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教育的特征

我国古代教育在小农经济、中央集权政治和伦理型传统文化等大背景下呈现出显著的特征,即政教合一,教育内容重伦理轻技术,教育方法倾向于经院主义,教育权利不平等以及官学私学并存,书院林立。     

私学的社会化,蒙学化——宋元明清时期私学初级形态的发展特点

中国古代私学自春秋战国时期诞生之后,便成为与官学并行的教育形式而存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也就是官学私学并存发展、变化、消长不一的制度。私学在教学上有程度较低的蒙学和程度较高的专经教育两个层次。私学发展到宋,随着书院的不断完善,达到了其制度化、规范化的高级阶段。同时,私学的初级形态,亦在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展,并且愈来愈突出其社会化、蒙学化的特点。     

大众化阶段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定位的战略抉择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一步大众化,高等教育发展表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地方本科院校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其关键在于人才培养定位是否清晰合理。根据我国高等教育分类理论和功能办学分类理论及其服务面向,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定位必须进行战略抉择,树立应用型的办学理念,坚持多元化的培养目标,探索人多样性的才培养模式,打造立体化的课程体系。     

中国古代书院发展探略

书院是我国历史上一种"四位一体"的教育组织,融合了讲学、祭祀、藏书、修书这四种功能。它既非官学,又非纯粹意义上的私学,而是时而融于私学,时而汇合于官学,时而又与它们形成鼎足之势。我国的书院产生于唐代,经过宋元的发展和明清的繁荣,消逝于清末科举改制的浪潮中。在近一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书院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教育、政治乃至经济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时其影响力甚至超过官学和私学。     

我国高等教育办模式的历史沿革及理论思考

本文简要回顾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产生、发展历史、归纳出了古代官学模式、书院模式、洋务官学模式，北大模式，农讲所模式，抗大模式和国家包办模式等七种办学模式，同时提出我国高等教育在办学模式方面应该是官私并存，即要办好官学，又要提价私人办学、社会团体办学；走开放办学的道路，灵活主动地适应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学校内部管理要科学化，现代化、民主化；建立自主，争取外援；培养多层次的全面发展人才，提高办学效益。     

高句丽教育的性质与发展状况

高句丽教育是我国古代封建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官学到私学,从尊孔读经到重纲常伦理,都与中原教育一脉相承;以儒家为本位的高句丽教育反映着我国古代东北地区的教育状况,是汉唐之际封建教育在我国东北地区发展的缩影。     

社会力量办学史话

在我国,社会力量办学,历史悠久,官学与私学长期并存。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官学衰落,私学勃然兴起。据古籍所载,春秋战国时期,私人办学的,以儒、墨两家规模为较大。儒家中的私学以孔子为最盛,相传先后弟子达三千人,身通六艺的七十二人。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他的弟子来自各个阶层,教育的对象比较广泛。后来儒家继续办学的,有子思、孟轲、荀况等。儒家重视诗、书、礼、乐、文、行、忠、信,同     

从古代私学发展看中国现今民办高等教育

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古代私学在中国有着二千多年的历史。在我国政治变革背景下其发展主要呈现以下特点：1.中国私学发展与官学呈互为消长的规律官学不修则私学兴盛,反之,官学系统发达完善则私学相对受抑。这也有着深层次的文化背景。官学系统发达,说明思想统一、文化单一、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当然,人们的思想也受到些禁锢;而官学空疏则经常表明社会动荡或政府的控制松懈,人们的思想也相对活跃,这一切对私学的发展都产生着重大影响。     

中国古代家学教育浅探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素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自古以来,就对教育非常重视。我国古代的教育主要是通过官学与私学两种形式来进行的。而在私学中,家学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数千年来在文化的承继和传衍,造就众多的各色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对家学教育的研究,至今仍是寥寥,本文试图对中国古代家学做一些初步探讨。 一、家学教育的主要形式 我们古代所说的“家学”的“家”,既包括家族又包括家庭。因此,古代的“家学”,主要有家庭蒙养教育、家庭办学与学术家传三种形式。     

论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教育

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政治领域普遍存在文化转型过程中特有的双重结构现象。与此相应,音乐教育也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特点——官学与私学并存。官学与私学这种大传统与小传统,在反馈互动中共同推进古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社会音乐生活的繁荣。     

