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修辞与协同:社交媒体语境下政府公共传播的逻辑重构与多元实践

政府公共传播是组织传播和媒介规范的交叉概念。作为推动民主社会进程的机制构成,政府公共传播是基于公共决策、信息接近和社会责任的最佳社会决策框架而建立的“公共话语系统”。社交媒体重构了政府公共传播的要素指涉语境,“秩序协同”成为我国政府公共传播话语实践的主导模式。通过运用语境重构方法对微信平台的政府公共传播多元话语主体生成的关键文本进行文本间语境重构分析,以检验政府公共传播各行动者在社交媒体的策略实践能力。研究发现,在重大公共事件传播中,官方机构以“权威发布”的强话语文本建构公共传播“主调”,并通过机构间文本互文和修辞维持话语秩序。媒体文本对政府文本,尤其是关键文本高度依赖并将“协作修辞”作为其主要话语策略,此外,公众参与政府公共传播的话语空间仍然有限。据此,本文提出了我国政府公共传播的“协同责任”媒介规范理论,主张社会责任论与公民参与相结合的责任协同范式。     

基于媒介传播视角的公众风险感知研究

我们生活在风险社会,也生活在媒介社会。媒介传播从媒介渠道类型、媒介信任、媒介内容框架三方面影响了公众的风险感知。传统媒介与新媒介、官方媒介与非官方媒介使不同背景的公众风险感知产生差异。较高的媒介总体信任度则可以降低公众风险感知。媒介呈现风险事件时正负性内容框架使风险感知呈现差异化结果。媒介因素对于风险感知的影响以情绪、知识两变量为中介。因此,在应对风险事件时,媒介应维护品牌信任度,结合自身属性与细分受众发布有效内容,稳定社会情绪。     

媒介化重组：“两个先行”议题下的网络舆情治理与社会关系重塑

媒介化社会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分配格局,数字技术成为话语中心,邀约社会关系参与传播过程。浙江省正迈向“两个先行”新征程,“数字浙江”邀约政府和公众两大舆论行为主体,形成以“智慧大脑”、理论传播平台和“浙江青年说”为媒介中心的网络舆情治理新样态,反映了媒介技术邀约下“政府-公众”关系的意义共建。在此,作为中介的数字媒介技术,组织起“两个先行”议题的叙事方式,将政府和主流媒体升级为社会关系组织者,将传统媒介再媒介化,使政府与公众保持良性互动,从而构建起共富创建与治理现代化的新语态。     

数字新闻学视域下主流媒体融合新闻的情感话语建构——基于第28-31届中国新闻奖媒体融合奖项的叙事研究

2018年中国新闻奖首设并持续优化媒体融合奖,四年来194篇获奖作品展现出当前媒介融合最新成果。媒介融合为情感因素的释放提供了载体和场域,融合新闻注重新闻情感话语的建构。分析获奖作品发现,获奖作品从地质空间中运用“沉浸式”情感叙事、时空体空间中拓展“情感想象”以及文本空间中搭建“情感框架”三个方面进行情感叙事。进一步归纳分析得出,获奖作品叙事情感因素的运用对于社会公众具有的情感动员效能,能够进一步驱动公众对社会发展进行建设性参与;能够引发共同情感,在塑造人类沟通的意义共享空间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其对于新闻学话语体系的介入与更新,成为数字新闻学理论和方法建立的推动力。     

转型期媒介参与治理的现实向度——由兰考火灾媒体实践引发的思考

社会转型期政府参与式治理的管理模式的建立、媒介治理范式的全球传播以及媒介市场化的竞争和宽松的舆论环境为媒介参与治理提供了必要条件。兰考火灾事件中媒介通过深度报道的全息摄影、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的联动促成政府议程、新闻评论的传媒吸纳三种实践路径积极地参与治理,体现了媒介话语力量的同时如何防止媒介权力的僭越是媒体人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问题。     

媒介情境论视域下的政务微信探析

作为官方话语与草根话语互动的桥梁,微信政务民生公众账号(以下简称政务微信)被各级政府部门视为管理社会和服务民众的有效平台和渠道,越来越被重视,也越来越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本文依据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理论,对当前我国政务微信的发展现状、媒介特征、传播模式进行了探讨,试图概括出政府和公众在新的媒介情境下采取的行为,揭示出微信的圈层传播特点在政务微信的传播中发挥的作用。     

媒介技术激进主义倾向与风险北大核心

当前一些媒介平台利用话语叙事炮制“技术神话”,其本质是资本“逐利本性”决定下的无限扩张冲动,也造成数字鸿沟、社会焦虑等风险的加剧。我们应警惕媒介技术激进主义倾向,综合考量现实需求及风险,以公共利益为重有序开发利用媒介技术。     

论电视媒介仪式传播中的音乐话语实践

本文以运动盛会、文艺晚会、国庆阅兵作为实践案例,从仪式传播的视角探究了媒介事件中音乐的功能、效果和话语的表征实践,以突出音乐的社会意义建构及其在媒介仪式的"巨大话语系统”中所体现的文本特点、现实价值及主流文化表征.     

