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新旧“中和”说浅析

对“中和”思想的探究是朱熹真正建立其哲学体系的开始.朱熹的“中和”思想历经了“中和旧说”与“中和新说”两个阶段.旧说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论之,新说则从心统贯“未发已发”角度来论之.虽几经曲折,但逐渐确立了以“心统性情”来融摄“中和”思想的哲学体系.然朱熹虽以孟子的心性、道德思想作为其理论依托,但最终成就的则是与孟子不同的一套为学路向.     

审美欣赏与心理和谐

朱熹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末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他把“情”、“性”、“中”、“节”、“正”、“和”这几个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扼要的阐述。这里,所谓的“节”,是指儒家倡导的“礼”。如果我们扬弃其封建糟粕,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应该说,儒家是很懂得感情的特点,他们已经意识到,感情过之或不足都会对人的生理,心理带来不良的影响,所以,倡导人们要用理智来适度地控制自己,求得中和。     

王夫之对朱熹性情论的反思及其“兴观群怨”新说

朱熹主张“四端皆情”,提出中和新说,给情以适当地位。王夫之在反思朱子的性情论时,明确认定四端是性,七情是情;性为道心,情为人心,批评朱子走的是“以性为情,以情知性”的路子。王夫之的思想特点是“根据个人心性而推演出入文繁变”,他将自己的性情论思考贯注到诗学领域,重申了“诗道性情”的诗学命题,并以之捷举和改造传统的“兴观群怨”之说。     

张载的"心统性情"说及其要义

张载的“心统性情”说在其作品中虽只有一句话,但在其整个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后学的影响颇大。虽然有些学者对此有所论及,但由于张载此论直指内奥、大提整体,故对张子此论的理解有不少的歧义和曲解。因此,在张载的整个哲学的宏观背景下,厘清“心统性情”说的“心”、“性”、“情”等概念范畴及其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阐释“心统性情”的内涵和要义,以及与“心统性情”相关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这两个观点中的发见就显得很有必要。     

张栻对朱熹心性论的影响

朱熹受张栻影响形成的心性论,代表了宋代儒家哲学思维发展的水平。张栻对朱熹心性论的影响始于二人对"中和"问题的讨论,"丙戌之悟"和潭州之会都是以张栻心性论为主导,强调的是心为已发,性为未发,性体心用,与此相对应的工夫论是"先察识后涵养",这对朱熹早期心性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己丑之悟"以后朱熹开始提出新的心性论,并与张栻辩难,批判了胡宏心性论思想,最后二人提出了察识和涵养并进的工夫论和各自心性论的纲领和核心——"心主性情"和"心统性情",朱熹在张栻影响下建构起较为完备心性论的体系,这在宋明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王夫之诗论的哲学考察:以“情”为中心

王夫之诗论的哲学立场是性情论和理气论。性情论明确规定了"情"的内涵,用"性"来约束"情",确立了诗学上的"正情"说,并为"情景论"中的"情"提供了理论支持;理气论则以"理-气-形"的逻辑理路,"理""气"并重,启发了"情景论"的"现量"方法,并赋予了其"神妙""流而无滞"的诗境以哲学深度。对王夫之诗论的哲学立场加以考察,不仅有助于理解哲学家王夫之,也有助于理解文学批评家王夫之,尤其有助于理解兼哲学家与文学批评家于一身的王夫之。     

从《大学》看朱熹与王夫之的"心"论

朱熹把《大学》中的“心”分解为认知心和道德心，所以在成德进路中，坚持以认知心完成道德心、以知识论成就道德论的直线式进程。王夫之虽然沿袭了朱熹的二分法，但却对道德心之含义和两心之关系重新进行界定，因而也提出了有别于朱熹的成德论。     

朱谦之“唯情哲学”批判

朱谦之的唯情哲学在中国近代哲学中独树一帜，它以非理性的“情”作为宇宙、人生的本体，以与情合一的直觉作为哲学的根本方法，并通过“性情”之辩提出了情善说，论证了情这一非理性要素在伦理价值中的正面意义。这些思想不仅对于唯理性哲学具有纠偏作用，而且对于全面地理解个体生命，对于哲学的健全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以兴起情:王夫之"兴"论的美学意义

“诗道性情”的提出是船山诗歌美学对传统儒家诗歌美学的一大突破性贡献．而王夫之的主要突破之处就在于他抓住了“兴”“情”这两个主要概念，并以此提出他的诗歌本体论．并在具体的批评活动中实践之．以“兴”为主的“四情”说的提出也使他的美学体系从创作论走向审美接受，儒家美学精神已经形成一种较为成熟的理论形态。     

从“志”与“情”的关系看熊十力的诗学观

中国诗学中“志”与“情”有着复杂的关系,熊十力先生从哲学的立场提出“以志统情”的观点。志是心之所存主;情虽缘物而生,若能体现本心之德,则须与志相协。以志统情既是对宋明理学性情观的统合与发展,又体现了熊十力先生作为哲学家的独特诗学观。     

