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播的物质性:一种媒介理论演化的视角

传播的非物质性是传播学研究的主导性本体论基础,即认为传播是建立在人类认知、思想、语言和象征等基础上的文本性的、精神性的、非物质性的活动。近年来,随着数字时代技术、空间、身体等问题不断受到传播学界的重视,传播的物质性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其中,媒介理论以一种区别于主流传播学研究的视角审视和讨论传播的物质性问题,试图扭转传播学的文本中心主义倾向。在媒介理论的视野中,媒介并非只是指向内容、机构以及形塑这些的社会力量,而是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和中介物,在技术条件上提供了跨越时空的联结性,开启了人类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感知意识,建构了人的主体性意识,并成为形塑日常生活场景与文化实践形式的物质性动力源。     

物质性与中国本土化实践：媒介考古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对尤西·帕里卡教授的学术访谈

芬兰著名媒介理论家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是丹麦奥胡斯大学传播与文化学院数字美学与文化专业的教授、英国南安普敦大学温彻斯特艺术学院及布拉格表演艺术学院（FAMU）客座教授,2021年当选为欧洲学术委员。其代表作为《媒介考古学》（中文版2018年出版）。他质疑媒介历史、技术发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反对人与机器之间二元对立的传统理解,认为媒介是一种超越社会语境、具有自身发展规律的“独立力量”。在南安普顿大学的学术交流中,围绕尤西·帕里卡教授新锐的研究议题,笔者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对其进行了学术访谈,试图深度挖掘其在媒介物质性研究中较为“激进”的技术理论取向,以及他对中国本土化实践的见解。谈及中国本土媒介考古研究,尤西·帕里卡教授阐释了其著名的“媒介生态三部曲”的逻辑关联,认为这些作品都在集中探讨一个突出问题：为什么我们对数字文化的理解和数字文化的物质性被媒介生态渗透得如此之深？他认为中国学术有巨大的潜力。同时,他列举了“媒介考古实验室”这样一个隐喻密集传播的有趣案例,主张用艺术工作和策展工作等“理论”之外的方式思考。     

国产院线科幻电影中空间的生产——基于媒介物质性视角

在对科幻片的研究中,大部分研究认为科幻片本身就自带超越现实的属性。从媒介物质性的视角来看,这种超越现实的属性需要更多地发挥人的能动性,但媒介物质性探究的是物自身,认为其有超越人类意图的固着性,并能直接对建构活动产生影响。基于此,本研究从空间角度探讨国产科幻片中固着性与能动性的关系。研究发现,对电影这一本身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客体来说,物质性与能动性实际上是相互缠绕、无法割裂的。     

从布尔迪厄到波德里亚——媒介符号学理论视角转向的逻辑

本文评述了布尔迪厄和波德里亚两位法国思想家的媒介理论,勾勒了法国媒介符号学理论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不彻底、矛盾的转向逻辑与历史。指出媒介符号学理论的视角转向揭示了分析性的二元结构思维在理解符号传播的意义过程中暴露出的历史局限。强调对流动、技术以及关系网络的更多关注,能够提供超越结构主义媒介符号学理论历史局限的另一种机会。     

媒介使用、媒介评价、社会交往与中国社会思潮的三种意见趋势

本研究从经验层面检视当今中国社会思潮的三种意见趋势与媒介使用、媒介评价、社会交往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众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发展总体持正面肯定评价,但也存在着自由主义、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三种不同社会思潮的意见趋势。电视对社会思潮的影响是很大,无论偏向哪一种意见趋势都会积极关注电视内容。互联网的作用不可小窥,上网行为对自由主义思潮偏向,和新左派与文化保守主义意见趋势偏向,预测方向完全相反。与媒介使用相比,媒介评价和社会交往对当今中国社会思潮意见趋势的影响要来得更大。     

对外社会新闻的英语编译——社会符号学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实践

本文将通过两个案例的深入分析,阐释对外社会新闻的英语编译应是一种社会符号学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实践,编译者不仅要关注语言本身,还要研究语言以外的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翻译中原文与译文的等值不是单纯语言意义上的等值,而应是总体社会符号学意义上的等值.     

媒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传播、物质性与数字劳动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传播研究过于关注虚拟层面的媒介传输,却忽视了背后物理性的基础设施和政治经济景观。文章试图跳出传播功能主义视角,来论证媒介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一种研究方法并展现传播的物质性特征。本文以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送餐员及其电动车的使用为例,通过田野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电动车作为一种媒介如何展现物质的传输与交换、社会权力关系的建立与维持,以及政治话语的抗争与赋权。送餐员与电动车所建构的"人""物"关系凸显了中国数字劳动的形貌与内里,并影响着数字经济下的劳动政治和中国的社会转型。     

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困境与符号学取向

媒介环境学派,是以多伦多两位媒介巨匠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传播理论范式.半个世纪以来,该学派已发展至第三代学人.在简要回顾媒介环境学派核心理论体系发展的基础上,文章指出媒介环境学派面临一些理论创新的深层次问题.通过媒介环境与符号环境的内在关联研究,提出媒介环境学派方法论融合创新的线索之一,是将媒介环境视为一种基于符号结构的“软”环境,以更切适于新媒介环境下人与媒介交互关系机制的研究.     

