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与"歌颂"

20世纪 4 0年代 ,赵树理的创作因“歌颂”了解放区的新生活被认为是《讲话》精神的体现。但是 ,这是对赵树理的一次误读。赵树理一直坚持走为农民创作的道路 ,他的作品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 ,在形式上与《讲话》的倡导一致。赵树理作品并不以“歌颂”为主 ,这是赵树理在解放后陷入写作困境的原因。     

试论赵树理的创作方向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曾被人誉为描写农村生活的“铁笔”、“圣手”,是一位具有民族化、大众化艺术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早在全国解放以前,边区文艺界就提出“赵树理方向”问题,并且把它“作为边区文艺界开展创作运动的一个号召”（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载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周扬同志也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报》）。就是这样一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赵树理方向”的审美趋向

<正> 在中国,二十年代初就有人提倡无产阶级文艺,三十年代“左联”成立,无产阶级文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无产阶级文艺真正形成系统的理论和在创作上进行大规模的实践还是在毛泽东《讲话》发表之后的四十年代。毛泽东《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创作原则,而在创作上实践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杰出的代表性作家就是赵树理,正是由于赵树理卓有成效地实践了毛     

赵树理与“歌颂”

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的创作因“歌颂”了解放区的新生活被认为是《讲话》精神的体现。但是，这是对赵树理的一次误读。赵树理一直坚持走为农民创作的道路，他的作品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在形式上与《讲话》的倡导一致。赵树理作品并不以“歌颂”为主，这是赵树理在解放后陷入写作困境的原因。     

《讲话》与赵树理方向

赵树理的创作因体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而被誉为"赵树理方向",成为解放区文学和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然而,赵树理的创作却不时引起激烈的争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如果从如何对待"生活"这一观念出发就会发现,赵树理创作中对《讲话》里"文学艺术的来源是生活"观点的理解出现了悖反现象,显示了政治诉求与个人独立思考之间的矛盾。这对思考当下文学创作与时代关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赵树理研究的误区

赵树理是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他的创作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表面上看，他的许多广泛流传的作品都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在《讲话》精神的直接指导下创作产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诸多著作都持此观点。事实上赵树理看到《讲话》之前，其代表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已经创作完成了。赵树理文学现象与《讲话》精神的吻合是时代的必然、文学发展的必然。文学史著作应当对此进行客观的、全面的、正确的分析，探究赵树理文学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以讹传讹。     

论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民形象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朱,赵树理是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卓有成绩的作家。他先以太行山区的农民生活作为自己创作的肥沃土壤,用中国农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形式,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优秀的小说。解放以后,赵树理仍然以广阔的农村作为自己生活和     

论赵树理小说与大众化的机缘

长久以来,人们将赵树理的小说当作“文艺大众化”的典范,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文艺的大众化应当体现为文艺受众面的广泛。赵树理小说与大众化之间其实有诸多的机缘,比如《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范例寻求,评判者的知识分子视角以及赵树理农民出身的错觉等,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赵树理小说的大众化。     

赵树理与中国小说观念

本文从选择小说观念的时代背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小二黑结婚》绝非偶然的几乎同时出现、赵树理的小说方向的坚实的生活依据，赵树理是小说创作中从艺术到思想情感的全方位的大众化、作为一种文学观念的小说观念的演变等五个方面，站在20世纪中国小说观念演进的角度探讨了赵树理小说创作中表现出的小说观念的重要性。     

“山药蛋派”与毛泽东文艺思想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小说的创作方法继承的是白居易“为时为事”的现实主义传统。它坚持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创作，以日常生活事件与普通人为创作对象，遵循从经验出发而不从理论出发的创作原则。这种创作方法在40年代与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的主流创作方法是基本一致的，但到50年代特别是“两结合”创作方法提出后，它与主流创作方法的差异日渐明星。     

赵树理的当代命运及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问题

赵树理在1940年代成为一个方向性的作家,他的大众化、通俗化的艺术追求与对民间文化的过分倚重的艺术倾向并没有完全体现毛泽东《在延座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他与《讲话》精神既有适应的方面,更潜藏着内在的冲突。这一冲突延续到新中国文学中,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赵树理的当代悲剧。     

