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贲流变特点

"虎贲"一词从周代开始出现,一直绵延至明代,历经两千多年。由最初的战场尖兵到后世的禁卫军,"虎贲"一词也经历了由虎贲之卒到中央官职的转变。本文所提出的虎贲是指在各朝代中,名称中带有虎贲二字的各禁卫部队,既包括各级武官,也包括下层士     

明清之際的女性詞人

一 序論 "詞衰於明",這幾乎是研究詞與詞史之人的一個普遍共識.即如劉毓盤之<詞史>,就曾寫有專章,題曰"論明人詞之不振"①.吴梅之<詞學通論>亦以為"詞至明代可謂中衰之期"②,至於王易之<詞曲史>,則直指明詞為"入病"③.     

释名两则

<正>"筷子"命名新考"筷子"缘何而名?论者历来皆以明代陆容《菽园杂记》卷一所载"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之说为底本。其后所有论者皆以"箸"与"住"同音,行船忌讳     

杨慎《全蜀艺文志》对“仗节死义”之士诗文的选评

杨慎所编辑的《全蜀艺文志》,较为重视选录"仗节死义"之士的文章,如对唐宋巴蜀"忠谏"士大夫"谏诤章疏"之文,选录"表以出之",是对巴蜀传统文化的传承;对盛明"嘉定四谏"安磐、徐文华、程启充、彭子充等"端士""纯人"诗文的选评,是对自己及议大礼同僚的"遗直"品行的礼赞;对歌咏宋末元初合川钓鱼城保卫战中英烈诗文的选评,是对民族气节的弘扬。这些诗文既充分表现出杨慎编辑《全蜀艺文志》"扬四子之芬,而成一邦之史"的文化意图,又是杨慎超越时空的束缚,在精神上与这些直节之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从“士”的传统看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及知识分子的责任

中国古代的"士",对民族精神的传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孔子和鲁迅,始终坚持了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惟其义尽,所以仁至"的传统,担负了塑造和重塑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但现代意义的一些知识分子的社会人格发生了偏差,他们放弃了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铸造灵魂的使命,使我们民族面临失去精神定力的危险.我们重温"士"所负载的文化精神,意在促成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反思,使之勇敢地直面当代文明的挑战,为中华民族的兴衰续绝作薪尽之火.     

"敬道"礼仪

现在我们每年要在陕西省黄陵县举行祭祀黄帝陵的礼仪活动.这种礼仪与祭祀神灵的宗教礼仪不同,它表达的是后人对于有巨大贡献的历史人物的崇敬之情,表达人们对于认识把握了"道"的有道之士的景仰之情.其特点在于,它并不是崇拜神灵的仪式,而只是人们崇敬"道"的表现,它应该属于我国古代以来形成的"敬道"礼仪.     

明清之际的女性词人

<正>一序论"词衰于明",这几乎是研究词与词史之人的一个普遍共识。即如刘毓盤之《词史》,就曾写有专章,题曰"论明人词之不振"①。吴梅之《词学通论》亦以为"词至明代可谓中衰之期"②,至于王易之《词曲史》,则直指明词为"入病"③。但是就在这种认明词为衰落的普遍观念中,我们却应注意到在词之发展史中与此恰好相反的另一现象,那就是如果换一个性别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明代却正是女性     

论杨慎的“以词为曲”

以词为曲是明代散曲创作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时代风气对杨慎以词为曲产生了影响,而杨慎对以词为曲的主观倡导又反过来助推了明代以词为曲的创作风尚。杨慎以词为曲主要表现在其以词之格律入曲、以词之句法章法入曲和用前人词入曲(包括檃括、化用、袭用等)、以词风为曲四个方面,以此扩展了散曲创作的艺术手法,使其散曲风格呈现多样性的同时,更偏向于婉曲之风。     

