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治理制度的演变与启示

美国是目前国际上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大学治理制度建设相对最完善的国家之一。美国大学治理制度中的权力关系经历了由早期的行政权力占主导地位到学术权力日益凸显的发展演变过程,最终形成了如今共同治理理念下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均衡匹配的模式。在对大学治理的本原性质与治理要义认知的基础上,提出要明晰大学制度与国家制度、大学与政府的职能和关系;通过综合治理调动积极的学术要素,进一步强化学术权威;要因地制宜,避免盲目照搬。这对提高我国大学治理的绩效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美国大学共同治理:争议与走向

在美国大学,共同治理虽然是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但同时充满了各种争议。这些争议表现为共同治理内涵的含糊不清、教职工对共同治理的理解不一,以及实践上的莫衷一是。在未来,共同治理的内涵将会更加清晰,人们对其理解将会更加一致,在实践中共同治理模式将会作出一些调整,但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美国大学共同治理的特质与挑战

美国大学共同治理是由董事会、校长、教师群体共同负责学校各项工作。在制度积淀、内部呼吁、立法支持及时代需求的共同推动下,该治理模式得以确立,并在半个世纪的运行中呈现出权责分化、相互制衡、广泛参与及内外兼治的特质。随着美国政府与公众对高等教育的愈发关注,来自政府与公众的资助式干预与问责式干预成为美国大学共同治理的压力与挑战。     

企业合规的规制治理

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企业,合规不仅能促进企业遵纪守法,还能发挥企业自治作用,推动高质量市场的建设。企业合规的实质是企业的自我规制,体现的是“元规制”理念,强调内部动力与外部压力的二元协调。而实践中以外部行政压力为主的合规模式,导致企业合规的内生动力不足,存在滥用和误用的风险,具体表现为企业合规的工具价值冲突,强规制、弱监管的单向适用倾向和标准化适用合规工具等。为了弥合理念和具体制度之间的差距,促进更好的合规,应从“规则—机构和工具—理念”三个层次完善企业合规制度。     

创客时代的美国大学:挑战与应对

美国《制造》杂志和“创客嘉年华”的创办推动了创客文化的传播和创客队伍的壮大.美国制造业的转型、创客运动的开启和创客教育的催生使美国步入创客时代.2016年,奥巴马政府的“创客国家计划”提出促进创客创业与就业,培养创客型人才,解决社会中最紧迫的问题.为此,美国高校创客联盟承诺通过开放创客空间、培养少年创客、促进创客创业、服务社会生活、辐射区域经济和密切合作关系六个方面积极推动创客教育,目前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和成果.未来,美国大学创客教育的发展将着重于兼顾创客教育公平问题、支持以创客为中心的学习、助力创客走向创业,以及拓展创客生态服务系统.     

美国大学共同治理制度的演进

通过从历史角度对美国大学共同治理制度的梳理发现,共同治理的出现并不是历史的偶然,它发端于14世纪意大利悠久的教授自治传统.有关美国大学共同治理制度发展历程中存在三个拐点,一为1966年AAUP、ACE和AGB联合颁布的<学院与大学治理的联合声明>;二为1988年加州颁布的AB1725,开创共同治理法制化的先河;三为1998年AGB颁布的<治理宣言>,对1966年AAUP等协会的<联合声明>进行了部分调整,提出七原则对大学治理模式进行重建.     

美国大学共同治理的思想内涵

美国大学共同治理的思想根植于美国的民主传统。共同治理就其内涵而言,并没有在严格意义上厘清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责任,本身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带来不同的理解,甚至是误解。真正的共同治理的核心是平衡决策过程中最大化的参与和各自相应的责任,关键是广泛而持续的沟通,前提是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     

大学董事会协会:影响美国大学治理的重要力量

本文对美国大学董事会协会性质、运行、职能以及在美国大学治理的作用进行了具体的介绍,美国大学董事会协会对美国各类高等教育机构提供了政策指导、参考标准和校董项目。它之所以能够影响美国大学治理与美国大学董事会协会的独特性质和地位以及自身定位有很大关系。     

21世纪美国大学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1世纪的美国大学治理面临来自内外的诸多挑战,本文试从政府的影响、董事会治理、大学自治和教职治理四个方面进行阐述,旨在为中国大学治理提供有益的启示.本文认为,中国政府在大学治理上应该做有限政府,对大学适度宏观控制;建立和健全有利于大学与政府间中介组织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尊重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做到大学有限积极自治、逐步实现政校分开;进行体制创新,教职治理"重心"必须下移,切实赋予教师在学术事务上的实质性权力.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推动共同治理制度的重要力量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作为一种中介组织,为共同治理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它是共同治理制度的发起者、重要引导者和领导者,有关共同治理制度的政策、评价标准,很多都由它们提供或在它们的倡导之下产生。研究AAuP对美国共同治理制度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改进大学治理制度,以利于大学发展。     

