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何以影响海洋产业效率？——基于科技创新与FDI的联合调节效应

环境规制增加了环保成本投入,改变了生产要素结构,势必影响海洋产业效率。利用DEA-BCC模型对2001—2016年中国11个沿海省市海洋产业效率进行测度,构建面板模型分析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效率的关系,探讨科技创新与FDI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考察科技创新和FDI联合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会降低海洋产业效率;科技创新和FDI对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效率的负向关系产生影响,且二者的调节作用可以互相补充。在科技创新水平较低时,FDI仍可缓解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效率的负向影响,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各沿海省市应通过加强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能力并不断吸引优质FDI,缓解环境规制的约束,以达到环境保护与海洋产业效率的双赢,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发展空间效应的测度——基于多种权重矩阵的实证

构建三投入两产出的效率测度模型,运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中国沿海11省份2008-2017年的海洋科技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同时借助4个矩阵3个空间模型揭示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各省份海洋科技创新综合效率值总体不高且存在波动,其中海洋强省和经济大省表现出较为显著的优势,而剔除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干扰,各省份海洋科技创新纯技术效率值较高,达到或接近于DEA效率有效,但规模效率值较低且严重影响到综合效率,提升空间很大;海洋科技创新效率对本地区海洋经济发展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对相邻地区虽有影响但提升幅度不大,其中资金投入、海洋产业结构水平和海洋高等教育等对海洋经济发展存在正向影响,而海洋资源水平表现为负向影响;此外,海洋经济及其发展要素存在着地理空间、经济空间上的相互联系,其中地理距离上的相互影响大于经济距离。     

环境保护税、高管股权激励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

为检验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股权激励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以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2014—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环境保护税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高管股权激励在环境保护税影响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即高管股权激励削弱了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环保税税额标准提高地区企业中,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结果表明政府应当继续加强环境保护税法等环境规制建设,企业应当制定合适的高管股权激励制度,进而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     

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基于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分析

为推动我国工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以长江经济带为对象，将环境规制与工业集聚同时纳入研究框架，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测算108个城市2003—2017年的工业绿色经济效率，探究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区域空间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工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环境规制在工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的负向作用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工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的双重门槛效应，影响趋势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呈现出负向影响逐渐减弱甚至由负转正的效果，且这种逆转效果在下游地区更为显著。由此，提出长江经济带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要引导工业合理布局和有序聚集，继续采取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手段并注意配套结合，推动下游地区各类创新要素向中上游地区流动，以及在引进外资时提高环保准入门槛等发展建议。     

中国动漫产业的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 ——基于超效率DEA模型的分析

运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对2011—2016年中国25个省份的动漫产业创新效率进行测算,然后利用Tobit模型检验创新效率的外部环境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考察期内25个省份的动漫产业创新效率先呈现出缓慢的下降态势,后有所上升,最后呈现出与区域经济发展一致的阶梯型局面;对于动漫产业的创新效率,第三产业进程、居民消费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扶持力度、地区经济实力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科技水平对东部地区动漫产业的创新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西部地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此,提出培育和引进高端创新人才、打造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加强产业交流与合作、促进产业跨界融合,改善政府资助结构、落实资金后期监督等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沿线102个城市2004-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构建中介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影响下的中介效应,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在不同FDI发展水平下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空间非均衡性;加强环境规制对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FDI在其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FDI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N形"非线性关系.     

