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目光下的城市叙事--以师陀《结婚》为例

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时,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城市作家或现代派作家身上,而对乡土作家或具有乡土文化倾向的作家则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但后者的城市叙事恰恰形成一个独特的层面,可以与城市作家或现代派作家共同构成对城市叙事的现代性张力。本文以《结婚》的审美局限为切入口,从作者对城市的价值选择、审视角度、城市形象“寓言化”几个方面探讨了乡村作家在城市叙事中的文化倾向与道德特征。     

论曹乃谦乡土小说的叙事艺术——以《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为例

当代山西作家曹乃谦是一位立足“乡土”,关照“乡民”,还原“乡村”的作家。《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一温家窑风景》是由30个中、短篇小说构成的一部长篇。结构看似松散,主题则一以贯通,表现出新颖而独特的叙事艺术。传统的叙事结构,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本土化的叙事话语和苍凉古朴的叙事风格构成曹乃谦新乡村小说叙事艺术的基本特征。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小说中的乡土叙事探究

英国文学史上的乡土叙事从古英语文学时期就开始了。到了维多利亚时期,出现了很多乡土叙事小说,盖斯凯尔夫人·乔治·艾略特、托马斯·哈代等作家纷纷在作品中描写乡村景观,表达对田园牧歌时代的怀恋。乡土叙事在维多利亚时期是一个普遍的叙事形式,有其内在的特点和规律,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心理机制。诗心和童心的紧密联系是作家书写乡土记忆的原因之一。此外,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是另一动因。     

乡土中国的恒与变——《呼兰河传》与《小鲍庄》的对照解读

乡土大地历来是中国现当代作家创作不息的源泉,在这些以理性精神观照乡土社会的作家中,笔者选取了萧红的《呼兰河传》和王安忆的《小鲍庄》进行对照解读,以"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乡村书写、"乡土美"的诗画建构、童养媳的不同命运和生命亮色的恒与逝四个方面为切入点,力图从时间维度探寻乡村社会的恒与变,作家关注点的同与异等现实问题,以对具体文本的拆解分析探讨现、当代文学中乡土叙事的精神内涵。     

从“百草园”到“后花园”:论现代乡土童年书写的精神底蕴

从五四起始的现代乡土童年书写,追怀作家童年时代的生命经验与人事见闻,对已逝的童年乐园的忆念多源于现实中成年人生的困境.从鲁迅童年的“百草园”到萧红童年的“后花园”的记忆书写中,寄寓了作家的生命理想,也蕴藏其“失乐园”的沉痛.萧红在表现的深广度上体现了与鲁迅相接的精神底蕴,不仅传递着“励己”及“立人”的渴望,而且对个体生存和整个人类命运之荒凉底色有着深邃的洞察.现代作家的乡土童年书写大多体现了对“失乐园”的清醒意识和力求振拔的内心挣扎.     

近十年来乡土小说故事形态探析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当代小说的形式意识开始觉醒,一些年轻的小说作家开始了小说形式革命。“先锋小说”出现,小说中“故事”隐退。大约十年以后,90年代中期“故事”又去而复归。从那时到现在,十多年来,乡土小说中的故事形态呈现出两种主要趋势：（一）讲求情节,注重故事;（二）淡化情节,书写情绪。乡土小说创作表现出成熟的姿态：一方面以最具“民族特色”的面目展示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又以开放的胸襟汲取西方叙事艺术,开拓出了—个个新颖独特的艺术形式世界。这种趋势反映出作家的创作心态趋于稳定。     

民族志视野与战时中国文学乡土叙事研究

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乡土和农民往往承载了沉重的民族、历史想象,尤其是在血与火的战争时期和激烈的文化转型期,乡土文学通过其深切的生存母题、隐喻模式、强烈的现实相关性和在文化表述中的重复使用,而成为一种具有高度修辞功能的情感力量,也是现代中国人接续文化传统、连通集体意识、呈现现代困境和政治忧患的重要途径。将文学性的乡土叙事与民族志联系起来考察的方法．基于“写文化”层面的跨学科凸显和“修辞”研究获得的科学性地位．通过清理乡土诗学与文化政治、乡土叙事与民间经验及“民族一国家”想象的细微关系,有助于理解、解释现代民族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修辞幻象”及其“诗性逻辑”。     