媒介化社会网络信息传播的风险及对策研究北大核心

媒介触达了社会各个领域,也渗透到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媒介不再只是传播信息的一种中介,而是融入到整个社会之中,参与并影响着社会事务的发展,推动着媒介化社会的形成。本文着重阐述了媒介化与媒介化社会的理论渊源,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网络信息传播面临的风险,希望通过重视主流内容传播、回归新闻专业主义、持续加强信息公开、完善网络信息法规、提升媒体把关能力、提高公众媒介素养等措施,助力网络信息在媒介化社会中的健康传播,推动社会良性运转。     

道德唤起与共识建构——“小悦悦事件”新闻报道的框架透视

本文通过对“小悦悦事件”新闻报道的框架透视,思考大众传媒在道德共识建构中承担的角色.通过对广东五家日报的实证分析发现,媒体设置的“冷漠”框架与社会深层框架共振,唤起公众对道德议题的普遍关注;媒体通过多维框架设置、多元主体参与及多种显意手法表达,初步在新闻话语中建构起社会成员一定的道德共识;与“天涯社区”民间发贴的框架对比显示,媒介与民众对道德议题存在认知差异,媒体应予重视并通过长期互动来弥合分岐.     

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关系的变革逻辑——基于ChatGPT应用的学术考察

【目的】随着ChatGPT的普适性渗透，人与智能机器（技术）的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以新一代人工智能ChatGPT为叙述焦点，探讨人机关系的变革逻辑是本文的主要目的。【方法】文章通过案例分析、现象诠释等方法，深度解析ChatGPT的主要特征及其触发的变革逻辑问题。【结果】作为人工智能的“类人化”升级版，ChatGPT引发了人机关系变革，主要经由协作逻辑、互动逻辑、会话逻辑、融合逻辑的嬗变过程进行体现，其中，协作逻辑经历了从“智能辅助”到“全能代理”的变化、互动逻辑从“单项控制”走向“平等对话”、会话逻辑从“机器语言”转向“情感话语”、共生逻辑从“人机融合”迈向“互为延伸”。【结论】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强力渗透下，人与智能机器的关系已超越了单纯的“使用关系”框架，而是在高度嵌入与深度黏合中被重构，以此形塑出人类的媒介化交往想象。     

“合纵”与“连横”的阵营对峙:俄乌冲突中的话语博弈观察CSSCI

后冷战时代的俄乌冲突在话语博弈上体现了以下几点媒介化特征:一是博弈主体分化为“合纵”与“连横”两个话语群,并形成道德对峙;二是技术改写了博弈场景,作为物质的身体借助社交媒体构成“身体-网络视频”型外交共同体;三是在博弈叙事上,以共情传播唤起全球公众的情感认同/厌恶,以“恐惧”与“希望”双重诉求的方式对战争前景进行预设,倒逼公众采取行动。     

Sora作为“世界模拟器”：媒介连接力的价值升维与场域重塑

以ChatGPT为节点,可以将人工智能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一维线性发展阶段、二维通用涌现阶段、三维体验泛化阶段。一定程度上来说,Sora的出现是媒介演进脉络下通用人工智能发展的里程碑,宣告了AGI技术路线从理论走向实践的进程正在加快。面对技术的快速迭代发展,社会需要快速适应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并做出相应的适配与调整。本文从Sora作为“世界模拟器”的媒介新属性出发,将传播革命视为时代变革的最根本驱动力,通过厘清媒介价值向度的迭代来理解和研判Sora的发展趋势以及相对应的社会变革,以期深刻把握媒介连接力的运作路径,通过“连接-场域”的二维分析框架深刻把握智能世界社会边界的全方位重塑。     

论新闻媒介发挥正义效用的基本条件与伦理要求

公平正义问题已成时代焦点。以中国媒介在当下的现实境遇为坐标,新闻媒介作为促进社会正义的公器,其舆论监督过程中的公开报道、公众参与、多元渠道及相对独立是新闻媒介发挥正义效用的基本保障与必要条件。然而在当前的全球化传播时代,新闻媒介处于商业主义、垄断兼并等市场竞争环境下,难以独善其身,种种媒介不正义现象正在严重腐蚀传媒报道真相的正义使命。有鉴于此,新闻媒介要真正发挥出促进社会正义的积极效用,不仅需要外部制度保障,而且自身亦必须履行正义德行,即以正义为传播的首要价值,在新闻叙事框架、新闻生成过程、自我权力约束三方面着力,将正义价值观作为媒介传播活动的核心价值观,以确实发挥媒介正义的独特效用。     

