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产业培育政策传导机制的系统分析--兼评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政策

基于系统失灵观分析新兴产业系统结构性缺陷与运行效率低下的原因,提出新兴产业培育的政策传导路径模型。研究了新兴产业系统要素完善与系统运行优化的“政策内涵—政策功能—政策目标”传导机制,指出在系统要素完善目标上,政策设计的功能定位是产业主体孕育与产业资源供给;在系统运行优化目标上,政策设计的功能定位是基础设施配套、产业制度完善、交互关系优化及成长能力提升。针对中央、省级、市级三层面政策文件的分析,发现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政策存在政策功能结构性失衡、政策内容执行性不足、政策主体协调性不够等问题,基于此提出新兴产业培育政策的优化建议。     

自主创新人才队伍政策关联性研究

本文结合政策分析方法和调研数据,系统分析《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及其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中人才队伍建设部分的政策关联性。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已经初步建成自主创新人才队伍政策体系,但还存在部分配套政策与实施细则不一致、某些实施细则不能有效支撑配套政策等问题。为建立规模宏大的创新人才队伍,我国应该规范自主创新人才队伍政策相关概念和标准,培养并引导创新人才向企业和农村集聚,建立健全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人才激励机制,完善创新人才流动配置机制。     

加强四川省自主创新能力的政策研究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自主创新能力已成为区域竞争力的核心.四川省自主创新已有良好基础,只要政策正确、措施有力,必能克服瓶颈,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四川省又好又快发展、建成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的目标.     

推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研究

通过对财政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分析,介绍了部分国家推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针对我国现行企业自主创新财税扶持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推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建议。     

企业技术搜寻行为与自主创新能力共演机制仿真研究

以系统观、知识观和能力观为基础,构建触发因素→技术搜寻→自主创新能力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量化触发因素、技术搜寻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关系和仿真模拟发现企业技术搜寻行为与自主创新能力的共演机制,在环境动荡性与创新意愿两大动因作用下,企业技术搜寻行为与自主创新能力共演过程有交互式和非线性特征;伴随自主创新能力从基础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超前技术搜寻、新兴科学技术搜寻和新兴经验技术搜寻的作用逐渐增大,而成熟技术搜寻作用不断降低;环境动荡性对自主创新能力有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创新意愿对自主创新能力有正向调节作用.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培育机制研究

自主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立于不败之地的不竭动力.目前我国企业从总体上来看仍然处于技术创新的初级阶段,主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确立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导作用,提升企业能力,加快建设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努力实现新技术的产业化;同时要发挥政府的战略导向、综合协调和服务功能,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创新环境.     

中国自主创新政策:演进、效应与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激励自主创新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演进,演绎着中国重构科技体制、建立研发投入机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构建全面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历程,反映了中国建构自主创新政策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阶段性改革过程.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实施,在创新投入、创新产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区域创新能力协调发展等方面产生了不同的政策效应现象.     

创新政策:作用路径与机制研究——基于创新系统的视角

创新政策是推进创新活动开展、促进创新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对相关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主要遵循Wieczorek和Hekkert的研究思路,指出我国创新系统主要面临创新主体缺失、创新主体能力不足、创新环境有待优化这3个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创新政策的传导路径模型,研究创新政策的"政策内涵——政策功能——政策目标"作用机制,试图为创新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提供理论指导框架。     

企业技术搜寻行为与自主创新能力共演机制仿真分析

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搜寻行为进行细分,有助于企业寻求适配其自主创新能力发展阶段的技术搜寻策略.以系统观、知识观和能力观为基础构建"触发因素→技术搜寻→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利用Vensim软件对该模型进行仿真模拟,发现企业技术搜寻行为与自主创新能力的共演机制:(1)在环境动荡性与创新意愿两大动因作用下,企业技术搜寻行为与自主创新能力共演过程具有交互式和非线性特征;(2)伴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从基础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超前技术搜寻、新兴科学技术搜寻和新兴经验技术搜寻的作用逐渐增大,而成熟技术搜寻作用不断降低;(3)环境动荡性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创新意愿对自主创新能力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在实践中企业需要根据自主创新能力发展阶段匹配相应技术搜寻策略,在技术搜寻过程中加强知识积累,注意自身内部调整与外部环境平衡,以及制定实施积极的创新意愿引导策略等对策建议.     