英美传统大学治理结构研究——基于大学章程的考察

大学治理是实现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途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学术机构共同构成了大学治理结构的核心部分。英美传统的大学历史久远,一般均在其章程中对此做了明确规定。结合有关大学章程,我们可对英美传统大学的治理结构进行类型化梳理,进而认识多元治理模式与大学自治模式的决策机构,实权型与荣誉型的校长负责制,以及咨询型与决策型的学术机构,从而对英美传统大学治理结构进行整体把握。     

“洪堡模式”去与留:德国大学治理改革中制度同形与路径依赖

制度主义中的制度同形与路径依赖理论是理解高等教育变革的有力工具。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高等教育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系统扩张,高等教育日益国际化,民众对政府管理方式的质疑以及市场化办学意识盛行。为了面对新的高等教育环境,德国大学引入了新的治理手段,如签订目标协定、引入绩效拨款、加强大学校长权力、设立大学理事会等。综观德国大学治理制度改革,其存在着向新公共管理制度靠近的趋向,也存在着明显的改革路径依赖,即沿着传统的洪堡大学模式在缓慢前进,国家和教授的权力依旧在大学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论大学办学特色

大学办学要走特色发展之路。一所大学的特色,是其历史文化沉淀与现实实践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鲜明的个性、基础性和发展性等特点。大学特色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大学的历史传统、治校者、教师、学生、发展理念等起最重要、最直接的作用。大学办学特色涵括办学思想特色、目标定位特色、学科专业特色、发展环境特色。大学办学特色的创建,基本思路是弘扬学校传统,升华办学理念;定位发展目标,明确发展思路;强化学科建设,优化院系结构;重视科学研究,增强社会服务。     

论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的自治、控制与制衡

从大学的本质特征、大学的学术组织特性来看大学内部治理自治性具有合理性,而大学治理变异的多样性和大学内部治理的困境需要对大学内部治理进行控制。在自治与控制的冲突中,需要创新大学管理制度、重视学术力量的回归、借鉴西方大学内部治理的经验,以达成现代大学内部治理自治与控制的制衡。     

从学者治理、学校治理到学术治理 ——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研究型大学治理

从精英阶段、大众化阶段到普及化阶段,研究型大学的治理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特征是从学者治理发展为学校治理再发展到学术治理。治理变迁与研究型大学的内外部动力机制变化密切相关：单一外部机制和静态内部机制造就学者治理,多重外部机制和稳态内部机制要求学校治理,多重外部机制和动态内部机制催生学术治理。当前研究型大学的治理普遍面临内部自由探索与外部问责张力加强、全球规范机制与本国实践矛盾加深这两大时代挑战,中国研究型大学要回应好普及化时代的挑战,先要涵育理性、自主的现代品质。     

我国大学治理结构的滞后与重塑

大学治理结构基于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与市场权力的不同特点分为三种类型,这为我国大学目前存在滞后现象的外部治理结构与内部治理结构提供了有力的参考。重塑大学治理结构,需要明确大学治理目标,重构现代大学治理理念,注重大学治理结构变迁过程中市场作用,注重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之间的适时转化。     

无为而治：大学治理应有之准则

进入大众化阶段的我国高教,目前正处在一个问题诸多,饱受质疑的时期,这与政府主管部门的过度管理、大学内功利性管理等不当方式有很大关系,应借鉴“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精髓进行大学治理。作为政府和社会,应积极履行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作为大学内部,应依据大学组织特性,建立健全现代大学制度,充分强化教师和基层办学单位在教学、科研等方面的主体性,构建大学自治、自主发展机制。     

转入善治:高校继续教育迈向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议题

当前国家正在各个领域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现状距离现代化治理要求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与高校其他治理模式相比,善治模式在推进高校继续教育治理迈向现代化建设上更具优势和正义,也更符合高校继续教育治理的实践诉求。把善治模式带入高校继续教育治理领域,需要围绕公共利益最大化这个核心议题厘清公共利益是谁的利益、公共利益该如何整合以及应怎样实现三个基本问题。在善治模式下,高校继续教育治理中的重要主体应按照政府调控、学校主导、学员参与、专家导引、社会协同的逻辑展开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