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治学精神与中国古代北方文化

本文主要论述了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家学渊源、治学精神及其在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研究上的杰出成就。作者认为：陈寅恪先生特立独行,具有得天独厚的国学家传、游学海外多年而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语言功底,以及“续命河汾”、“吾侪所学关天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既达极深之度”的中华文化情结。他在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的研究上,尤其是在蒙古学、敦煌学、突厥学、佛学、边疆文化等方面,独开风气,成就灿烂,彪炳于世,垂范后来     

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及学术智慧

陈寅恪先生是公认的国学大师,他在古典文学、中国历史、佛教文化研究等方面造诣精深,成就斐然。其严谨的治学方法和学术论著中闪烁的学术智慧,早已为他的同辈学人推崇和肯定。     

“我是教书匠!”——陈寅恪大师风范

作为20世纪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对中国历史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毕其一生的“治学”和“教学”两个方面。有关陈寅恪的“治学”成果,海内外学人探讨已多,论述甚详;而对其耕耘教坛,数十年如一日执教高校课堂的“教学”活动状况,则研究相对薄弱,专文论述尚不多见。本文从现存陈寅恪的来往信函、朋友与学生的回忆等资料入手,围绕教学经历、教学态度、教学观念、教学方式、教学风范等内容试作探讨。陈寅恪早年游学日本欧美多所著名大学,1925年归国,次年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始了艰辛的大学执教生涯,至1969年去世。这43年的教学活动,可分为以下…     

胡如雷对陈寅恪史学的继承与发展

胡如雷是陈寅恪史学的继承者,他继承了陈寅恪索隐探微的治学方法,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和敏锐的洞察力,并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进一步拓宽了史料范围,重视新史料的挖掘与运用,主张开展跨学科研究,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余英时论陈寅恪

余英时的陈寅恪研究是其整个史学研究中的一部分。通过分析余英时对陈寅恪晚年心境的探讨和其在陈寅恪研究中反映出的特点与前后变化,可以从其他视域反映余英时的史学思想与治学路径。     

陈寅恪楹联创作分析

学术界关于陈寅恪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主要涉及其治学方法、文学成就及历史贡献等方面。而对于其楹联创作的研究,却少有人问津。该文认为陈寅恪楹联作品不仅具有深厚的感情色彩,其楹联作品的艺术特点也十分值得分析。概括起来,可以从修辞特点和用典特点两方面进行分析。同时,该文的目的即通过分析陈寅恪楹联来认识其隐藏在联语中的深刻意蕴。     

对花还忆去年人——以序跋作品考察陈寅恪的学术理路

史学巨擘陈寅恪对于其自身治学历程与学术理路,生命感慨与世事洞察的不少自述,均散见于为他人著述所做的的序言,以及略征旧籍参证的跋文、“书后”当中。这些文字既是在对原作者“了解之同情”基础上对其作品意义的深入阐发和推许,也是陈寅恪夫子自道以告慰友朋的一种途径。从而成为理解陈氏学术路径、治学精神与人生价值的重要资料。本文通过对收入《陈寅恪集》的数十篇这类文字进行解读,进而讨论陈寅恪的史学方法与史学精神,试图梳理出另一种可能近乎陈寅恪其人及其学说的解释模式。     

陈寅恪的读书之道

陈寅恪(1890-1969)是享誉中外的文史大师,是位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卓越学者。在史学上的贡献,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划时代的。其治学为人均达到极高境界,被学术界誉为“发千古之覆”的一代宗师。因此,了解陈寅恪先生读书的方法,对于我们现在的学习,具有重要意义。 1.博览广识。陈寅恪自幼受家庭熏陶甚深,即“欲纵观所末见之书”。十几岁时已读钱谦益《楞严经蒙钞》,小说弹词也无所不看,四部三藏之经典,能涉猎的,无不披览。不管是中文、外文还是少数民族文字,他都有研究。在德国留学期间,对于新的思潮认真接受,如马克思     

刘文典与陈寅恪学术交往述论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刘典与陈寅恪的交往是不容忽视的一页。在1927－1943年期间，从水木清华到西南天地，刘典、陈寅恪二人历家国之难、流离之苦，而交往不轰，严谨治学不改，民族气节不丧，确实难能可贵。二人的学术交流与惺惺相惜，有着牢固的基础。二人在学坛上留下的论道学艺的佳话，更是士林的一段美谈。     

陈寅恪论(中)

通过对陈寅恪学术贡献与学术观点的评估、对陈寅恪人特征与化取向的剖析、对陈寅恪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对全面评价陈寅恪的若干思考，可得出结论，陈寅恪存在理智与情感的尖锐矛盾，理智上能清醒地看到中国旧化必然歇绝的历史命运，情感上却无法摆脱对此化的深深眷恋。不仅陈寅恪的《诗集》，而且陈寅恪的全部作，都是对这一化的余音不绝的挽歌。陈寅恪的思想基础不是人本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他所追求和维护的不是“天下万世的真理”，而是囿于一时间(前现代)、一地域(封建中国)的终将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的纲常名教。陈寅恪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而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     