十七年文学与“风俗化”叙事伦理——以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为个案的考察

“十七年”时期,受主流意识形态和时代审美风尚等的综合影响,文学领域形成许多叙事伦理的“风俗化”现象。与显性的主流意识形态以文艺政策、领导权等形式形成的规范性影响不同,“风俗化”叙事伦理是以隐性的潜规则形式影响文学的书写与发展的。作为共和国文坛第一个公案,《我们夫妇之间》的被批颇具代表性,小说的知识分子道德叙事非正当性、日常生活的非“斗争”伦理,和在“城市”与“乡土”对比书写中作家对“乡土”道德优越性的漠视,是其获罪的根源。“风俗化”叙事伦理对文学的影响是潜隐的,往往显得更深刻。从“风俗化”叙事伦理对文学的影响和形塑中,可以看到当代文学史结构性转换的某些基本脉络。     

大地丰收的生与死--赛珍珠《大地》与叶紫《丰收》中"土地"意象的原型探究

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凭借《大地》三部曲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与此同时，中国作家叶紫也因《丰收》确立了其在“中国乡土小说”界的地位。两位作家尽管有着巨大的差异，但他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农民生存、土地价值等方面却有着一致的精神观照。他们作品中的“土地”意象蕴涵着“死亡与再生”的原型主题，这一主题是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通过文学作品流传至今的。这对于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研究十分有益。     

乡村振兴故事的自媒体短视频叙事——兼论新农人“川香秋月”VLOG的主体性建构

自媒体短视频以跨越文字表述的超文本形式,超越了传统乡土中国文本表述的边界。自媒体短视频的可视化特征介入乡土后,镜头所形成文化的大众化/群众化趋势日益增强。自媒体短视频镜头语言生成了乡村振兴战略下乡土中国故事叙述的新维度,自媒体短视频在表现/记录的功能之余,也彰显表述乡村振兴故事的叙事路径。借助自媒体建构的乡土叙事指涉了乡村振兴的叙事内涵(劳动)与叙事主体(新农人)的本质。从“川香秋月”的典型性出发,可以观察到乡村振兴劳动叙事的真正内涵与叙事主体“新农人”的文化身份建构路径。     

五味杂陈的中年人生--浅议王新军的《警察与美女》

擅长乡土叙事、已过不惑之年的西部作家王新军寻求着创作上的突破和创新，中篇小说《警察与美女》用略显俗套的标题阐释着严肃深刻的人生命题———“人到中年”的“取与予”和“常与变”。作家叙写着日常生活的琐细、庸常，透过这些“一地鸡毛”式的生活细节，人们体会到的是发自内心的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小说同时也实现了与当下现实的对接，诸如社会变革大潮中道德标准的规范或重建，拷问司法公正、呼吁政法队伍廉洁自律等都是小说里涉及到的重要命题。     

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乱伦”叙事

乱伦是人类明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化命题,也是古今中外学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叙事母题,它触及到人类集体深层心理和明进化程度。本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的“乱伦”叙事为论述取向,通过对其中的“乱伦欲望”、“原罪意识”和悲剧形态的解析,进而阐释了乱伦现象和乱伦禁忌在给作家们预设了足够的化想象力和历史批判意识的同时,也为学创作提供了巨大的创造性冲动和难得的叙事资源。     

寻根·拔根·扎根——90年代以来新乡土小说的流变

在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背景下,小说家们在20世纪末前后以一种闯入意识暗区的美学冲动表达着他们内在的文化焦虑。截取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创作。并使其与80年代文化“寻根”进行精神脉络的衔接,能使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围绕着根性内涵的演变而清晰呈现出“寻根”、“拔根”、“扎根”的精神探求特征和文化命题的衍变。这对当代乡土小说的研究无疑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研究时段与内涵主线,显示了其难以替代的研究优势与价值。探察90年代乡土小说．以“寻根”为研究起点,以根性内涵的演变为研究视点,可以使我们获得双向的重要收获：对内,我们可以把握到小说家扎根民族、民间文化的精神向度与审美追求;向外则可以获得促成90年代乡土小说演变的历史、文化语境．把握到这种转型不仅与当代乡土中国的现实变革有关,其中所涉及的文化命题还有其普泛意义。     