社交媒体研究的媒介物质性路径——以微信API开放与使用项目为个案的研究

本文将社交媒体视为媒介基础设施,以微信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的开放与使用项目为经验个案,探索社交媒体研究的媒介物质性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媒介语境中的社交媒体具有平台化与层叠化特征。一方面,微信经由API所进行的媒介物质性实践,实现自身在互联网空间中的边界扩张,异质性主体(普通用户、第三方应用商、互联网巨头以及硬件设备与软件程序等)围绕微信API的接入、使用以及竞争形成了一个层叠化的传播实践场域;另一方面,微信通过API接入标准的定义,结合行业规范与政策规制等方面形塑了结构化的平台关系生态。平台化的运作逻辑时常会与微信的媒介基础设施属性发生价值层面的冲突,当平台的边界扩张受阻或者遭遇竞争时,微信往往会以强化接入标准、纠错补漏以及商业协商等方式处理自身与多元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文章认为,将平台与基础设施等概念引入国内的社交媒体研究,有助于拓宽或者转变社交媒体研究的理论面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跳脱主流传播研究将社交媒体定义和理解为内容生产与关系建构的技术媒介的思维定势。     

媒介考古学:渊源、谱系与价值——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埃尔基·胡塔莫教授

媒介考古学是媒介研究的新方向,本文与该领域的前沿学者埃尔基·胡塔莫教授展开对话。在对话中胡塔莫教授梳理了其进入媒介考古学的路径,分析了媒介考古学的谱系和价值,有助于学者深入理解媒介考古学,明晰其理论渊源、发展脉络、涉及领域,展开具有自身特色的媒介考古学研究。     

符号学视域下网络热词（2018—2020）研究——传播与社会功能建构

伴随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大众主体意识的增强,诸多含义丰富的网络热词以其创造性的表达方式被广泛传播与使用。本研究将运用戈夫曼的框架分析理论对2018—2020年度的网络热词展开分析,探究网络热词的传播特点与社会功能。研究发现,网络热词的内容性质涉及领域广泛,情感倾向明显,在民意表达、舆论监督以及话语体系延伸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     

符号学视角下媒介文化的消费主义特征

物体、消费和传播媒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媒介被认为是消费主义文化传播的最直接和最有力的工具,是消费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传媒通过建构消费场域对消费主义进行意指生产,媒介文化与消费主义彼此处于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中.     

媒介化社会新闻传媒的使用与管理

我们正步入媒介化社会。新兴媒体的普及和媒介化社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运行进程。这种变动的结果之一,是直接造就了一个全新的传播主体。这个主体利用一切手段,打造自己的媒体,探讨切身的议题,让公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交流彼此的观点。一部现代政党史和新闻传播史,展示着执政党同传媒的互存、互用和互动关系。执政党能否有效使用和驾驭大众传媒,是衡量其执政能力的标志。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在这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并在这些经验与教训中成熟起来。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表达语境发生深刻变化。执政党应该顺应这种变化,构建舆论引导的新格局,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都肩负着重大使命。     

农民工社会形象错位与媒介的城市视角问题

在我国媒体中农民工的活动一直是传播的盲区①,即使报道他们,也总是以弱者形象出现。事实上,农民工的社会处境并非这么简单,我们对他们的认识还存在某种偏狭和错位。     

个人、媒介与社会——传播效果研究与芝加哥学派的距离

本文通过比较传播效果研究与芝加哥学派的发展历程、理论分殊,试图阐明传播效果研究与芝加哥学派的距离,以回应目前学术界传播效果量化研究一统天下的现实格局。两者都从社会现实出发,但对个人、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把握各不相同,此外,由于方法论的差异,两者分道扬镳。但是传播效果研究仍然可以从芝加哥学派汲取养分,以弥补其方法论取向所带来的不足。     

社会资本、媒介使用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基于2005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城市数据

采用2005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城市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对于城市居民来说,除了互惠因子对抗争性政治参与起负向影响外,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因子和互惠因子对政治参与的各种形式,包括投票政治参与、日常政治参与抗争性政治参与都起显著的正向影响.媒介使用里的新闻接触对政治参与的各种形式起正向影响,而媒介使用时间中仅有看电视的使用时间对居委会投票起正向影响,这表明,媒介使用里对政治参与产生正向影响的是其新闻接触情况,即关注新闻的程度,而不是媒介使用时间的长短.政策制定者可通过培育社会网络、互惠、新闻宣传来促使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走向制度化政治参与,从而通过有序政治参与来扩大政体的合法性和保持社会的稳定.     

作为媒介的胡庆余堂:一种社会文化史的考察

胡庆余堂既是社会文化的媒介,也是社会文化发展的缩影和正能量的体现。在历经140年的时代沧桑巨变和复杂性的文化变迁中,无论在国弱民衰的清末,还是在外忧内患的民国,还是在日新月异的当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以贯之地守护"戒欺"的文化精神理念。     

媒介化：共识、分野与中国语境下的研究路径

本文对“媒介化”研究的基本共识——媒介的“去本质化”进行探讨,并以此为起点,对三种研究视角的分野——制度主义视角、社会建构视角、技术/物质视角进行梳理与分析。三者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对“媒介是什么”的不同解答。制度主义视角下,媒介被视为独立或半独立的社会制度,媒介化即媒介制度性地“他律”着其他社会机构或系统的过程;社会建构视角下,媒介是一种能够改变交流模式的情境,媒介化即人类通过媒介嵌入日常生活世界与建构现实的过程;在技术/物质视角下,媒介是一种基础设施,媒介化可以被视为一场运动,通过这场运动,媒介技术及相关技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实践与空间都变成要在物理/物质层面去适应媒介的存在。本文认为,中国语境下的媒介化研究可遵循两条主要路径：一是围绕三种视角的交叉融合本土化研究;二是围绕媒介化的研究困境与学术启发进行辩证性的考察,以期寻找我国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性,积极回应传播学中的“中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