实事求是是科研的生命——读陈寅恪先生《某学生论文评语》

陈寅恪先生给学生的一篇毕业论文的批语,从论文材料的鉴别和引用、引用作品的版本、前人观点和自己观点的关系、句读与词语的使用等方面,体现了陈寅恪先生治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陈寅恪先生之所以成为大学者,是因为他有着实事求是的高远境界,即使在篇幅短小的文章中也会不期然而然地体现出学问大家的风范。     

陈寅恪论(下)

通过对陈寅恪学术贡献与学术观点的评估、对陈寅恪人格特征与化取向的剖析、对陈寅恪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对全面评价陈寅恪的若干思考，可得出结论，陈寅恪存在理智与情感的尖锐矛盾，理智上能清醒地看到中国旧化必然歇绝的历史命运，情感上却无法摆脱对此化的深深眷恋。不仅陈寅恪的《诗集》，而且陈寅恪的全部作，都是对这一化的余音不绝的挽歌。陈寅恪的思想基础不是人本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他所追求和维护的不是“天下万世之真理”，而是囿于一时间(前现代)、一地域(封建中国)的终将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的纲常名教。陈寅恪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而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     

谈陈寅恪的“文化历史主义”——读张杰、杨燕丽《解析陈寅恪》

从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和治史方法、“民族文化本位论”和文化批评的观点、家学(源以及受教育背景、心史研究和宗教史研究等方面来看陈寅恪的“文化历史主义”,可以说,其“文化历史主义”的本质便是一种“民族本位论”,一种站在文化的角度与立场上对历史进行的研究与评判,是一种通识理性的观点,也是一种研究中外文化的方法,对它的理解需要从多个角度来探讨,通过对“文化历史主义”的理解,也可以得出对今天文化建设的一些启示.     

陈寅恪对我们的启示——20世纪中国语文教育史散论(其一)

陈寅恪先生发表于1933年的《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鲜明地反映了他的中国文化本位思想,对《马氏文通》问世以来汉语语法学研究中的“格义观念”作了尖锐的批评,对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这封信中对“属对”这种中国传统的语文训练方法所作的分析评价,也有独到之见;在语文教育工作者深入研究中国语文的特性、探索富有民族特色的语文基础训练方式的时候,陈寅恪先生的见解是可资借鉴的。     

陈寅恪与藏学研究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国学大师陈寅恪的藏学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即：陈寅恪治藏学的缘起;陈寅恪的藏学功力;陈寅恪在藏学领域的论述对陈寅恪与中国藏学的关系作一“查漏补阙”式的论述。     

陈寅恪论(上)

陈寅恪存在理智与情感的尖锐矛盾，理智上能清醒地看到中国旧化必然歇绝的历史命运，情感上却无法摆脱对此化的深深眷恋。不仅陈寅恪的《诗集》，而且陈寅恪的全部作，都是对这一化的余音不绝的挽歌。陈寅恪的思想基础不是人本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他所追求和维护的不是“天下万世的真理”，而是囿于一时间(前现代)、一地域(封建中国)的终将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的纲常名教。陈寅恪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而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     

黄永武先生与敦煌学及其敦煌唐诗研究之成就

黄永武先生是敦煌学界较为特殊的一位学者,既在文学创作上,以独树一格的优雅风貌而称著文坛;又在小学、经学、中国诗学等诸多学术研究上有所成就。尤以中国诗学的研究成果最为卓著,学林共称。他在敦煌学方面也是贡献良多,特别是在敦煌文献的编纂与敦煌唐诗的研究上,更是影响深远。文章介绍其学术简历,藉以彰显其学术背景,论述其总体学术成果与特色;说明其对敦煌文献编纂工作的贡献,析论其在敦煌唐诗研究的重要成就,以及其他有关敦煌文献丛考的具体呈现;并附录黄永武先生敦煌学研究论著集目,以供学界完整之参考。     

陈寅恪的“四不讲”

国学大师陈寅恪治学面很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此外,陈寅恪的讲课也是一绝。他每次上课,都夹一个蓝布包袱,把包袱打开,讲义、参考书摊在桌上,基本不看。然后侃侃而谈,引经据典,古今中外,海阔天空,滴水不漏,史料、引文的出处,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作者是谁,哪个版本,多少页,真像一个活的图书馆。     

东方学背景下的敦煌学

“敦煌学”一词,一般都认为是陈寅恪于1930年首先提出的,后来发现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使用“敦煌学”的材料。从敦煌学的发展、影响、实际效果和“敦煌学”一词的术语化过程来看,说陈寅恪是“敦煌学”的首创者是没有问题的。需要正视的是,在陈寅恪之前,石滨纯太郎已经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因而有必要探讨敦煌学出现的背景,即当时国际学术的潮流是东方学,而东方学又是在西方对东方的侵略或占领下逐渐形成的一门学科,具有殖民主义的成分。虽然东方学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敦煌学也是在西方殖民背景下提出的,但不能因为提出的背景而否认其科学价值。     

《敦煌艺术十讲》评介

2007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赵声良博士的敦煌学专著<敦煌艺术十讲>,该书从多角度、多层面研究和探讨了敦煌艺术,内容涉及敦煌石窟壁画、彩塑艺术以及敦煌写本书法艺术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对敦煌艺术的认识理解,并以敦煌与中国文化交融的视角,阐述了敦煌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作者将敦煌艺术、中国文化艺术与史迹交替呈现,为读者理清了敦煌艺术与中国传统绘画的脉络及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