从哈工大办学中透析“任职教育”办学理念的形成因素

办学理念的形成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从时代精神和社会需要、校长的办学理念、大学职能观三个方面来研究任职教育办学理念的成因,分析它们对任职教育办学理念的深刻影响。尤其在大学校长办学理论方面,本文从校长的教育目的观、教师观和教育理念进行分析,从而对任职教育办学理念的形成给予启示。     

“如境”教育观的生成与构建

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教育思想更加多样化,多种教育观并存,冲突加大。多种教育主体共同对每一个人产生着碎片化的作用,整个教育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亟待具有跨界融合的教育观来引导和弥合教育观间的冲突,让家庭、社会、学校教育更好形成合力,变碎片化教育为系统化教育。本文跳出传统的教育视角,创新提出了教育就是助人(自己)通往更高的境界的简称"如境"的教育观。构建了四重境界,提出"登山视野"模型。为解决现实教育问题提供思路。     

关于高中教师继续教育实践调查的思考

继续教育是教师职业走向专业化的重要途径之一。素质教育的实施、基础教育新课程的实验推广以及教育技术手段的现代化、教学形式的多元重组等给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的同时,也给培训院校带来新的办学空间和教育任务。针对我校高中教师继续教育实施运行的诸要素,通过“问卷”和“座谈交流”等形式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与分析,得出了继续教育的若干结论和建议。     

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走出去”发展战略探新

积极稳妥地实施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走出去"发展战略,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拓展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效益的必然要求。我国可借鉴发达国家跨国高等教育的经验,突破中外合作办学原有的认识界限,把"走出去"合作办学活动纳入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理论视野和法律框架;为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加强国际化课程建设,完善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境外合作办学的教学评估体系和学位认证制度。     

特色社区教育--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特色是社区教育的生命力之所在。各发达国家在发展社区教育的过程中，在服务性、普及性、多样性、开放性四个方面都形成了各自的特色。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大，发展社区教育更应突出其地理区位特色，基于人口结构特色，做到目标导向鲜明，教育功能分化，办学主体多样化，实现社区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高校办学水平与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探讨

高校办学水平与质量综合评价是根据高等教育方针、高等教育总体目标和各类高校的具体要求,对高校整体办学状况、办学过程和达到的绩效进行的综合价值判断,其主要内容包括办学条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办学效益和精神形态的软要素等方面。高校办学水平与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是其评价内容的具体体现。     

高等职业教育创新的三个要件

高职教育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产物,把教育放到治国兴邦的战略高度上来认识,实现教育创新已成为世界性的发展趋势。高等职业教育,从创建伊始就明显带有教育创新色彩,具有紧贴市场、服务经济的特色教育属性。为此,必须开创高职教育的新理念,坚持开放性、多样化的办学思想,强化高职教育的教学特色,在教育创新中突出高职教育的优势。     

理论研究型人才:本科教育一个逐渐逝去的神话--兼谈中间类型本科的培养目标

至少从洪堡时代开始就认为本科教育培养的是理论研究型人才。但是今天本科教育在学历阶梯的位置发生巨大的变化，其性质也从精英教育、高深教育发展到今天的大众教育、基础教育。本科教育的职能和使命出现分化：从原来单一的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发展到为学术做准备和为职业生活做准备。本科教育传统的“理论研究型人才”培养目标越来越不能涵盖两种使命职能的任何一面。就最复杂的中间类型本科而言。她同时承担的这两种职能使得学校教育目标、教育模式出现更加纷繁的复杂性。因此探索中间本科的教育性质、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对于如何办好中间类型本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高等职业院校的人文教育:理想与现实

崇尚人文精神,体现人文价值,才能建构真正意义上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德才兼备的"职业人",这种"职业人"不仅应具有职业所要求的技术知识和能力,同时还必须具有职业的思想和方法以及职业的态度和情感。当前,我国高等职业院校人文教育缺失,其主要原因在于:模糊的办学理念导致培养目标的偏差,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影响了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办学定位不准导致人文教育的针对性不强。加强人文教育是高等职业院校办学理念的本质体现与办学目标的应然选择。为此,需要重构高等职业院校的人文精神,确立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办学理念,建立和完善职业人文教育的体系和操作机制,探索高等职业院校人文教育的新途径。     

日本高等教育质量与数量的均衡发展

自日本近代学制产生以来,高等教育内部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教育理念、教育体系及教育财政拨款制度,从而形成了高等教育办学主体的二元结构。这一结构特征有效地解决了日本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二者的关系,使战后日本高等教育得以均衡、协调发展。日本高等教育办学主体的二元结构的构成,为后发性国家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的均衡、协调发展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