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乡村书写论

王安忆的乡村书写贯穿了她漫长的创作历程。早期的她或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控诉乡村,或从道德美感的角度回望乡村,或从传统文化意识的角度批判乡村。20世纪90年代王安忆发现了传统乡村的人情、人性美,找到了传统乡村审美的生活形式。近年来,王安忆将她的目光对准进入城市的乡村打工群体。继续她对当下乡村的间接阐述。王安忆的乡村书写始终关注乡人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籍此传达她对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忧虑和思考。     

论王安忆乡村书写的叙述方式及其变化

本文主要用叙述学理论方法,从叙述者、叙述视角、叙述途经等角度分析王安忆乡村书写中叙述方式的选择与变化过程,王安忆乡村书写的叙述革新、变化追求,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乡村与城市的镜像表达——论王安忆的乡村书写与城市书写

王安忆是一位具有乡村气质的城市女性作家,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不断营造城市和乡村两个书写空间,它们各自独立,又相互对照,二者互为镜像进行交替转换表达,确立了乡村书写和城市书写共同的民间温情叙事和底层普通人的人文关怀,充分显示了一个文学自觉者的对乡村与城市的文学想象力和对文学艺术的个性化追求。     

"她"的自塑--论新世纪以来王安忆、方方、迟子建笔下的乡村女性

本文从20世纪女性文学的误区入手,通过与男作家笔下的乡村女性作比较,论述了新世纪以来王安忆、方方、迟子建三位女作家描写乡村女性的作品。她们同时对当代底层妇女“苦难”命运进行书写,表现了乡村女性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性格、心灵及命运的嬗变。王安忆从存在主义的哲学层次,表现乡村女性对自我命运选择的自觉;方方从身体伦理学的角度,反映出乡村女性反抗的自觉;而迟子建则从审美伦理学的角度,提升底层人民的精神生活,表现出底层妇女审美的自觉。由此论述这些作品对女性文学发展的意义。     

王安忆乡村叙事的嬗变

王安忆的乡村小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80年代更多地表现为对乡村文化的批判;90年代明显多了一份面对乡村的温暖情怀,作者发现了那些被粗砺、困顿的现实生活所遮蔽的乡村世界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而到了新世纪,王安忆的乡村叙事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她用诗意的笔调展示了江南水乡美丽的风景、纯朴的民风和自然健康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对乡土中国在现代化的冲击和压力下的裂变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和无奈。     

王安忆乡村叙事的嬗变

王安忆的乡村小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80年代更多地表现为对乡村文化的批判;90年代明显多了一份面对乡村的温暖情怀,作者发现了那些被粗砺、困顿的现实生活所遮蔽的乡村世界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而到了新世纪,王安忆的乡村叙事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她用诗意的笔调展示了江南水乡美丽的风景、纯朴的民风和自然健康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对乡土中国在现代化的冲击和压力下的裂变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和无奈。     

王安忆小说的"乡村情结"及其表现形态

乡村情结是贯穿于王安忆小说创作整个过程中的重要审美特征之一。作家的这种情结在其创作各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显现,它引领着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不断变化和朝着认知与审美的双重深度延展。本文主要探究分析乡村情结在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以及乡村情结的生成原因。     

“都市”与“乡村”的辩证法——从张爱玲到王安忆

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张爱玲与王安忆通常被作为所谓“上海摩登”的代言人。本文旨在与现有研究展开对话,通过对《桂花蒸·阿小悲秋》、《秧歌》、（《悲恸之地》、《富萍》等文本的批评性细读,关注二者作品中“乡村”的一极,以及“都市”书写中所隐匿的“乡村”。本文意在讨论,在张爱玲和王安忆的作品中,上海在何种层面,被展现为“旷野”,被推至自身的“前历史状态”;又在何种历史性时刻,以一种压倒性的浑然力量呈现出的、作为一种“权力机制”的“都市”,连同背后被压抑的乡村,不约而同地化为作者眼中的“悲恸之地”。     

对新世纪乡村书写的回望与忧思

在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新世纪的乡村书写获得了喜人的超越和突破:它巩固并发展了在文学总体格局中的传统地位,摄取扫描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写真,农村新人形象登上文学舞台,农民业余作家迅速崛起.然而,新世纪的乡村书写也存在着若干隐忧,即对苦难的浓重渲染,对欲望的过度宣泄,对生活的浪漫观照.只有消解这些隐忧,新世纪的乡村书写才能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     

近代中国乡村教育实验理论标本价值探析

近代中国的乡村教育实验是以一群学贯中西而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代表书写的一段中国教育史话.在他们的实践努力和研究中沉淀了许多关于农村教育理论智慧,对我们今日进行农村教育研究具有标本性的意义."什么是农村教育"、"如何对待农村教育与农村文化的关系"、"农村教育由谁负责"是农村教育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探析近代乡村教育实验在研究对这三个问题方面的理论贡献,对深化关于近代中国乡村教育实验的认识和丰富中国农村教育理论具有重要的作用.     