政府R&D投入、环境规制与农业科技创新效率

环境规制、政府R&D投入是制约农业发展的两大难题，度量二者对农业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对研究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04-2015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使用超对数SFA模型，测算出30个省级的农业科技创新效率，再采用门槛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和政府R&D投入对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对二者最优强度区间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环境规制和政府R&D投入对农业科技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正向影响，且二者对农业科技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门槛性。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门槛值0.617时，环境规制对农业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0.798；当政府R&D投入强度高于门槛值0.109时，影响系数为0.194，政府R&D投入对创新效率促进作用持续增强。只有当环境规制和政府R&D投入处于合理区间时，环境规制政策才能引致政府R&D投入，具有“激励效应”，进而影响农业科技创新行为，产生创新补偿效应，实现农业科技创新效率的提升，促进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如何影响省域创新效率——兼论环境规制的空间调节效应

从中国省域面临着FDI、环境保护及创新驱动发展的经济转型问题,以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的经验研究表明:在R&D人员流动权重W1和R&D资本流动权重W2下,本省域及其周围省域的FDI对该省域创新效率均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尤其在R&D资本流动权重W2下此挤出效应更为明显;本省域及其周围省域的环境规制对该省域创新效率均产生了明显的杠杆效应,尤其在W2下此杠杆效应更为显著;加入FDI和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后,本省域及其周围省域环境规制与创新效率呈现倒U型动态变化关系。     

数字经济、科技服务业的协同发展及区域协同效应

数字经济为新一轮产业变革和经济增长提供重要动力,科技服务业是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经济效率的重要新兴产业,数字经济与科技服务业(简称“二者”)的协同发展现状及协同效应如何?本文采用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模型对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科技服务业的演化及二者协同演化特征进行分析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门限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二者协同发展对我国区域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2012—2019年,30个省份数字经济、科技服务业发展指数上升趋势明显,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异质性,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东北地区;二者协同水平持续提升,2012年位于失调落后区间的省份为22个,2019年减少至10个;二者协同状况呈现为“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特征;二者协同发展正向影响区域工业劳动生产率、工业纯技术效率和GDP增长率,而对区域投资效率带来负向影响。本研究对我国评估区域数字经济、科技服务业、二者协同发展现状,优化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与政策、提升科技服务水平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东道国环境技术创新的FDI绿色溢出效应研究——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利用1999~2011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技术对FDI的影响及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FDI负向影响环境效率;FDI进入对环境技术吸引力、竞争力与环境效率关系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港澳台FDI对环境竞争力与环境效率关系的中介效应不存在;制度环境显著地减轻FDI对环境效率的不利影响,且对非港澳台FDI的不利作用缓解更明显。     

海洋科技创新、海洋全要素生产率与海洋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7—2017年我国11个沿海省份的有关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分析海洋科技创新、海洋全要素生产率与海洋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自我增强机制和双向促进关系,但相互促进效果较小;长期来看,海洋经济发展对海洋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大于对海洋科技创新的影响,而海洋全要素生产率对海洋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基于研究结论,提出通过发挥自我增强机制的提升作用提高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全要素生产率的相互促进效应,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经济质量,促进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海洋强国建设。     

数字经济时代科技金融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定量分析数字经济与科技金融效率关系,运用SBM模型对2015—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科技金融效率进行测算,并建立Tobit模型对科技金融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剔除环境因素后,大多数地区的科技金融效率下降,并且区域间的差距较大;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比重、数字化程度指数、高技术企业利润额、高技术产业新产品开发项目数对科技金融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地方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对科技金融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依据结论提出在数字经济下加大对科技金融的支持力度、合理配置科技金融资源、创新人才引进模式、优化风险规避方式、推动高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双重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生态技术创新，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难以为环境规制的制定提供有力依据。本文通过剖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双重影响机理，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Sys-GMM估计法测度三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均呈现先抑后扬的“U型”曲线关系；FDI、要素结构和研发投入显著促进企业生态创新，产业结构和教育投入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并没有表现出预期的正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间接作用受FDI、要素结构和研发投入影响，其中，环境规制通过FDI、研发投入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产生正向影响，通过要素结构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产生负向作用。     

