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河南怀庆卫军户对地方社会的认同与塑造

明初,移民的到来及军事卫所的建立,河南怀庆府地方社会的秩序得以重新勾画。在移民入籍及军户寄籍的历史过程中,他乡即故乡的认同感在军户移民中被逐渐强化。尤其到了明中叶,军籍儒生在科举上的成功及以何瑭为中心的学术群体的形成,使得军户群体成为影响书写地方社会历史的重要因素。同时,军籍乡宦对地方文化传统的塑造也是对地方社会认同的体现。     

移民、土司与边疆社会——以龙州县逐卜乡板弄屯明代碑刻为中心的考察

发现于龙州县逐卜乡板弄屯的明代正德碑刻,是桂西南地区边疆移民史、边疆军事史、土司社会史的重要证据。明代中期,残酷的封建剥削、严重的自然灾害、严峻的军政形势等迫使山东青州地区民众大量南迁,其中一部分人迁徙到了桂西南地区并融入了当地壮族。有明一代,安南对桂西南地区蚕食不断,尤其是在明代中期以后,安南对桂西南地区的侵扰变本加厉。明代桂西南地区的土司社会,土司衙门机构与官僚组织相对简单,处于封建领主经济发展阶段,盛行劳役地租的剥削方式,北帝信仰影响广泛,残暴的土司统治包裹在仁慈的外衣下。     

明代胶东半岛的四川移民——以明代掖县为中心

金元以来胶东地区灾害频发,战乱不已,土著居民大量死亡或迁徙。明初为防御倭寇,加强海防,在胶东地区建立了众多卫、所,陆续地从刚平定的四川一带迁来大量军籍移民,与当地居民通婚并繁衍下来。由于明中期天灾不断,倭患侵扰,大量土著居民渡海移民关外,导致当地土著人口比例下降。剩下的土著姓氏,或为寻求宗族保护,加入迁居境内的同姓大族之列;或因“先世失考”,后世讹传附会,从而造成了掖县（今莱州市）居民中明初四川移民后裔的高比例。     

卫所式微与后卫所时代军屯的归宿——以清水江下游三个千户所为例

与辰州卫有“母子”关系、是明代贵州境内最早置卫所地区、贵州境内实力最强盛的一个卫所,是五开卫在明代贵州卫所史上的特征。卫所式微是指卫所军政权力由在全省居于重要地位而渐变衰落所呈现出的军政退而民政进的社会治理状态,相伴生的重要事件就是屯田制度荒废。五开卫式微大背景与贵州卫所式微相关;屯军社会地位的沦落,屯田肆意被私人侵吞、屯军屯民的民人化转变,从深层处动摇卫所根基,后卫所时代卫所的宿命就是改流。贵州境内卫所改流过程有两个极具意义的事件：五开卫改流首先是新化-亮寨千户所的消失;天柱守御千户所以一个所为主导成功改流为县,是贵州卫所史上的唯一。卫所军屯人员来源地的差异,影响了后卫所时代贵州西部与清水江下游屯堡村社化的不同面貌;而新化千户所消解于新化长官司和亮寨司内,表明屯卫军民身份的变化也是卫所式微并且深度影响贵州东西部卫所屯堡本地村寨化后的不同景观。     

守常与变革：中国古代“制度”运行的两难选择——以明代班军制度的历史命运为个案

守常与变革是中国古代制度运行的两种基本指导思想。时代在发展，既定的制度需要不断“变革”，却无法回避“守常”思想的阻挠。明初实行的班军制度本为善政，在明中期以后存在许多问题，也做了不少变革，但受到“守常”思想的影响，该项制度垂而不死，一直延至明朝灭亡。“守常”与“变革”思想的冲突与调整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影响下的王朝更替与制度轮回的基本特征。     

移民与区域发展——温州移民社会几个问题的思考

温州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移民带来了温州经济的发展。温州移民文化呈现多种形态,其中包括温州侨乡的移民文化、旅居地的移民文化和新温州人的移民文化。温州移民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温州移民社会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城市新移民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以宁波新移民为例

国家大规模建设过程中会出现千万移民,如何吸引并留住移民人才成为关键问题,新移民只有顺利融入新环境才能成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中坚力量;以宁波新移民为例,从新移民的社会网络切入,探讨了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获得对我国移民融合问题的启发。     

民间信仰与移民社会——以台湾的闽粤客家移民为例

民间信仰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百姓的生活、生产等各个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当人们向外迁移时,原居地的各种民间信仰往往也随之传播到迁入地,并在移民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以台湾的闽粤客家移民为例,探讨民间信仰在移民社会的传承与变迁及其社会功能。     

移民与移民社会问题研究——关于建构移民社会学的思考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社会流动的加快,移民和移民社会已经普遍存在.作为人类生活共同体的一种类型,移民社会特有的内涵及其多样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对现存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社会政策和社会和谐提出了挑战.因此,研究移民、移民社会问题,构建移民社会学理论体系,开创社会学的新兴分支学科,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探索和尝试.     