迈向关系范式的媒介地理学——评邵培仁《媒介地理学新论》

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际遇,着眼传播研究深化的时代需求与未来走向,邵培仁教授新著《媒介地理学新论》展示了迈向关系范式的媒介地理学研究图景与实践价值。根基于communication精神与物质并重的关系意涵,该书锚定媒介与地理互嵌的范畴共同体,重新发现元媒介意义上的传播意蕴;以时空勾连中的“关系转向”立论,将媒介视为“天地人一体与延伸”的关系存在,搭建以“空间、时间、地方、景观、尺度”为核心关系轴的媒介地理学研究框架;以多学科范式的整体式视域融合建立媒介地理学学科范式,具象并回应“人类整体传播学”的问题空间;在天下文明观的坚守中彰显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的传播学旨趣,释放中华传播思想的科学性与时代性话语创新价值,激活人类实践研究与人类文明创新的媒介地理学想象力。     

数字时代的媒介记忆

记忆,对人类意义非凡。媒介记忆作为媒介研究与记忆研究的交叉领域,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不同于大众传播时代传统媒体凭借对公共话语生产与传播的垄断成为媒介记忆的核心书写者,互联网和社会化媒体的蓬勃发展为公众提供了新的集体记忆空间,多元主体主动参与书写、存储与读取社会记忆,形塑着新的记忆景观。     

行动者网络视域下中视频传播的生态逻辑建构

在碎片化视觉图景所卷入的当代社会,“中视频”的技术话语以及传播实践为消解社会浮躁和建构理性话语提供了新的框架。作为中视频运行的构成要素和基本条件,技术、人类、文本、时空等行动主体合力建构了一种新的传播生态逻辑地图。具体而言：技术要素在去黑箱化的过程中,借由“在地化”搭建以及PUGC实践彰显中视频制作的专业化特性;人类要素的行动者网络建构与全过程参与使中视频的传播呈现再生性交互与社会化传播的表征;文本要素的表意机制与叙事特征使中视频的表达呈现深度化与逆“奇观化”意味;时空要素的参与机制与延伸性使中视频的运转呈现灵活化特征。     

争议性科技的媒介形象:被制造的风险与被偏好的刑罚CSSCI

现代科学已然意识到“人造风险”开始在安全事故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社会传播却偏好前风险社会下“邪恶-正义”的二元叙事逻辑,导致“争议性科技”往往无法摆脱特定“影响性事件”的标签化效应,最终牵连事件行为人而被置放于“绝对性判断”中。后常规科学时代,只有传播媒介不再偏执于将“事件冲突”作为流量追逐的叙事手段,才可能赋予“科学”与“规范”进行理性互动、商谈的话语平台,从而构建可供争议性科技“辩白”的空间。只有传播媒介释明现代性风险、争议性科技的多元构成,正确区分影响力事件中“人的风险”与“技术的风险”,才能真正确立“风险传播”的现代范式。     

中国虚拟现实媒介叙事实践研究

随着作为媒介的虚拟现实逐渐浸入人民群众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打造优质的虚拟现实媒介叙事内容对于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媒介叙事体系至关重要。“中华礼赞：中华传统文化服饰VR城市巡展”项目通过“具身”这一概念连结虚拟现实媒介与中华传统文化服饰，在技术可控的前提下有效利用技术可供，实现虚拟现实媒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汇融合。同时，项目通过全方位、立体化、多样性的传播方式，摸索出一条守正创新的文化传播之路。未来，以虚拟现实为代表的新兴传播媒介要在“四全媒体”的理念指导下，以多重复现力、沉浸式传播感知和高效互动等传播特性，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交流，打造出审美立意高、社会普及广、文化共识强、科技含量丰富的文化传播内容。     

历史终结于无维之境及其后——弗鲁塞尔的技术图像论与后历史哲学

威廉·弗鲁塞尔的技术图像论位于其媒介哲学、传播哲学、翻译哲学、生存论哲学和后历史哲学的关键位置。从反思启蒙现代性、唯科学主义与超越二元价值论的立场出发，弗氏提出想象力与理性协调合作的批判思考方式，宣扬科学、艺术、哲学与创造一体的观念，主张通过技术图像及新的技术想象力重新整合现代性中真-善-美的价值观分裂、科学-技术-艺术的文化分裂和主客体的分裂，重构文明的“元标准”。从犹太-基督教伦理观、间性论与对话哲学出发，弗氏经由技术图像探讨自我与他者、自由与责任的关系，主张通过技术图像生成主体间关系空间、意义空间与真正的人道主义媒介。作为“后历史图像”的技术图像在文明的危机中诞生并成为其表征，又以自身的辩证能量而提供了弥合与救赎危机的可能。人类必须在对技术图像的批判中达成对自身的批判，在远程通信社会的革命中创造人道主义的后历史。在主体生成与在世存在的意义上，技术图像应被视为迈入后历史的人类重新定位自身、捍卫自由与创造新文明的“翻译”与“投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