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地沉浸:粉丝领袖的网络样态与媒介属性

网络媒介与社会经济文化共同发展下粉丝文化现象日益升温,作为本土粉丝最具代表性的类型,偶像粉丝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本文以偶像粉丝领袖为考察窗口,通过线上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对这类粉丝个体的媒介生活与传播实践进行深描,试图祛魅本土粉丝文化.粉丝领袖的传播实践历程中呈现出引流工具、养成范本与自我平衡三种样态,"清醒地沉浸"用...     

浅析K-pop偶像与粉丝互动中的情感劳动

对于K-pop偶像来说,具有出色的唱跳能力只是维系与粉丝之间关系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他们必须做好"偶像该做好的事",付出大量的情感劳动。偶像的情感劳动搭建起与粉丝的情感连接,粉丝们基于对偶像的情感,付出自己的情感、劳动和财富,而这种粉丝们认为的情感支持构成了偶像产业的重要利益来源。即偶像的情感劳动被资本征用,成为资本获利的工具。     

我迷故我在——探讨中国粉丝文化特色

粉丝以同偶像除了认同偶像外表,还有偶像个性与人格特质,这些都可以化为粉丝自我成长的动力。在中国,粉丝跨越媒介平台寻找偶像,以网络发挥集体力量与主流媒介抗衡,改变着中国媒介环境中受众与媒介不平等的权力结构。     

从示范到失范：偶像与粉丝的互动及其治理

从《青春有你3》粉丝为打投“倒奶”到吴亦凡因涉嫌强奸罪而被批捕,当下偶像产业中偶像及偶像与粉丝之间的互动已然从示范走向失范。而这种变化一方面源于偶像概念内涵的转变,即当偶像被祛魅为依赖粉丝经济的作为“职业”或“劳动”的偶像时,粉丝的情感也就必然存在被商品化的问题。另一方面,互动的失范同样是根植于流量社会中的偶像产业的结构性问题,因此,身处其中的偶像和粉丝都无法逃脱被数据规训、被异化的命运。而规范偶像与粉丝的互动,让偶像重回大众对其应有的示范的期许,需要多方协同治理,包括但不限于从偶像个人到粉丝群体,再到平台、经纪公司、产业和行业协会、厂商品牌,以及监管机构共同努力。     

虚拟偶像驯化:虚拟偶像与粉丝的拟社会互动

本文运用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将虚拟偶像及其粉丝作为研究对象,参与式观察虚拟偶像及其粉丝的拟社会互动,探寻虚拟偶像驯化的过程与原因。研究发现虚拟偶像驯化是资本、技术和粉丝三方共谋的结果,身份认同、社交安全需要和崇拜情感是维系虚拟偶像及其粉丝拟社会交往的纽带。     

性别霸权的想象、展演与强化——以虚拟偶像组合A-SOUL的男性粉丝为例

以往关于粉丝文化的研究中,女性粉丝群体可见性极高,而男性粉丝群体则基本处于“隐身”的不可见状态。这种遗忘使女性粉丝承受了主流舆论和社会大众对追星、迷族、饭圈的所有困惑、质疑和抨击,甚至可能在无形之中加剧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冲突。中国粉丝文化实践中是否存在男性粉丝群体？他们的粉丝文化实践与女性粉丝有怎样的区别？本文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对虚拟偶像组合A-SOUL的男性粉丝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发现,在平台和算法介入后形成的“多元关系社交”中,男性粉丝的性别霸权通过支配性男性气质得到张扬。男性粉丝通过客体化虚拟偶像,想象性地建构起支配性的男性气质;在粉丝群体的社交互动中,男性粉丝形成了技术化追星的集体共识,以此展演支配性男性气质;同时,男性粉丝的追星行为深受平台交互界面、技术装置、数据和算法的影响,平台和资本导引并强化男性粉丝的支配性男性气质,但总体上,支配性男性气质所建构的性别霸权具有明显的虚幻性。     

“网红”式的偶像与自组织的粉丝——网络赋权下的偶像产业变革

本文以媒体赋权为视角,对偶像产业的最新发展进行了分析。全文从偶像塑造、粉丝参与、IP运营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在偶像塑造方面,本文讨论了"网红"式的偶像生产,直播化的"偶""粉"互动,众筹型的推广营销、跨界式的多元经营等问题。在粉丝参与方面,本文讨论了粉丝自组织应援,粉丝全程参与偶像养成及粉丝创造虚拟偶像的问题。本文作者认为,偶像与粉丝之间直接的、深刻的、多维度、多元的链接构成了"互联网+"情境下偶像产业的核心,偶像产生的过程由传统的"单向、受控、一味接受"转变为了"互动、自由、自我创造",这进一步促成了偶像、粉丝、经纪公司之间权力的重新分配和关系调整。偶像与粉丝正逐渐摆脱经纪公司的控制,成为了各自有权的个体,相互作用,而偶像产业的一切都正在或将要为之转向。     