广州自主创新政策环境建设的思路与对策研究

在对广州自主创新政策建设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借鉴欧盟的创新政策框架提出了广州自主创新政策环境建设的框架和建设思路,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不同层次创新主体自主创新策略研究

 本文分析了自主创新的内涵与实现形式，研究了超大型、大型、中小型企业的特点以及对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种自主创新实现形式选择实施的策略，最后阐述了对不同层次创新主体自主创新梯度发展策略。     

专利联盟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方式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浙江企业的调研数据,从联盟动机、合作方式和成果形式等方面实证分析了专利联盟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方式。实证结果表明获取技术领先优势和提升产品竞争优势的联盟动机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有着积极作用,"技术+技术"和共建研发机构的合作方式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市场融合、技术融合和专利融合的成果形式更有利于联盟活动的开展。而专利联盟作用的发挥更是需要有效的政策措施来加以引导保障,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可以确保专利联盟高效地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高新区自主创新体系运行机制

对高新区的7大运行机制即市场选择机制、政府支持机制、自主创新机制、合作竞争机制、科技资源配置机制、技术创新协调机制和技术创新激励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高新区自主创新体系必须通过运行机制的激发和调节才能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从而产生出更多的创新成果。     

加计扣除政策、研发操纵与民营企业自主创新

 基于2008-2017年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创新数据，从研发操纵视角，实证检验了加计扣除政策对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加计扣除政策激励了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而研发操纵抑制这种激励效果；（2）随着加计扣除政策2013年和2015年的两次修改，民营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得到一定治理；（3）研发操纵在盈利、非家族、非高新技术及税收监管弱的民营企业中更显著。本研究不仅为税收政策引发的激励扭曲效应提供微观证据，还为完善加计扣除政策提供建议。     

开放式创新对创新政策的影响——基于创新范式的视角

开放式创新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兴起,相关创新政策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通过梳理开放式创新概念的发展脉络和各国实践,重点比较它同中国目前主要采用的系统创新范式之间的异同,并探讨从系统创新范式转化为开放式创新范式所需要的政策设计原则和政策框架。在中国,开放式创新实践逐步出现,但现有的政策工具无法有效激励该创新模式。在创新范式转型的情况下,创新政策设计需要有两点变化:一是在现有创新政策体系中引入开放式创新理念,丰富金融政策、税收政策等"奖励"式政策工具;二是政府应通过公共知识库的建设进一步激发私有部门自下向上的创新动力。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开放式创新源管理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不是一个封闭式过程,我国企业需要以开放式的心态,寻求各种创新源,提升企业创造力,增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创新方法应用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路径研究

以山西创新方法试点企业为研究对象,首先基于文献概括与提炼,建立了创新方法推广应用的驱动力框架模型,然后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采用包括实地访谈和二手资料收集、数据编码、研究分析等手段,分析创新方法试点企业的创新方法推广应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剖析企业内外部因素对企业创新方法推广的驱动作用,根据政策需求探讨创新方法推广应用平台的构建策略,并验证了创新方法推广应用的驱动力框架模型,最后提出从战略规划、政策需求与推广应用平台、行为举措三方面推广应用创新方法以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路径,为促进企业创新方法推广应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     

企业自主创新的可拓创新模型构建与应用研究

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关系到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文章分析了创新方法是企业自主创新的根本之源,在介绍可拓学理论和可拓创新方法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可拓学的企业自主创新模型与实施平台,最后通过可拓创新思维与方法的培训及可拓学在奥运营销中的应用案例,分析了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方法研究的新途径。     

基于资源集成的自主创新模式辨析

在对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三种主要创新模式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创新模式——基于资源集成的企业自主创新模式;构建基于资源集成自主创新模式的理论及过程模型,对基于资源集成的自主创新与集成创新这两种模式进行比较;最后,提出自主创新导向下企业内部资源集成和外部资源集成的途径。     

中国模仿创新与自主创新历程——追溯儒家伦理动因

 文章从模仿创新与自主创新思想的角度，对中国科技发展史进行了划分，即以自主创新为导向的古代，以模仿创新为导向的近代，以及模仿创新与自主创新并存、并明确提倡自主创新的现代等三个阶段，并对中国科技发展史中所体现出的创新模式变更原因进行伦理追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