恍惚的倫理 儒家觀想工夫論之源

正一前言:儒與齋戒我們如要論儒家工夫論的源頭,不能不牽連到儒家的起源問題。追溯先秦諸子的源頭,尤其追溯儒家之源,曾是民國學術的熱門議題。先是章太炎曾撰有《原儒》一文,~1文中提及"儒"有廣狹不同的三種說法:"達"、"類"、"私"之名。"達名"之"達"意指通達。儒者,術士之稱也,其含攝最廣。"類名"之儒意指懂六藝之學,以爲鄕幫楨幹之人。"私名"則意指儒家一詞的專門名稱,"儒"爲九流十家中的一家。     

因缘:入门“徐学”记

正一什么是"徐学"?要而言之,徐学是研究徐霞客的一门学问。徐霞客是徐宏祖的号。徐宏祖字振之,明末江苏江阴人。据明末浙江名士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载,因徐宏祖"天下畸人癖爱册……青霞括苍局于掌",故其尊师黄道周为他取号"霞逸",后来另一位浙江著名画家陈继儒给他取了流芳天下的霞客为号,这个号取之于《楚辞·远游》的"载营魄而登霞"一句。     

“喜上眉梢”瓷笔筒鉴赏

<正>笔筒是一种常见的置笔用具,"文房四宝"之一。一般呈圆筒状,材质有竹、木、瓷、漆、玉、象牙、紫砂等。笔筒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和较高的文化品位,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传世器物,大多是用瓷或者竹木制作的。对笔筒的明确记载始于明代,明代文人朱彝尊曾作《笔筒铭》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文震亨《长物志》笔筒专条云:"(笔筒)湘竹、     

蓬遠樓雜説

"文如其人"辨 余嘗考"海到無邊天是岸,山登絕頂我爲峯"之對爲閩省無名文人甘少潭所撰詩鐘,非林文忠少時所作,然聽者藐藐,世猶傳訛如故,"抽刀斷水水更流"也.殆俗皆信豪傑之士必吐屬非凡,而文士輩則腐唱酸吟,必不能臻此境界耶? 余則素不信"文如其人"之說,以爲詩品文風,皆可摹而幾也.明前後七子"人人關壯繆,齣齣大江東",地...     

作為文化意象存在的伊尹及其意義播撒

伊尹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賢相,不僅杰出於商王朝的成湯時代,而且豐碑於全部中國封建王朝史,其"因賢致聖"之功,不僅受到成湯"聿求元聖,與之戮力"①的高看,而且被儒家的偶像孔子以極高的道德推崇,并獲亞聖孟子給予聖稱的崇高評價②.至於自古及今以伊尹焉修德事功楷模者,無論居官還是為學,堪稱其數不可勝數,其言不可勝舉,故爾司馬遷《史記》卷三《殷本紀》雖旨在羅列契及有商一朝大事,却不惜以渲染的筆調稱其"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③.     

王守仁“四句教”新解

<正>在程、朱"道学"已为正统的明代,先前曾与程、朱"道学"相抗衡的象山之学,在长期"泯然无闻"之后,被王守仁所继承和发扬。他敢冒"天下之讥",一洗陆九渊"无实之诬",改变"是朱非陆"之"论定",以使"于今且四百年"的陆学,恢复其"圣贤之学"的地位。由于王守仁的这种历史作用,故后人把他和陆九渊并称为陆王"心学"。黄宗羲说:     

禁果,我所欲也

<正>伊甸,我所欲也;禁果,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伊甸而取禁果者也。永生,我所欲也;知识,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永生而取知识者也。——题记"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明代的魏学洢在《核舟记》中记载的雕刻大师王叔远可谓"技亦灵怪矣哉"。与之相较,当代美国也有这样一位技艺非凡的瓷雕艺术家克里     

《荆轲刺秦王》“既祖”新解

正《荆轲刺秦王》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这段文字就是著名的"荆轲刺秦王"故事中"易水诀别"一节。其中"既祖,取道"的"既祖"一词,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熟知的问题,不一定确知或深知,这里特提出来加以讨论。一、"既祖"之"祖"先说"既祖"之"祖"。     

清代安庆士子文化

<正>中国自古就有士,至迟在殷商西周时代,士人之名已见于文献,士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等级,士的身份是贵族。从内涵上考察,中国古代的士子属于士大夫,主要包涵以下两个内容:第一,指居官和有职位的人。《荀子·王霸》云:"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第二,指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     