粉链经济:“偶像-粉丝”文化经济模式的再考察

粉丝文化经济的威力在娱乐产业和文旅产业中得到彰显,粉丝力量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在以偶像为中心的文化经济模式下,粉丝位于产业链的末端,被视作被动的消费者,他们作为生产主体性的位置遭到忽略。“粉链经济”以粉丝为中心重新考察“偶像-粉丝”的关系结构,发现粉丝不仅有着极强的文化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而且具备养成偶像、制约资本和平台、影响地方发展的能量。由粉丝立场来考察,“粉链经济”是将粉丝视为独立的、不依赖于明星、以满足自身需求为前提,并在与产业链上其他经济主体相抗衡、相博弈、相妥协中发展起来的新文化经济模式。     

迷研究理论初探

本研究对近年欧美传播学速研究(fan studies)理论加以梳理,以国内粉丝-玉米为案例,检视西方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实践,以填补国内传播学主动受众研究中,速研究的空白。研究发现,国内速群以网络为平台,跨媒介追踪偶像文本,投射自我于偶像文本,展现了主动受众的媒介使用行为。     

粉丝圈群的社会参与逻辑：文本产消与数据生产连结模式的比较研究

本研究将粉丝视为网络空间的行动参与者，考察粉丝日常实践形式如何转化为网络连结性，并形成网络环境下的表达与参与。研究以内地娱乐圈为研究情境，从数字平台的技术发展趋势出发，提出粉丝文本实践和数据实践的概念分类，检验粉丝日常实践、网络社会资本、粉丝网络讨论及公益参与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文本实践和数据实践均为受访者常见的行动方式。粉丝文本实践对公益参与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为间接影响，呈现自我动员模式，而粉丝数据实践直接影响公益参与行为，呈现组织行动模式。“强关系”导致的社会连结及粉丝社群内部讨论对公益参与频率影响显著，粉丝社会参与的驱动力仍以内部连结为主。     

粉丝生产偶像:粉丝文化的新变化--以养成系偶像的生产为例北大核心

社交媒介让粉丝文化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在日韩的养成系偶像产业模式引进国内后,粉丝群体的行为更是产生了一定的颠覆,结果导向的“追星”转为过程导向的粉丝生产偶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在养成关系下,青少年对榜样的认知发生了某种逆转。在资本的干预下,这种线上的生产活动已经融入粉丝圈层,呈现出对内和对外的不同表征,并衍生出许多影响业界健康发展的舆论生态问题。     

创造偶像:文化工业与粉丝狂欢——以《创造101》为例

现象级的网络综艺《创造101》呈现出选秀综艺节目新模式,从消费偶像向创造偶像转变,本文结合《创造101》文本,从资本主导下的文化工业生产和原子社会中的粉丝集体狂欢内外两个维度分析这一转变。选秀节目作为文化商品,在形式上呈现出程式化倾向,在运作上呈现出父权资本逻辑,在文化工业的操纵下,资本推动粉丝群体集体狂欢,将粉丝和偶像都裹挟其中。     

虚拟偶像粉丝参与式文化的特征与意义北大核心CSSCI

互联网赋权下,虚拟偶像的粉丝由以往文化研究中的文本"盗猎者""游牧者"发生了更具正义性的生产者身份转向,成为更具复杂和暧昧性的文本生产者与消费者。基于此的粉丝参与式文化呈现出更加平民化、强生产者色彩与高生产能力、权力分层和权力反转、文本生产更易从边缘走向主流等特征,并促成了虚拟偶像粉丝的自我认同、集体认同和社群巩固。     

“粉丝文化”中的共识制造与双重剥削——以《创造营2021》新浪微博粉丝群体为例

基于对《创造营2021》新浪微博粉丝群体的考察,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分析,探讨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粉丝文化中共识的形成,揭示“资本——偶像——粉丝”框架下粉丝免费劳动的文化生产逻辑和双重剥削的本质。在这一过程中,粉丝们甘愿付出,也曾进行反抗,但最终仍淹没于资本所打造的商业文化逻辑和甘愿劳动中,成为社会资本积累的数字劳工。     