赵树理与中国小说观念

本文从选择小说观念的时代背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小二黑结婚》绝非偶然的几乎同时出现、赵树理的小说方向的坚实的生活依据、赵树理是小说创作中从艺术到思想情感的全方位的大众化、作为一种文学观念的小说观念的演变等五个方面 ,站在 2 0世纪中国小说观念演进的角度探讨了赵树理小说创作中表现出的小说观念的重要性     

简论鲁迅的《意见》和毛泽东的《讲话》的同一性

鲁迅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两篇经典性文献。多年来，人们只注重对《讲话》的分析和阐释，而忽略了《意见》的指导意义。实际上，就两者比较起来看，早在《讲话》发表10年前，鲁迅就在《意见》中对文学和政治的关系、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自身和大众化等问题上有所论述，后来毛泽东在《讲话》中继承了《意见》的基本精神并有所发展，从而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文献。     

关于赵树理方向和文学史地位的思考

赵树理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在解放区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他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把农民和农村生活题材的文学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且在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他的小说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他以他的小说创作实践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这一切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在前几年“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重评者对赵树理和他的创作方向进行了否定,认为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应当改写。这种意见显然不够恰当,笔者想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赵树理故乡的群众呼吁——要加强文艺的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山西沁水《赵树理专号》综述

一九八四年三月,人民作家赵树理故乡(山西省沁水县),出刊了一期《赵树理专号》,这家由该县业余文艺创作组编辑的名为《沁水》的文艺季刊,封面设计醒目,文风泼辣大胆,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了两个“重新”:即“重新认识和评价赵树理”,“重新举起文艺大众化的旗帜”。它尖锐地批评了当前文艺界,特别是文学创作中漠视甚至放弃大众化、通俗化的错误倾向,大声疾呼重视赵树理的创作理论及其经     

观察者与预言者：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兼论赵树理、孙犁的小说创作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我国革命文艺发展的一个根本的指针。《讲话》中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真实性与倾向性统一的理论和对浪漫主义理想孜孜以求的精神，孕育出了赵树理、孙犁等一代文学大家。赵树理、陈犁分别属于观察者型和预言者型作家，他们各从不同的侧面实践了毛泽东《讲话》的精神；一个揭示现在，一个预言未来。他们都是新的民族文学形式的优秀创造者，都为中国现代文学艺术自身丰富多采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关于新时期文艺“提高”与“普及”的思考——兼谈新时期文艺的主要特征

关于文艺普及于大众的问题,原是一切革命先驱者和无产阶级作家所共同关心的事情.如早期共产党人恽代英和邓中夏等就曾经提倡过“革命文学”;翟秋白则更为明确地倡导“普洛大众文艺”;至于鲁迅对文艺大众化的论述,就更为人们所熟悉的了.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中即更具体、更明确地指出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进而,他还辩证地阐明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     

也说“有女如云”

本文就《毛诗》中“如云”与《鲁诗》中“如芸”的异文进行分析,并结合《诗经》创作的时代背景与地域风俗,述析“云”和“芸”的异文对《出其东门》的理解造成的巨大差异。     

《小二黑结婚》的现实主义成就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被人们誊为写农村生活“铁笔”“圣手”的赵树理同志,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人民作家。他的成名之作《小二黑结婚》发表于一九四三年,这是毛泽东《在廷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最早的创作成果之一。它以崭新的思想成就和艺术风格,自立于中国现代文学之林,至今仍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称道。     

浅谈赵树理小说的“阿题”意识

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不仅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归宿点,为问题而创作成了赵树理小说内容上的一大显著特点。有强烈“问题”意识的赵树理,他的成功不在于一般意义上“发现”农民和农村,而在于成功地把农民日常琐事糅合到“五四”反封建的思想火种中。赵树理敏锐地关注农民的“国民性”改造,从高处也可以从农民的生活体会中切实地抓住现实问题,反映出农民的精神、心理状态的变化,从而有效地对“国民性”进行批判,启蒙农民,实现农民忠实代言人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