村落家族与村民自治:乡村政治中的博弈生存

乡村政治研究一直是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由村民自治所开启的中国乡村社会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始终伴随着村落家族与村民自治的博弈。将村民自治看作一个突生的制度变量,从农民个体这一微观层面出发,探讨这些个体行动的聚合所形塑出的家族关系、社区关系及村落社区的政治或权力结构,以企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国家、村落、村民之间的关系格局。     

乡村善治与和谐乡村——我国乡村治理目标选择与路径依赖

运用治理与善治理论方法,从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起点及演进逻辑出发,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实角度,探讨我国乡村治理的目标选择和路径依赖,提出"乡村善治构建和谐乡村"的理论设想。     

伍家沟村、耿村民间传说文化解读

民间传说是民间文学的一个重要门类。中国南北两大故事村伍家沟村、耿村都流传大量民间传说,这些民间传说富有丰富的文化蕴涵。两村民间传说在反映下层民众的道德伦理观念,对农民起义领袖、帝王的多重人性、及人性裂变表现出两种文化心理倾向方面是相似的。不同之处是伍家沟村的民间传说更深切地表现了热爱乡土的深切情怀,下层民众的武当道教的信仰。耿村民间传说更强烈地表现人民群众的壮烈的爱国情怀及尊崇儒家思想文化的心理倾向。两村不同的地理环境,所处在不同的文化圈造成了两村民间传说不同的文化蕴涵。     

伍家沟村、耿村民间幻想故事文化意蕴比较

伍家沟村与河北耿村两大故事村都流传大量的幻想故事,这些故事具有丰富文化意蕴。两村故事所表现的文化意蕴相同的内容主要有（1）希望借助神奇力量解救世人的危难,来惩治恶人,维护人间正义;（2）表达了以善为美的审美观念;（3）表达了对＂孝＂的道德伦理的遵崇;（4）表达了对坚贞爱情的渴望。两村故事的文化意蕴不同的内容主要有：（1）伍家沟故事表现了强烈的贵生意识、崇尚法术意识;（2）耿村故事表现了崇尚维护正义的刚烈之风。以及崇尚皇权、追求富贵的心理。其原因有两地民众受不同地域文化影响及两地所处不同地理环境影响所致。     

伍家沟村、耿村民间生活故事的文化阐释

作为中国南北两大民间故事村的伍家沟村和耿村在生活故事上有很多文化内涵类似的地方,如它们对智慧的推崇,对家庭和睦、和谐、和美的提倡、倡导良好的人际交往道德等。但由于所处的地域环境不同、所受文化浸染的不同,伍家沟村和耿村民间生活故事在文化内涵上也有很大区别,主要表现为伍家沟村民间生活故事崇善,而耿村民间生活故事尚义。     

三僚与风水文化

风水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意藴的文化事象,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历程中,曾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过重要的影响。风水文化的兴盛与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地处客家腹地的兴国县三僚村,相传是形势派风水祖师杨筠松定居和传道授业的地方,在风水文化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三僚风水术被认为是江西形势派风水的正宗代表。三僚留下了许多颇有价值的风水文化遗存,被学者们誉为"风水文化的博物馆"。它从一个侧面诠释了三僚在风水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也为人们深入研究"原生态"的风水文化提供了物质载体和重要实验场所。     

协商中的乡村治理--对乡村民主化治理的一项思考

尽管学界已经注意到了乡村治理对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现实意义,并努力从理论上进行提炼以指导当前中国乡村治理的实践,然而乡村治理绩效的不理想仍是学界的共识。这不能不对我们过去的治理结构及所推崇的治理模式进行反思。为此,我们提出了协商治理的概念,并分析了它介入到乡村治理的依据及现实意义。     

伍家沟村、耿村历史人物传说文化意蕴比较研究

伍家沟村、耿村都流传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说,这些传说都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意蕴。两村传说蕴含的文化意蕴主要有强烈的惩恶扬善的道德劝诫意识,对侠义性清官的渴望,反对战争中过度杀生、滥杀无辜的观念,及宿命论的命运观,反映了下层民众对社会高层的特殊认知理解的思维方式。两村历史人物传说蕴含的不同文化意蕴是：伍家沟村传说着重表现了崇拜能工巧匠意识,及修道成仙信仰,耿村的人物传说表现了崇拜文化、文化英雄、崇拜精神文化创造、崇拜文学才能的思想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