概念界定,从本土文化对高校地方课程建设的意义、当前高校本土音乐课程建设的研究综述、高校本土音乐课程建设的理论依据、徽州地方音乐课程建设的背景,以及徽州本土音乐课程建设的实践探索等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和阐述,并以黄山学院为例,为该校开展徽州本土音乐课程构建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使高校徽州本土音乐课程建设为推动弘扬和传承徽州传统文化服务。     

商人与市镇：明清芜湖城市发展的逻辑

芜湖在明清时期即已成为江南的一大都会,正是商人及其资本有效运作的结果;同时,城市又为商人的发展提供宽广的空间和坚实的支持。二者互为因果,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     

明代江南文化的形态构成及其传播机制

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带来了江南文化的繁荣。而明代江南工商业市镇网络的发达,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得文化信息得以迅速、及时的传播,从而缩小了江南各地文化形态的差异,在文化形态上体现出区域整体性的特征。这一特征并不是以牺牲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为代价的,正相反,江南地区人口密度高,流动性大,社会成分复杂,价值观念与社会风气在商品经济冲击下急剧转变,因而使得各种文化交汇融合,呈现出多元化形态。发达的图书印刷业与书院的勃兴则是江南文化传播机制中的重要环节。     

清代弹词中的江南女性文学传统探微

清代弹词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曾风靡于整个江南地区,直至今日依然余韵犹存.这些弹词多由女性写就,作品本身所带有的含蓄婉转、柔润清新的风格与江南地区长期以来的文化习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江南水土孕育下的才女文化繁荣一时,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女性作家将江南韵味融入了弹词作品之中,使得清代弹词成为了江南地区的“特产”.     

明前期江南赋重情况及周忱的减负活动

江南地区是明代财赋重地。明初以后江南赋重情况一直存在,由此对明朝政治及财政状况,尤其是对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人民生产及生活造成了一系列消极影响。江西人周忱被任命督抚江南,他针对江南赋重问题及宫廷现实状况,以“不损上而又益于下”为原则,在江南地区进行了地区性的以赋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减负活动。     

徽州古街

古徽州是徽商故里,千百年来徽州本土商业活动的繁荣,徽州城镇和古村落的发展,逐渐形成了遍布徽州城乡各具特色的徽州古街。徽州古街是古徽州经济活跃突出表现的载体,是徽商由家乡走向全国的起点,是徽商在徽州本土的活动     

徽商与徽菜

徽商的推波助澜而将徽菜带到全国各地,使徽菜成为八大菜系之一。其次,徽州丰富的物产资源为徽菜的形成提供了先天的优越条件。徽州饮食行业的鼎盛,比徽商经营的其它行业如:盐、典当、茶叶、木材等,要晚好几百年。直至清未年间,徽菜馆在全国各地的经营成功使徽菜达到了繁荣时期。     

近代会馆职能的延续与变迁——以芜湖徽州会馆为中心

会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缘性或业缘性组织。作为徽商重要的活动地点,徽州会馆是旅居芜湖的徽人的活动中心。清末民初,徽州会馆作为徽州旅芜同乡会的代名词,继续延续传统的祭神、义举的功能,在保障徽州本土权益方面亦出力颇多。与此同时,会馆也逐渐成为芜湖当地的公共活动空间,为地方军事、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持。芜湖徽州会馆职能的变迁与延续,其背后的逻辑在于会馆面对时代变化进行的自我调适,是对其时政府职能缺位的补充;是对徽人间地缘联系持续性需要与当地社会需求的回应。在这一过程中,芜湖徽州会馆逐渐融入本土,徽人的会馆成为了城市的组成部分。     

