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本土化焦虑”：华夏传播研究的解释范式和中国智慧——评《华夏传播理论》

作为一本历史取向的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专著,《华夏传播理论》建构了华夏传播研究的解释范式,力图从元理论视角回应华夏传播理论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和如何建构等知识论和方法论问题。面向华夏文明,作者提出了中国文化语境下“传播的接受观”、“传播的交往观”和“传播的辩证观”三大“中国传播观”,这是华夏传播理论建构的重要尝试和重要成果。从学者生命史视角来看,该书是邵培仁教授30年传播学本土化关怀的结晶;从时代命题来看,作者旨在回应传播学被引介后的“本土化焦虑”,为推进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国数字出版"走出去"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中国数字出版"走出去"既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高质量发展要求,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数字出版业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当前中国数字出版"走出去"面临传播力不足,只问传播不问效果,内容生产不能满足国际需求,缺乏对国际用户的了解,国际化数字出版人才不足等问题.对于中国数字出版"走出去"而言,顶层设计是核心问题,适应性内容是基本前提,传播力建构是主要手段,本土化策略是关键能力,人才建设是决定性要素.中国数字出版"走出去"应建构具有国际适应性的传播体系,最终实现高质量的国际传播效果.     

“心传天下”致“大同”:华夏传播学的终极指向——评述《华夏文明与传播学本土化研究》

华夏传播研究历经40年,建构华夏传播研究理论体系,构建中国国际传播的话语权势在必行。《华夏文明与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理论建构以"心传天下"为理论特质,以"大同""和谐"为华夏传播的终极指向,华夏五千年文化盛宴已经并将继续展示出中国人的传播智慧,充溢着人性的光辉。该书在华夏文明传播研究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个人生存发展、"和谐社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对"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二元框架的历史反思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陆的一些传播学者在余也鲁的倡导下拉开了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序幕.以西方理论为基础,以中国经验为研究对象的认识论二元框架就此形成.这一二元对立的框架成为此后各种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基本指导思想.然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来看,"中西二元框架"不仅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认识论悖论,而且它对西方理论和中国经验的理解是非学术化和教条主义的.其结果就是在各种非议中,传播研究本土化迷失了发展的方向,与它当初的目标渐行渐远.其实,传播的本土化应当是一种多元化的学术自觉,它总体来说可以被形容为中国学者在与西方学术对话过程中的批判意识.     

社科期刊建构学术话语中国化的逻辑指归

学术期刊承载着思想传播与智力供给的双重责任,是学术话语的引领者和风向标.要建构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期刊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须坚持以中国社会实践为本体指归,以打造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为理论指归,以辩证统一观为方法指归,以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指归的选稿与用稿原则.这样才能为真正建构中国标志性的学术概念,实现学术话语的本土化做出贡献.     

传播学本土化的名与实 ——评《华夏传播理论》

邵培仁先生作为传播学本土化的倡导者与践行者,近年来与姚锦云博士积极致力于华夏传播研究.他们在《华夏传播理论》一书中,坚持传播学本土化,直面目前华夏传播研究所面临的根本性质疑,并以宽宏的多学科研究视野,阐释华夏传播研究的知识论与方法论问题,进而提出华夏传播理论观与价值传播模式,为华夏传播理论建构作出重要贡献.而本书的另一...     

认知传播的理论溯源、建构模式与现实考察

认知传播概念以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认知传播学,是应时代发展而提出.就“认知传播”这一全新研究范式而言,首要任务是明确其理论溯源;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关于“认知”思想的梳理,到德国哲学中关于传媒与认知关系的探讨,再到认知传播的神经基础,这既是认知传播的理论溯源,也是一种身份自觉;继而探讨认知传播的模式建构,回归到认知传播的核心——意义共享与互动关系;提出认知传播是具有现实属性的创新之举,其具有感知特性、注意特性以及记忆特性,在“互联网+”战略发展的今天,虚拟交互更是凸显关于“意识认知”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这也是提升华人传播学研究影响力的有效路径之一.     

"意见领袖"与"文化英雄"——"两极传播"的中外比较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在"本土化"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本文立足于学术"本土化",对中西方关于对信息传播过程中"二次流动"过程的研究进行梳理、分析,找出它们的共同点与不同点,从而将中国传统的学术资源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结合起来,促进适合中国本土特色的传播学理论的发展.     

发展传播学批判:传播学本土化的再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勒纳为代表的美国发展传播学一度很受部分中国学者的青睐,认为这是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的重要方向.勒纳的发展传播学属于后殖民理论,有着强烈的冷战思维,渗透着强烈的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但却成为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起点.就这一理论而言,中国学者的“对号入座”体现了我们在学术研究上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实际上消解了中国传播研究者的主体性.     

关于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自主建构的几点思考

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必须把着力点转移到对中国新闻传播的发展经验、发展方向、发展道路的反思总结上来,努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为此,要摆脱“学徒状态”,在学习研究西方新闻传播理论时,保持高度的自抉意识和驾驭能力,以超越西方、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为目的,防止在引进借鉴中“西化”自己,失掉自我;要“向现实本身去寻找思想”,沉到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和现实深处,立足自己的实践形成自己的理论;要在创立新观点、新概念、新范畴上用力,实现新闻传播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要走出核心价值多样的迷惘,以主流价值统摄推进新闻传播理论创新.     