互动仪式链理论下的虚拟偶像传播研究——以洛天依为例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迭代,虚拟偶像的传播范围及影响力也在逐渐提升,其逐渐扩大的粉丝群体成为不容忽视的研究对象。本文基于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以虚拟偶像洛天依为个案,探究虚拟偶像洛天依粉丝的情感互动行为的类型、情感互动的过程,以及情感互动后粉丝所产生的与虚拟偶像之间的情感联结。     

粉丝怀旧:媒介世代的粉丝生命史及情感支架——基于TFBOYS“十年之约”演唱会的讨论

本文以TFBOYS偶像团体“十年之约”演唱会为例,展开对粉丝怀旧的研究。首先,指出粉丝怀旧连接了特定媒介世代的集体记忆和共同情感,粉丝怀旧与粉丝生命史具备双重关联;其次,探讨多重面向的粉丝怀旧模式及怀旧实践,指出粉丝怀旧与记忆、生命、身份、媒介、仪式、情感等因素息息相关;再次,揭示粉丝怀旧如何被制造和扩大,资本在粉丝经济驱动下参与了怀旧制造,数字平台成为怀旧情感的扩大器。研究认为:作为特定的媒介世代的粉丝怀旧,事实上充当了粉丝代际寄托情感、标识身份、区别群体的“情感支架”。本文期待藉由对粉丝怀旧现象的剖析,更深刻地认知理解粉丝生命史及情感的内涵和意义。     

被遮蔽的主体:重思劳动理论范式下的粉丝定性问题——以微博“控评”为例

全球不稳定劳工的涌现与资本主义新危机的起伏,使得“重返马克思”成为当下西方学界思考社会问题的新路径。此种研究视角下,社交媒体被描述为充满剥削的“无墙工厂”,而粉丝则被视为被资本压榨的“数字劳工”。本文以微博“控评”为案例,从受众劳动、商品化、情感异化三个维度管窥和反思西方“数字劳动”等术语在理论旅行与本土实践之间的契合度与合理性问题。研究认为,尽管数字劳动等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拓宽了粉丝研究视野,并有效避免权力结构与不公问题滑落到文化研究的核心议题之外,但由于缺乏对本土化情境适用问题的考量,忽视作为具体个体的粉丝主体性意识、情感的复杂结构以及社会性互动的深层意义,对新媒体时代作为亚文化社群的粉都与资本、偶像、国家之间的张力关系也缺乏深入考察,因此,将粉丝简单地定性为数字劳工并不十分令人信服。本文跳脱剥削范式与结构主义的窠臼,探讨马克思主义与数字化时代粉丝平台及实践研究相结合的多元路径。     

泛娱乐时代畸形的粉丝文化与偶像经济

偶像和粉丝是娱乐时代的产物,其中最让人关注的是粉丝文化影响下的偶像经济。泛娱乐时代,粉丝文化和偶像经济畸形化发展,粉丝群体缺乏理性、过度消费、盲目追星,商业资本通过偶像经济掏空粉丝钱包和榨取偶像剩余价值。实现粉丝文化和偶像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多方努力,共同构建和维护粉丝文化和偶像经济的良好生态。     

“产消合一”：数字媒体时代“偶像”生产机制中的异化与剥削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信息时代的“数字劳动场域”得到进一步体现,产消合一的资本主义通过社交平台运作的规则设计,在“偶像”生产机制中对粉丝群体进行着剥削与异化。研究认为,在资本逻辑下,商业化媒体平台的传播服务于“生产方式、生产过程和目标产品”的商品化,进而设置“产消合一”的偶像传播制度,将粉丝行为纳入“集体协作生产”框架,使粉丝成为资本创造性的工具,并赋予他们“自由与权利”的错觉。资本“产消合一”的规则背后是从“粉丝的需求”这一最高层次进行剥削,从而实现“产品的异化”和“过程的异化”,打破了粉丝原有的社会化性格和平等的社会关系。无论是偶像还是粉丝都意识到剥削的存在,却难以“脱域”,反而在“去异化”过程中被进一步剥削。在“产消合一”生产逻辑的引导下,“饭圈”行为通过互联网的孕育已扩散到更多的社会性议题和领域,让整个社交媒体中“饭圈思维”日趋严重。     

粉丝们的战争与自洽

粉丝世代爱到极致,粉气逼人。在偶像平民化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粉丝,也都可能成为别人的粉丝。粉丝正在通过大众传播平台,纠集起来,成为独特的组织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