明代中叶沿海卫所的初步地方化——以浙江观海卫为例

观海卫是洪武年间在慈溪设立的重要海防卫所,军事行政具有独立性,但与附近州县一直存在互动关系。明中叶之后,观海卫与州县产生了俸粮运送、赋役征收、里甲分担等环节的纠纷。在调整过程中,卫所与地方逐渐交集,军人及军舍和地方民户频繁交流。受到周边文化影响,卫所军人的生活习俗和文化追求与周边民众趋同,最终成为宁绍社会的有机组成。     

明清沿海卫所道教宫观运作与地方互动——以温州金乡卫为例

卫所的宗教信仰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在明清国家与地方的互动中,受到国家典章、人群流动、地方治乱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呈现出复杂而多元的面向。沿海卫所道教宫观的日常运作往往由本地道士负责,统属于府县道纪、道会司来进行监督和管理。随着海防压力的陡增和卫所军力的衰颓,本地道士逐渐掌握了宫观的控制权。进入清代,在新的制度背景下,这些道教宫观的“卫所”色彩已经褪去,与城外府县的宫观并无二致,完全融入地方道教的传承系统之中。     

生态移民社会角色转变研究——以贵州安顺蔡官镇北斗生态移民社区为例

贵州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把深山区石山区的贫困农民搬迁到城镇居住生活,社区居民突然中断先赋“农民”社会身份,经历“生态移民”这一标签化过渡角色,在转变为城镇公民这一复杂的重新社会化过程中,其生计行为、生活方式、社会心理的变化与适应值得关注.地方政府作为生态移民工程这一城镇化战略的主导者,也应适应新形势,成为新型服务型政府.     

水库移民的社会生态恢复——以农村自治为背景

水库移民的社会生态恢复需要立足于对迁入村落的乡土社会资源的利用与改造。移民们作为权利主张姿态积极的新成员,将其权利主张纳入到理性的渠道,可作为重新组建农村社会的一次契机。引导村民以参与的方式通过交往理性建构自己的公共领域,既能作为承载弱势方移民利益诉求的可靠平台,也不失为一次基层民主的尝试。与其配套的现代治理模式也应进行相应的变革,通过权力的下放、资源的下放重铸农村社会,实现移民维权的自主与长效,有望达成利益各方的共赢。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现状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急剧增长,很多城市形成了庞大的移民群体.本文以社会融合相关理论为基础,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以杭州市新移民为研究样本,从文化融合、地域融合、地位融合、群体融合和职业融合五个方面对城市新移民的融合现状进行了调查,并对他们融合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促进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滇中彝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社会适应——以永仁县彝族移民为例

社会适应是一个继续社会化的过程,即随着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化和个体生存方式的变化,不断学习、接受新的文化内容及适应角色变化的过程。易地扶贫搬迁使得移民们面临着环境和社会角色的变迁,迫使着他们进行自身调整,在经济生活、社会交往、价值观念方面都发生变化,以更好的适应新的社区环境。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社会适应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搬迁后的移民要完全实现生产、生活、心理的适应,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移民、亲属与社会再生产考察——以一个东北汉人村落的婚礼实践为例

东北汉人社会是由一些逃避关内灾乱的移民组成的父系社会,由于这些移民多是个体或家庭移民,导致其宗族不发达,女性和姻亲的地位相对突出。这些移民在缺乏共同的信仰和公共生活的情况下,通过缔结婚姻关系建立和扩展自己的社会网络,进而依靠在婚礼上的展演和互惠实现了东北汉人社会的再生产。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明代西南土司“应调从征”的军事贡献——以“保靖土司”为个案

明廷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土司制度,频繁地征调土司参与中央政府的军事战争,表现可谓是战功显赫,不仅维护了明廷政治稳定与国家统一,而且还大大提升了土司战斗力,形成了服务于战争的地方新习俗。这一系列的军事贡献推动了“西南蛮夷”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也推进了中华民族由“自在”共同体向“自觉”共同体的转变。     

开发式扶贫中的移民搬迁问题思考——以山西省左权县为个案

中国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家,我国13亿多人口中有8亿多就住在农村,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农村问题始终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当前我国进行的开发式扶贫搬迁正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缩小农村与城镇的差距,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文章以山西左权县为背景,分析了当前左权县开发式移民搬迁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且针对性的提出若干解决问题的思路,以期移民搬迁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实现其预期的目的。     

城市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以上海市“外来媳妇”为例

与一般农民工的社会适应表现为经济、社会、心理三个层面依次递进的特点不同,城市女性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首先是从心理适应开始的。虽然女性移民因为婚姻得以进入城市生活,但其社会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提高;而这种低下的社会地位又直接影响了她们与城市居民的接触和交往,影响了她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从社会适应的总体状况来看,城市女性婚姻移民应属于介于农民工和市民之间的"边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