从个体历史叙事到家族史叙事——新时期文学村史叙事及其探源

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在对农民和乡土的叙事中,显现出由“家族”叙事向“村史”叙事演变的趋势,产生了类似于村史或准村史类的丈本。村史文学的发生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从80年代初的个体历史的叙事,到寻根文学的虚化个体历史叙事,到80年代中期的后寻根小说热衷于乡村的“前”家族历史,再到90年代初《白鹿原》等的家族史叙事,最后演变到90年代未、21世纪初的村史叙事。村史叙事及其文本诞生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也意味着民间话语与民间文化的强烈的生存意识。     

路遥小说中的母亲叙事

路遥小说塑造了当代文学史中经典的女性群像,但作为文学重要母题的母爱叙事几乎处于“空白”,叙述中即使有母亲在场也处于“失语”状态。一方面作家客观地再现了当时社会女性的真实处境,另一方面也是作家成长经历中缺失的母爱体验使然。作家笔下尖酸刻薄的城里母亲形象和宽厚朴实的农村母亲形象的塑造及作家的情感倾向是受到乡土情结的影响。     

二十世纪乡土散文的嬗变

20世纪散文中，乡土散文始终占有重要位置，现当代作家创作的乡土散文有共同的内在品格，也有不断生成变化的不同的因素。首先，在写作乡村题材的作品时，他们都已离开乡村，出走造成了压力和精神张力。现代乡土散文作家是在承认“乡下人”立场的前提下时时进行精神回望的：其次，就作家笔下的乡村图景而言，现代作家的描写是丰富而复杂的，但都抱有一种悲剧情怀，当代乡村散文经历了从诗意赞美到多种情调共存的过程；再次，现当代都有一些作家有意在乡村描写中寄寓自己的生命理想，表现了具有形上意义的家园之感。     

“五四”新文化的外向化形态

他剖学，自剖学与民族自剖学分别从内倾，外向与寓言角度构建了“五四”主流学的形态群落，他剖学关注国民性的改造，具有鲜明的启蒙主义色彩，对于国民生存状态的焦虑主要体现为“哀”与“责”的情感定位，中国封建化为其制度发展出一套非常严密的精神控制体系，并且不断得以强化，以致成为社会生活中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这多少让他剖学的作家体味到某种无奈与苦涩，而“奴隶”与“奴才”的人物类别则是此类学的特有景观，体现出中国化潜在的精神；他视角的学算什么叙事特点，表征了作家的离与非离的游子状态。由于他剖学作家对于中国社会的总体认识的先在性，这类学作品在主题的表面等方面就带有一种预设性，或主题先行性，这虽是历史要求与作家命使然，但也常常为唯美的学批评家所诟病。     

重建内心的真实——论先锋小说的叙事伦理

叙事伦理是衡量小说精神指向的重要维度,也是作家个人价值观的表达方式。1980年代后出现的先锋小说更新了当代文学的集体伦理,使之转向表达个人生命体验的个体伦理。先锋小说通过对传统历史、欲望、命运观的重构,呈现出作家内心的真实世界,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叙事伦理的转型。     

论贾平凹文化人格的“自我”型构

贾平凹的乡土书写具有精神自传色彩,也是他文化人格的自我型构过程。商州成全了贾平凹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从《浮躁》到《秦腔》,作家以自我写作的身份和姿态来书写乡土,饱含着赤子贾平凹对乡土和农民的大爱与大恨,交织着作家自救与他救的双向文化人格。三十余年的乡土写作生涯正是贾平凹文化人格的型构过程,农民作家的写作身份承担着拯救自我与告慰那行将被遗忘的乡土以及承受着被撕裂的人生伤痛的人们的责任使命,具有人情与文情相一致的品格。     

传统乡土精神的皈依--试论沈从文《边城》和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

沈从文的《边城》和萧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两部作品,是两岸作家描述纯美乡土生活的经典之作。从这两部相似的小说入手,讨论大陆与台湾作家笔下“桃花源”般的乡土社会,分析沈从文与萧丽红相似而又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心理,有助于探索传统乡土社会的精神皈依,探寻两岸作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为重构文化所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