认同与显扬：金曾豪少年小说的文化解读

金曾豪的少年小说旨在探讨江南地区的人文环境与少年精神成长之间的深刻联系,使少年儿童逐渐认同并积极吸纳、彰显民族文化的优质内涵,追求生命格调。金曾豪的作品善于依托江南地区的风土人情表达自己的深层文化思考,蕴涵着浓郁的江南地域文化特色。金曾豪少年小说塑造的长辈形象,是江南文化精神内核的具体化、人格化表达,而在许多少年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到江南文化环境对少年们精神的濡养和塑造,看到其对于江南文化优质因素的认同和发扬。     

外来大族迁徽定居

外来大族迁徽定居最早的是吴、方、汪3族,可以追溯至汉代。西汉长沙王吴芮第三子吴浅封便项侯,徙居徽州,是徽州吴氏始祖。汉哀帝时,方紘拜丹阳令,因王莽篡乱避居江南,在歙县东乡安家,成为徽州方氏始祖。汉建安二年(197年)龙骧将军汪文和为会稽令,后迁居徽州,子孙遂为徽州望族。     

城市更新语境下江南文化多模态符号景观研究——以徽州古村落为例

徽州古村落是江南文脉的空间载体和具象符号，保存着丰富的地理信息和文化资源。城市更新语境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徽州古村落江南文化风貌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巨大冲击。文章基于多模态符号学理论，结合对徽州呈坎、棠樾古村落的实地调研，分析其符号景观中的语言模态和非语言模态资源，解读不同模态和江南文化之间的空间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徽州古村落符号聚合体多模态属性明显，体现了徽州地区的风水理念、儒家文化、家风家训等思想，是实现江南文化传播、活态保护和现代传承的有效载体。     

朱熹在徽州本土遭遇的尴尬

朱熹的历史地位在元明时期至高无上,成为统治阶级思想的宣传工具.事实上,他在徽州本土的形象和地位并不崇高.考察清代徽州民间文书和宗祠记载,以及徽州学者对于朱熹的批判,反映出徽州人对于朱子及其思想的怀疑甚至排斥的情绪.由此为进一步探讨清代朱子学衰落的原因提供佐证.     

嘉靖年间世风之迁移

笔者十数年前在研究明代中后期区域社会变迁时发现,江南地区在天顺、成化年间即发生变化,较之其他区域早六七十年的时间.及至正德、嘉靖时期,江南之外的其他大多地区也开始发生类似变化,而在这同一阶段,江南地区又步入了迅速发展时期.     

秦汉六朝江南经济略论

秦汉江南经济是史学界较为关注并作了一些有益探讨的问题。但由于在“江南”范围界定上的模糊不清。导致现有研究颇有拔高之嫌。笔者以为，秦汉时期的江南经济虽较前代已有大发展，但充其量还只是零星、局部的开发；而到六朝时期，由于西晋末年中原世家大族的大量南迁及东晋南朝政权的定都建康，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基本经济区，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携手合作，江南经济由此转入了大规模的全面开发阶段，为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元代江南地区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至正十一年(1351年)中原红巾军起义之后,风声迅速传遍江南各地.随着徐寿辉领导的蕲、黄红巾军向南方发展,湖广、江西、江浙三省农民纷纷附和,顷刻间形成了燎原之势.红巾军的势力为什么在江南地区能如此迅速地发展起来呢?其基本原因乃是江南地区地主与农民阶级的矛盾的极端尖锐化.本文想就这个问题试做分析.一远在南宋时期,江南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已相当激烈,出现了"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的巨室."穷苦憔悴,无地以自业"的人民,竟占民     

论清代江南骈文的偏胜及其原因

清代骈文复兴,其中心在江南地区。有清一代江南的骈文家,无论就大家、名家的数量而言,还是就各层次代表性作家的总量而言,在全国皆独占鳌头。江南骈文在清代的崛起,有着诸多原因,其中清廷压制与引导并行的政治、文化政策,清代江南地区考证学的鼎盛和江南作家在地缘与亲缘上的紧密关联,明末陈子龙、张溥等对骈体文的重视提倡等,对于清代江南骈文的兴盛起到了直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