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义利观及其当代意蕴

王安石的以义理财和义利统一的义利观为其施行变法改革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传统的义利观被他赋以新的内涵,使其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也因此招致理学家们的反对.他的义利观具有那个时代的特色,毕竟是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强的入世色彩.义利观归根结底是社会各阶级之力量对比及经济利益在道德领域的反应.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个人利益主体,也没有形成近代功利主义追求个人利益、个人幸福的义利观,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深度剖析王安石义利观的思想内涵,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义利观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王安石义利观的时代特色

王安石的义利统一和以义理财为主要内容的义利观为他的变法实践作了理论准备。他给传统的义利观作出了新的解释,赋予了新的内涵。这在中国伦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王安石遭到理学家们反对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他的义利观属于他的那个时代,从而具有那个时代的特色:他的义利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入世色彩。     

解读司马光<与王介甫书>兼论王安石回信

本详细解读了司马光《与王介甫书》的内容和作写此信的心理轨迹，同时论及了王安石回信的特点及其成为千古名篇的原因。     

关于王安石、司马光“民本思”的若干思考

面对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政治家王安石和司马光均从“民本思想”出发试图挽救当时的危机,司马光站在史学家的角度,以历史的长远眼光出发重于“安民”;王安石以一个变法家的身份提出了封建统治者更高层次的追求——“富民”。针对各自的思想,二人提出了不同的手段和措施。他们民本思想的理论都根源于孔孟,司马光在阐述时杂糅了“黄老思想”,而王安石则带有法家功利主义的色彩。两人有着同样的出发点,殊途却没有同归,他们在政治上走向了反面。     

论变法中的司马光

司马光“一生无不可对人言者”,从不做口是心非之事,司马光不是“保守派”、“守旧派”,他的改革主张曾开北宋中期变法之先河。他强烈要求变革赵宋立朝以来的“三冗”、“两积”、“滥赏奢用”积弊,在变法的切入点与如何改的问题上与王安石政见有异。对新法颁行后出现的弊害,他力行罢废,操之过急,犯了与王安石同样的毛病,有得有失,应具体分析,不应以王安石划线,对其妄加诬罪。     

以“理事关系”为视角探究王安石和司马光针对强兵政策的论争

唐宋变革后,士人成为政治参与的主力,因对“理事关系”理解的不同,形成两种思维模式。思维模式的不同,影响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处理问题。以北宋中期为例,朝廷苦于国用不足和兵农不修等问题,宋神宗即位后,重用王安石发动变法,由朝廷主导,将改革焦点放在打击既有豪强对资源的垄断。分别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为首,在汴京和洛阳聚集了两批士人,他们对如何改革时局形成了两种不同论述。在不同的学术倾向或政治态度的背后,反映了新入体制之士人协助君主和士绅阶层对资源的争夺。熙宁变法时的政策论争,大致便是源于此一背景。王安石和司马光论政的差异并不在于变革与反变革,而是变革幅度以及朝廷角色的设定不同。在“为与不为”的议题方面,王安石和司马光分别主张“主动”作为与“被动”作为;在“如何而为”的议题方面,王安石和司马光分别强调“扩张”和“节制”的行动策略。在熙宁变法的强兵政策中,两人大致维持一贯的特色。对保甲法的态度最能体现两人基于“理事关系”的思考和论政。     

王安石变法时期苏轼不属于保守派－－王安石、苏轼经济思想之比较

王安石锐意革新，倡行新法，与之同时的苏轼在理财观念、商业贸易、摧抑兼并等方面与他的思想基本一致，因而传统观念把苏轼斥为保守派人物是很不恰当的。一方面，苏轼对新法中的疏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另一方面，他又对新法中的合理笥因素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尤其是在坚持或废除新法这一场大论战的关键时刻，他更是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支持新法的观点。因此，苏轼应该视为经济改革中的稳健派人物。     

先秦儒家义利观评析

儒家义利思想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发展有着自身的内在理路。孔子、孟子、荀子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以“仁”、“义”、“礼”为核心的义利观思想,其作用至今仍影响着中国社会。     

论社会主义义利观

义利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基本关系,也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树立和坚持社会主义义利观、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义和利的相互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20世纪中国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

20世纪中国学术界对宋代改革家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 ,经历了清末、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5 0年等几个时期。清末 ,学者开始运用西方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以探讨 ,其开拓者是梁启超。民国时期 ,这一研究逐步受到重视。 195 0至 196 5年 ,大陆学者高度评价王安石 ,充分肯定其变法的历史作用 ;“文革”期间 ,研究实际上已经停止 ,并且被肆意歪曲 ,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 ;“文革”后 ,研究步入正轨 ,研究队伍不断扩大 ,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有进展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王安石人才思想及其对当前教育改革的启示

王安石十分强调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主张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实用人才,并为此提出了一整套的关于人才培养、选拔和任用(“教、养、取、任”)的思想。他的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有其重要的意义,当前教育改革的深化、教育兴国战略的实施.都能从中得到一定的启示。     

王安石创建“荆公新学”与改革科举和教育

“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理论基础。在变法期间，王安石对选拔人才、培养人才的科举与教育亦非常重视。关于科举制的改革，可以概括为“变声律为议论，变墨义为大义”；关于教育学校的改革，首先是立太学三舍法，其次是设立武学、律学、医学等专科学校，在培养学生的方法上，注意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司马迁的君臣观

在倾注了自己一生心血所著的《史记》中,司马迁通过对不同君臣关系的描写,表达了他的君臣观。司马迁向往一种君臣和谐的关系,主张君臣平等,君王应有容人的气度,君王有过失,大臣应犯颜直谏,面对昏君暴君,大臣应有自己的分析和选择,不应愚忠。司马迁的君臣观与孔孟的君臣观相近,闪烁着民主性的光辉。     

行政权力与社会经济运作之间的关系--王船山经济法律思想研究之一

王船山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不要过多地干预经济运作,让每一个人都凭自己生存的本能最大限度地追求高质量的生活。让农民“自耕而自入”,建立合理的经济秩序,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王船山的这一经济法律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浅析司马光的人才思想和用人智慧

人才是国家的栋梁,人才的得失事关国家的兴衰荣辱,人才思想是司马光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司马光在总结了历代治乱兴衰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人才思想,其主要思想包括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德才观"、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观点和度材而授任,随材用之而久任的观点等。     

“篡汉”与“禅让”之间的紧张——关于王莽代汉及其历史评价的研究

“王莽篡汉”是中国政治文化史上的一大冤案,通过追溯王莽代汉历程中的政治文化演变并分析其禅让论同之前禅让论的关系,可揭示出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两种政治原则之间以及儒生同世袭权力者之间的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