主体意识的找寻——兼论传播学本土化的困境

传播学本土化是困扰中国传播学界多年的问题,但这一问题的答案并未因我国传播学研究的骤显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活跃而变得唾手可得,传播学本土化的呼声伴随着焦虑与迫切。回归我国传播学本土化的基本问题,可以发现本土化的实质是一种主体困惑,传播学本土化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是传播哲学的问题,传播学本土化的困境也反映了传播哲学的失语,应将传播学本土化视作动态的"对话"过程,一方面利用传播学理论本身的灵活性与阐释空间,另一方面创造性的引介与接收,并致力于把理论本身的价值变成本土社会的价值。     

“本土化”破产后传播学的进路

按学界的共识,中国传播学研究肇始于1982年施拉姆访华.施拉姆给当时的新闻研究界带来了具有启蒙意义的美国主流传播学.但是,师承美国传播学的中国传播学带有先天的不足. 从传播学理论“本土化”到传播学科危机 1.“本土化”由来已久.据孙旭培教授梳理,1994年前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已经走过了对美国传播学理论“译介-研究-自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传播学理论“本土化”的问题被提出.1994年《新闻研究资料》更名《新闻与传播研究》,第一期便发布了“讨论传播研究中国化”的启事,“本土化”开始了系统性思考.同期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新闻学的学科建制.新闻学有容纳其他社会科学的宏愿,而传播研究被认为是其实现宏愿的路径.在此背景下,传播研究面临两个议题:“为新闻学服务”和“传播学理论本土化”.“本土化”有两个方向:其一是结合传统文化和西方理论建立本土理论框架;其二是以传播学理论回应本土问题(潇湘,1995).往后的“本土化”工作主要是沿着这两个方向推进,但这个夙愿至今仍没有实现,甚至面临困境.     

"镜像自我"的认同与反叛——《哪吒之魔童转世》中的哪吒形象再思考

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第二电影符号学的重要基础.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转世》不再直接讲述哪吒的少年英雄事迹,而是将其重构为一个顽童的自我探寻、逆天改命的自我成长故事.哪吒这一角色的自我认同以及身份建构的过程契合了拉康的"镜像—主体理论",再探索电影中哪吒与敖丙的成长变化以及这两个角色的身份建构和认同,也许能让受众逐渐对自我的本质有更多的思考,重新进行自我的身份建构.     

对传统目录学的反思与建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读后

从“宏观建构,理论言说”的著述理念、“结构谨严,定位准确”的学术理性、“史论结合,真知灼见”的论证方式等三个方面分析评述傅荣贤教授《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一书的突出优点。该书在摆脱传统观念束缚的基础上,审察中西目录学之异同,继而揭示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核心价值,建构起较为完善的古代目录学理论,并指明了中西目录学有机结合的发展方向。但该书对中西目录学有机结合的具体操作论述稍显不足。参考文献７。     

跨文化传播中的"他者"建构 ——从"他者"和报道"他者"角度入手

"他者"概念自诞生之初便蕴含着与"自我"相对的意涵,经常被贴上愚昧、卑劣的标签,信息时代的讯息发达并未有效解决"自我"和"他者"的矛盾,尤其是在跨文化传播中,地球村内部依旧充满新的冲突和暴力.一方面,"我们"通过对"他者"的确认和排斥来完成对自我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新闻传播,也在不断对"他者"进行不平等的形象建构,记者作为新闻制作过程中的生产主体,把握着新闻生产的重要渠道,在"他者"观念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下,"他者化"报道的思维依然存在,并且直接影响着"他者"的媒体形象建构.跨文化传播本质上是不同文化间的精神文明交流过程,只有破除"他者"观念的二元对立思维,才能将跨文化传播变为一种共享、开放的传播形式,从而获得打破各文化间交流困境的可能性.     

《中国当代传播理论体系分析》出版

当前，国内学者对于如何开展“传播学本土化”或“传播学中国化”研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四川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当代传播理论体系分析》一书，对如何建构当代中国传播理论研究体系进行了有益探索。     

用户反馈对互联网产品自我完善的重要性——以"微信红包"金额调整为例

微信红包开发者在"中国网络情人节"这一天针对中国受众做出了提高单个微信红包交易额的举动,原本的200元上限在这一天提升为520元,这是微信作为社交媒体的一种主动式自我成长.本文将围绕微信红包开发者的这一举动,研究微信红包开发者与用户之间的循环互动方式及沟通机制,并探讨该机制的完善对社交媒体进行自我发展的意义.关于微信红包的大多数传播学方向的研究都将重点放在了微信红包的出现对人际建构的影响或微信红包本身的传播动力,而本文将聚焦于微信红包开发者与微信红包用户间的互动上.     

传播研究本土化的两个维度

通过回顾传播研究本土化问题发展史、提问方式和本土化标准,本文试图将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话语中的学术问题从政治问题中剥离开,在学术层面上勾勒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背后的两对张力(应用与理论的张力、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张力),并进一步提出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四个行动路径.本文认为,传播研究的本土化概念不应是单数而是复数,不应简单追求一个统一标准,而应提倡多个标准的竞争与对话.     

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

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必须把着力点转移到对中国新闻传播的发展经验、发展方向、发展道路的反思总结上来,努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为此,要摆脱"学徒状态",在学习研究西方新闻传播理论时,保持高度的自抉意识和驾驭能力,以超越西方、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为目的,防止在引进借鉴中"西化"自己,失掉自我;要"向现实本身去寻找思想",沉到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和现实深处,立足自己的实践形成自己的理论;要在创立新观点、新概念、新范畴上用力,实现新闻传播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要走出核心价值多样的迷惘,以主流价值统摄推进新闻传播理论创新。     

关于传播学在中国发展途径的探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教授访谈

关于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新闻传播学界提出或正在尝试着 诸多途径。比如,原汁原味地引进西方传播理论,将西方传播学理论在中国进 行本土化的验证研究,或者在中国传播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性研究等 等。事实上,每一种途径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其合理性和局限性。 喻国明教授是一位跨越新闻传播理论和传媒实务研究的学者,其独特的 学术位置赋予了他审视不同研究途径的冷静视角,甚至包括对其自身学术研 究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