论康熙与朱熹理学观的异同

一康熙的哲学思想是理学思想。理学亦称道学,人们以宋儒讲论事物所以如此之理,兼及性命之说,大异于汉儒训诂注释之学,故谓之理学。周、邵、张、程奠定了理学的基础,朱熹集其大成。但因朱熹认为“性即理”,世人谓理学;陆象山认为“心即理”,世人谓之心学。康熙却是推重朱熹。他曾说理学“至于朱夫子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世一定之规。……理正言顺,和平宽宏,非后世浅见而轻议者同日而语也。……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一生居心行事。”在此我们不难看出康熙对朱熹推崇备至。之所以这样,还因他认为“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钜。”很显然,康熙推崇朱熹,就在于朱熹所作之书和所注群     

朱熹的伦理学与后伦理学之别

朱熹受程颐的启发，把理分为“所当然之则”与“所以然之故”两个不同的层面，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上一层”。朱熹以此诠释《论语》“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从而认为“所以然之故”就是“天命”。从现代的观点来看，“所当然之则”相当于具体的特殊的自然法则、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属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所以然之故”相当于抽象的普遍的最高原理、原则，属于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论康熙与朱熹理学观的异同

一康熙的哲学思想是理学思想.理学亦称道学,人们以宋儒讲论事物所以如此之理,兼及性命之说,大异于汉儒训诂注释之学,故谓之理学.周、邵、张、程奠定了理学的基础,朱熹集其大成.但因朱熹认为"性即理",世人谓理学;陆象山认为"心即理",世人谓之心学.康熙却是推重朱熹.他曾说理学"至于朱夫子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世一定之规.……理正言顺,和平宽宏,非后世浅见而轻     

试论古诗的意象系统及其哲学内蕴

历来论比兴有两种观点．一为比兴合论，另外一种则是把比兴分开。事实上．“兴”和“赋”和“比”都不同．“兴者，先占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朱熹《诗集传》)；“索物以托情，谓之比；触物以起情，谓之兴。”(胡寅《斐然集》卷18《致李叔易》)可见，比与兴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手     

新课改：遵循创设课堂教学情境的特征

南北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心物交融”，“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唐朝的王之涣在《诗格》中写道：诗有“三境”，即物境、情境、意境。清末大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境界”作了通俗而深刻的阐述，他写道：“词以境界为最上”，“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人心中之一境。”把文学情境论迁移到教学实践和教学过程，就是课堂情境化和情境课堂化。     

“胸襟”：《原诗》理论体系建构之核心

叶燮《原诗》之理论体系,绝非仅体现于其创作论一端,而是以“胸襟”为桉心,统摄了创作论与诗歌发展观两个主要部分。大致为：以盛衰正变、“变能启盛”明“胸襟”之用,以“才、胆、识、力”充之,继而以此“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理、事、情”。使之“发宣昭著”,最后存之于“自然之法”。“胸襟”既是扫除“古今盛衰正变之肤说”的有效工具,同时也是创作中表现“不可明言之理、事、情”的第一要素。     

性情论:文章必根乎性情

“性情论”是中国古典写作理论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演变轨迹是：性情（秦汉）→情性（魏晋南北朝）→性情（明清至近代）。长期以来，论及“性情”，学界多言袁枚的“性灵说”，不谈桐城派的“性情论”，这是不公允的。虽然桐城派的“性情论”有些粗疏，但它毕竟总结了一条不易的写作法则，即“文章必根乎性情”。     

"感物道情"与"诗言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审美创作旨趣研究

朱熹的“感物道情”是对传统美学理论的两大源头——“交感”理论和“言志”理论的继承与整合，而这一整合已逻辑地走向了“兴”，因此，朱熹的“感物道情”可以归结为一个“兴”字或一个“感”字。如果说“感物道情”与“交感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考察“感物”方面的话，那么“感物道情”与“诗言志”之关系则突出了朱熹对“情”之合理性的关切。“感物道情”与“诗言志”之关系反映了“感物道情”对“诗言志”理论的改造与深化。     

朱熹与张栻之义理辨析与学脉建构——中和·仁说·道统

朱熹与张栻同辈论交,彼此欣赏。于学术分歧之际,剔除疑义,纠举偏失,进而于日用之间察识,化解动静纷扰,开展儒学系谱,二程歧异得以厘清,张栻的引介与启发具有关键作用。只是以往以道南与湖湘学脉是相互竞逐的关系,将朱熹思想发展视为湖湘学没落原因,不免见其异而不见其同;或是标举存有,认为张栻不能发其师精蕴,只能顺从朱熹说法,不免见其偏,不见其全,此与理学发展脉络相违背。朱熹从"中和"之辨,建立心统性情架构;厘清《太极图》与《通书》之关系,绾合天道与道德;进行"仁"说辨论,最终以"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确立经典诠释内容。理学得以成立,有赖两人无私分享,学术为公,可为典型,意义所在,固不可以门户论之。     

论刘勰“养气”说的“自然之道”本质和特征

刘勰《养气》篇提出“养气”说的思路重在“养”与其在《原道》篇中提出 :“自然之道”是吻合的。“养气”以作者自然逍遥的态度、自然而为的方式而养自然之气。刘勰的“养气”说在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道和魏晋曹丕的“养气”说和“文气”说的基础上确立了“养气”的实质和特征 ,具有重要的创作论、作者论、批评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