十八世紀法國耶穌會士的“北京經驗”以《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爲中心的討論

十八世紀是法國耶穌會士主導西方"北京經驗"的時代.不管從來京耶穌會士的人數及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考處,還是從留下有關"北京經驗"文獻材料所占的分量估衡,法國耶穌會士在西方來京人士中均占有優勢.同其它國家傳教士舆羅爲教廷的密切關係相對有别,法國耶穌會士從其1700年成立傳教區以來,就自成一體,保持着自己内部比較密切的組織關係和通訊聯系.本文主要以法國 《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以下簡稱《書簡集》)爲考察對象,探討這一文本所展示的法國耶穌會士豐富的"北京經驗".誠如法國學者德爾尼所説:"這些書簡目前仍未失掉其重要意義.首先,它們具有歷史文獻的價值,而且也是中國在十八世紀曾對歐洲施加過巨大影響的見證."①歐洲學者對這些歷史材料頗爲重視,許多學者投入這項課題研究,詹嘉玲指出:"在歐洲保留下來的數量大得驚人的資料(它們在中國本土却很稀少,也很難得到),使之成爲一項整個歐洲大陸範國内的課題.這些檔案也形成了有關中國最古老的西文文獻特藏."②由於語言的障礙和材料的缺乏,現有的中文研究成果相對薄弱,中國學者最早專門研究這些文獻的是閻宗臨先生,他早年在法國撰寫的博士論文《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③對《中華帝國全志》和《書簡集》有較爲系統的研究和較多的利用.近期張國剛的 《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争——明清傳教士舆中西文化交流》、張西平的 《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舆西方漢學的與起》兩書亦闢有專節探討、研究《中華帝國志》和《 書簡集》,④篇幅相對比較簡略.其它相關成果多集中於法國耶穌會士舆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科技交流).⑤本文限於篇幅,主要發掘和解讀《書簡集》舆北京有關的材料.事實上,十八世紀歐洲的"中國熱"(Chinoiserie)舆法國耶穌會士在他們書簡、報告中對其"北京經驗"的濃重渲染,有着直接的關係.     

夏承燾與錢鍾書以《天風閣學詞日記》爲綫索

吴宓(雨僧,1894 -1978)先生《空軒詩話》有云:"始宓於民國八年(1919),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爲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今時閱十五六載,行歷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且喜衆之同於吾言."①同樣在1930年代,吴先生於清華園藤影荷聲館裹又說:"自古人才難得,出類拔萃、卓爾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當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輩中要推陳寅恪先生,在年輕一輩中要推錢鍾書,他們都是人中之龍,其餘如你我,不過爾爾!"②此話在超過一甲子後的今朝來看,名實相埒,洵非虚語.於月旦學人眼光這一點上,吴先生"誠有卓絕處"③,當得起朱自清先生"雨僧可謂知人"④的評語.     

"軟紅塵裏着新書"——香溪漁隱"鳳城品花記"與晚清的"花譜"

花譜,花譜,艶絕秦宫歌舞.幾多玉暖香温,惹得游人斷魂.魂斷,魂斷,紙上呼來如見. [清同治]羊城聽春樓主《調笑令》② 二十世紀的學者在研究清代戲曲評論著作--尤其是京劇在北京的強勁崛起之後的戲曲論著時,往往都要面對一個尷尬:清代的戲曲論著很不能說是少,至少是比曲論相當繁榮的明代在數量上多出許多,但是讓學者頭疼的是,其内容跟明代士人之熱衷於考字論調,校聲度曲的興趣卻很不一樣,往往很難準確地把它們定義爲戲曲論著.簡言之,這類論著關心(伶)人的性情容貌年齡比關心戲曲本身的曲詞唱腔要多得多,對伶人,尤其是伶旦的身世長相的品頭論足要遠遠超過對劇本或表演藝術的探討.相較於"空疏"的明代士人,清代學者在中國歷史上以治學嚴謹著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