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题画诗研究综述

杜甫的题画诗是杜诗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具有鲜明的特色,对后世题画诗创作影响深远。从杜甫题画诗与唐代绘画史研究、杜甫题画诗的“首创”问题、杜甫题画诗艺术创作手法、杜甫题画诗美学思想、杜甫题画诗情感蕴含与杜甫题画诗和他人相关作品对比六方面梳理现当代学者对杜甫题画诗的重要研究成果,从杜甫题画诗对后世画家绘画与诗人题画诗创作的影响两个角度为未来研究提供可能的方向。     

论杜甫咏怀诗的和谐思想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杜甫受中国和谐文化影响最深,和谐文化在杜甫的思想与诗歌中有强烈体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杜甫精神主要指他的忧患意识、民本思想、自觉的社会良知与社会道德情感,在杜甫理想的社会蓝图里,始终贯穿着社会和谐思想观念。杜甫咏怀诗透视了他的精神主旨,探讨杜甫咏怀诗与中国和谐文化的密切关系,对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论杜甫对春景诗的开拓

杜甫的春景诗共有四十多首,除了沿用传统的主题外,杜甫用春景诗来表达思归与忧国之情,这是对春景诗主题的新开拓。这与杜甫所处的年代、杜甫的个人经历与追求有关。这种开拓对后世诗人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巴蜀文化与杜甫的诗意空间

巴蜀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杜甫巴蜀诗在杜诗中占相当大的篇幅,与杜甫长期流寓巴蜀、受巴蜀文化影响关系甚密。巴蜀文化的独特性丰富了杜甫的诗歌创作,极大地拓展了杜甫的诗意空间。杜甫巴蜀诗不仅展示了巴蜀的自然风物、人文地理、风土人情与巴蜀人的文化人格,而且将巴蜀文化与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有机结合,使其诗意空间更具丰富性、深刻性。     

基于家国情怀教育的初中语文诗歌教学探索——以杜诗专题教学为例

诗圣杜甫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作是我国艺术宝库、思想宝库中的瑰宝。杜甫的心路历程与国家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在杜甫心里,家就是国,国就是家。这便是他诗中的家国情怀。教师可采用专题教学的方式来讲解杜甫的诗作,让学生了解不同时期杜诗的特点与思想内涵,更好地理解与传承杜甫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与家国情怀。     

难民与诗圣——余光中笔下的杜甫

基于一种情不自禁的文化孺慕和历史归属感,余光中以特定的视角,在《湘逝》、《不忍开灯的缘故》与《草堂祭杜甫》中,为杜甫塑造形象。余光中造像时,特重杜甫的内心世界;其《湘逝》一诗,更以第一人称的＂独白＂方式叙述,与咏写其他诗人用示现呼告——以＂你＂直呼——的＂谈心＂方式不同。这种更贴近余氏自我的手法,隐约有说杜甫就是谈自己的意涵,更显示杜甫对余光中的意义非凡。余光中用杜甫最脍炙人口的诗句,加以点染转化,为诗圣塑像,因为这些诗句就是杜甫的＂符号＂,最切合杜甫本人。杜甫暮年栖栖遑遑往来于山城、泽国间,余光中从情、理两端,设身处地去揣摩杜甫的心境,刻画非常细腻。他凭一样＂向北的心情＂（就是北望中原的思归之情）,以＂安史之乱最憔悴的难民＂与＂历史成就最辉煌的诗圣＂之强烈对比为主轴,咏写杜甫,与一般添彩附丽的颂歌不同。     

二李一杜交游笺识──兼论李邕对杜甫的影响

李邕是唐代在各个方面对杜甫具有较大影响的一位文学家。学术界对李白、杜甫与李邕交游的时、次，历来众说纷纭。本文认为：李白与李邕的初识在天宝四载的北海，杜甫与李邕的初识则在开元二十九年的洛阳，其后，三人并于济南共与“齐州盛会”。杜甫在思想行为、文学创作、艺术审美方面、均受到李邕程度不同的影响。     

佛禅与杜甫的思想关系探析

佛教思想是杜甫思想中的重要部分，其中的劝善、博爱与儒家的仁民爱物在杜甫思想中达到一种互补和融合，特别是在晚年，成为杜甫重要的思想资源，丰富了杜甫的儒学精神。本文试从作品入手，对杜甫的思想作一些分析。     

郭沫若论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对李白与杜甫的评价和态度,不少人认为是扬李抑杜.文章认为,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从郭沫若对李白与杜甫的一贯态度和总体评价看,可以说,他一生对李白始终是偏爱和崇拜的;虽然不甚喜欢杜甫,但对杜甫也是尊敬、肯定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作<李白与杜甫>,强烈地表现出扬李抑杜的倾向,那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的思想逆转,有其复杂的原因,并不能代表他对杜甫的总体评价."文革"结束以后,他又回到了肯定杜甫及其诗歌的正确立场.     