环境规制激发企业努力研发？——来自火电企业数据的实证

以波特假说为理论基础,将现有区域或行业层面的研究细化到微观企业层面,选取中国火电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零膨胀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努力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强度与中国火电企业研发投入呈显著的“U”型关系,且这一关系受到企业规模的负向调节作用。环境规制增强能够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但是随着企业规模扩张,环境规制增强反而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投入。（2）环境规制强度与中国火电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这一关系也受到企业规模的负向调节作用。环境规制强度过大会导致企业专利申请数量降低,但是随着企业规模扩张,这一问题将有所缓解,甚至会出现逆转。因此,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努力的激励作用并不能一概而论。     

FDI溢出效应、环境规制与双环节R&D创新——基于工业分行业的经验研究

基于技术效率的视角对FDI溢出效应、环境规制与双环节R&D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FDI与中国工业R&D转换效率呈显著“U型”曲线关系,而与R&D转化效率呈显著“倒U型”曲线关系,从而支持了FDI的“双刃剑论”;FDI对工业双环节R&D创新活动的溢出效应受碳排放强度、R&D强度的影响,且表现出较大的差异;环境规制对双环节R&D创新活动有显著的正效应,“波特假说”成立,预示着我国环境规制政策与工业技术创新实现了“双赢”.据此提出,应注重FDI利用的阶段化差异,有效选择与合理引导FDI进入,加强政府环境规制,如采用环境税、排放权交易、绿色消费等环境规制手段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经济开放的影响——基于江苏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江苏省199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与Granger因果检验模型,研究环境规制与经济开放之间的关系,发现环境规制与FDI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同时环境规制水平不是吸引FDI的Granger原因,FDI是环境规制水平变化的Granger原因;而环境规制与进出口之间呈正相关,但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即环境规制的严格化并没有导致FDI的减少,同时对进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影响机制 ——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分析

运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针对2005—2015年中国30个省级的面板数据研究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地方政府竞争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具有负向直接效应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地方政府竞争的作用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负向直接效应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均被缩小;环境规制负向影响制造业绩效的总效应,引入地方政府竞争后,总效应的负向影响将被缩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绩效的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总效应以及地方政府竞争对这3种效应的调节作用具有区域差异性。     

FDI技术扩散、自主创新和环境规制的互动影响——中国工业1992—2010年时序数据

采用1992—2010年中国工业的时序数据,利用VAR模型、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实证检验了FDI技术扩散、本国自主创新与环境规制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FDI技术扩散、本国自主创新和环境规制间具长期均衡关系;FDI技术扩散和环境规制互为Granger原因,且FDI技术扩散对环境规制具负影响,而环境规制对FDI技术扩散具正影响,二者形成"两难"互动;环境规制是本国自主创新的Granger原因,且环境规制对本国自主创新呈先负后正的累积影响。     

考虑空间效应的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研究

基于价值链视角,将创新过程划分为相互关联的技术研发和经济转化两阶段,运用随机前沿模型测度中国大陆30个省份2009-2015年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和经济转化效率,分析了空间效应等因素对两阶段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各区域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和经济转化效率均存在较大差异;空间效应对技术研发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经济转化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企业规模与技术研发效率存在显著U型关系,与经济转化效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政府资金支持对技术研发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政府减税行为有利于提高经济转化效率;区域科技水平和区域经济水平影响不显著。最后根据两阶段效率总体均值将各区域分为高研发高转化、高研发低转化、低研发高转化及低研发低转化四种类别。     

环境规制对高耗能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价值链视角的两阶段分析

本文基于2006-2016年间高耗能产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及门限效应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在技术开发阶段、成果转化阶段对产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两阶段创新绩效之间均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目前高耗能产业正处于“U”型的左侧的下降阶段,严厉的环境规制对创新绩效具有倒逼作用,该现象在技术开发阶段体现的更为明显；环境规制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单一门限值,不同区间的环境规制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及方向都有所不同。在技术开发阶段,环境规制对创新绩效具有负向影响,但环境规制强度高于门限值时,对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逐渐减弱；在成果转化阶段,环境规制强度低于门限值时阻碍创新绩效的提高,而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门限值时则有利于产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最后,根据环境规制对两阶段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