杜甫的京城诗与长安京城文化

杜甫与长安的关系,在杜甫与特定地域的关系中,是最重要的一个。杜甫在京城诗中展现了长安的文化景观、人文环境。同时,长安京城文化又激发了杜甫的创作激情,提高了诗歌的思想价值,这两者相映相生,使其逐渐形成"沉郁顿挫"的诗风。     

杜甫去蜀原因探微

杜甫去蜀原因，一直是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传统说法有三：一是“东归江陵”说，二是武“欲杀甫”说，三是“武卒”无依说。笔根据杜甫一生的政治思想、生活状况及归乡之志分析，认为传统众说皆不符合事实，杜甫去蜀的根本原因应是“出仕为郎”。     

杜甫入蜀前后家事诗创作简论

由陇入蜀,在杜甫的政治生涯、家庭生活和创作历程中是一个重要转折。入蜀前的家庭苦难和入蜀后生活上的相对平静在诗人的家事诗中都有较具体的反映。此外,由陇入蜀,杜甫家事诗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入蜀前的慷慨悲壮至入蜀后一变为宁静淡远的唱叹。这其中起作用的不仅有杜甫个人家庭生活环境变化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其苦苦追求的人生理想最终变成了泡影。     

宋代蜀中理学家度正生平考述

南宋中后期巴蜀理学家合州人度正,由于《宋史》的疏漏,致使后人多不能详其本末。本文就度正的家世生平、学术源流以及仕宦经历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详细地考证了度正的生平事迹。     

唐宋时期的巴渝文化高潮及其当前意义——以杜甫等唐宋文学大家的三峡书写为例

在"天下诗人多入蜀"的唐宋时期,杜甫、陆游等一大批文学大家先后云集巴渝大地。他们既以自己卓越的三峡书写将巴渝文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状态,又使是时的巴渝文学在多方面引领着中华文学风骚,从而产生了深广的全国影响和久远的历史意义。发掘这段历史所蕴藏的精神传统,对于我们重铸巴渝文化辉煌有重要现实意义。     

杜甫陇蜀纪行诗《木皮岭》地理位置讨论

《木皮岭》是杜甫陇蜀纪行诗之一,作于乾元二年(759年)由同谷南下成都途中。对木皮岭的确切位置,古人注释不清,今人有争议,对古今相关注释一并梳理讨论,对准确把握诗意实属必要。通过讨论辨析,可以确定,诗人当年走的是青泥岭道,而不是北宋以后才开凿的白水峡道。     

王士禛的杜诗学研究及其文化蕴涵

王士禛的杜诗学研究主要围绕六个层面进行：综论杜诗的诗歌史地位,探究杜诗的艺术性,论断杜诗的渊源,论说杜诗主变的特性,考证杜诗的相关性诗学问题,指摘杜诗之失。这六个层面的研究既有独立的品格,又有互融的性质;既有高明之处,又有浅见之失。由此折射出的文化蕴涵是：凸显经典的力量,弘扬求真求实的学术精神,揭示复杂而深刻的心理诉求。     

宁锜《杜诗注解摘参》考论

《杜诗注解摘参》是清中期宁锜的论杜专著。该书体例独特,既论杜诗,亦论杜注。其论杜诗具有鲜明的反穿凿倾向,具体体现在反对视杜诗为"预言",以考辨法、诗证法、"气""势"论评杜以及谨严的为学态度上。书中的评论涉及历代杜诗注解,但主要是对《杜诗详注》和《读杜心解》的吸收与批评。《杜诗注解摘参》对清代杜诗学研究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朱庭珍“杜诗学”综论

晚清云南诗论家朱庭珍"取法于杜",基于自身对杜诗的体验和学杜经验,在"杜诗"阐释论、"学杜"方法论、"杜诗学"批评论三个方面进行了颇有创见的阐释和评论.细读朱庭珍的评杜文本,把握朱庭珍"杜诗学"内涵,不仅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更加深入体会杜甫诗歌的艺术真谛,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朱庭珍独具美学蕴涵的诗学理论.     

《史记·酷吏列传·杜周传》《汉书·杜周传》异辨

周是汉武帝时代政治舞台上极为重要的人物。司马迁、班固为这样的政治人物立传,却各具匠心。《史记·酷吏列传·杜周传》与《汉书·杜周传》相比较,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差别:一是形制有别,二传皆为纪传体,但形制稍有差别,司马迁将杜周与其他酷吏合为一传,而班固并没有把杜周列入《酷吏传》,却另为《杜周传》。二是取材有别,司马迁单取杜周事迹,连缀为传,而班固却附记杜周子嗣,资料丰赡。三是立意之别,司马迁主要着眼于个体之"士"与大历史观,认为杜周是依赖于汉代酷吏制度而存在的,班固则着眼于宗族发展和西汉历史,认为杜周是武帝时代极为重要的政治人物,也是杜陵杜氏家族的崛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