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执行的碎片化困境及整体性治理

“双减”政策旨在破解长期以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负担过重这一顽疾,有效执行是“双减”政策发挥实效的重中之重。当前我国“双减”政策执行面临多元利益主体的诉求不同且存在价值冲突、多维复杂治理对象的新兴情况层出不穷、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多种育人资源整合的深度挖掘不够充分等碎片化困境。整体性治理理论与“双减”政策具有一致的治理理念、相同的价值遵循,能够为“双减”政策有效执行提供路径。基于整体性治理内嵌的信息机制、信任机制、协调机制及整合机制,“双减”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应建立收集并统合信息的信息机制,夯实多元主体价值支撑的信任机制,构建纵横交错、内外联结的路径协调机制,形成发挥资源聚合和配置作用的资源整合机制,从而促进“双减”政策真正发挥实效。     

“双减”政策执行失真的规避

中小学生减负问题不仅关系到青少年儿童的全面健康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我国教育发展的未来。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所推行的各项减负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减负问题的价值期待有所不同。“双减”政策不仅是党和政府对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的有力回应,而且也是加快构建我国良好教育生态的重大举措。为了规避“双减”政策执行失真,有必要对政策本身的有限理性、支持性的执行环境以及执行过程中各主体间的利益博弈进行合理审视,防止政策目标偏离。可通过提高执行主体的政策认同度与执行水平、优化政策的执行支持环境、调适政策执行中的利益冲突,确保政策有效实施并促使政策目标高效实现。     

利益相关者视域下“双减”政策执行的多重困境及其纾解策略

不同利益相关者基于对自我利益的关切形成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复杂态势，明确所涉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分布与利益诉求并对其进行分类科学管理，将助推“双减”政策行稳致远。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建构“双减”政策有效执行的规范性前提、描述性基础、矛盾性分析、工具性策略的四分结构框架。“双减”政策有效执行的规范性前提需要考虑将利益相关者视角引入“双减”政策的合法性及合理性问题。“双减”政策的描述性基础一方面需要从学生、教师、家庭、学校、政府、社会等视角全景式刻画“双减”政策利益相关者主体图谱，另一方面需要对利益相关者根据利益与权力的异质性分布进行分类。“双减”政策利益相关者矛盾性分析涉及共体性矛盾、竞合性矛盾、竞争性矛盾、合作性矛盾四类矛盾。“双减”政策有效执行的工具性策略即纾解策略，是从动态保持、使得满意、最小努力、取得关注四个方面构建利益相关者协调共进路径。     

“双减”政策主体的利益诉求与调适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双减”政策主体之间的话语权和利益诉求并不相同。在政策制定阶段,主体间的博弈现象并不明显。但在政策执行时期,利益和权力所致的话语冲突,使得政府、学校和家庭形成了复杂的博弈关系,并产生显性或隐性的博弈行为,由此导致“双减”政策执行不顺畅。对此,需要从理念和制度层面加强主体利益调适,找准平衡点,确保“双减”政策有效推进。     

“双减”政策执行的舆情监测、关键问题与路径调适

“双减”政策是教育综合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政策创新。“双减”政策执行中,研究者从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转型、社会校外教育培训需求、教培行业从业人员分流、地方政策推进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双减”政策执行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成为教育政策热点问题和社会重大舆情。“双减”政策执行舆情信息地域分布、态度分布、群体分布具有不平衡性,微信、媒体客户端、微博、资讯是舆情产生的主要渠道,教师、家长、社会等利益相关者对“双减”政策的认同度和支持度存在较大差异。“双减”政策实施在利益调整过程中,造成了利益相关者的赞成、抵触和反对,其关键问题体现为,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倒闭速度快、退费难,教育培训需求依然旺盛、隐性培训产生,教培从业人员大量失业、催生潜在社会隐患,“双减”政策推进形式单一、考虑地区差异不够。“双减”政策的科学、有效推进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需求的转化、对象的转变进行适当调整,要建立健全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关停风险预警、管理、干预机制,建立校外教育培训常态化监测以及家庭教育有效服务的机制,建立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从业人员合理分流、有效充分就业的机制,监管与疏导相结合、统一治理与因地制宜结合推进政策执...     

执行“双减”政策的教师之维：限度及超越

教师是执行“双减”政策的关键主体。从有限理性,政策执行中利益相关者博弈的角度,分析了教师执行“双减”政策的限度及其根源。基于教师主体性,提出了超越该限度的可行路径：一是加强政策学习与理解;二是提升课堂教学有效性;三是提升课后服务质量;四是增进家长合作与信任;五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六是积极促进情绪调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家长仍需要持续给予教师支持和协助,助力其更好地发挥执行“双减”政策的关键主体作用。     

基于政策网络理论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执行研究

政策网络理论为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应是由中央政府、地方县级政府、专家学者、大众媒体、学校利益相关者、学生及家长等多个行动主体基于教育资源而展开沟通合作的动态过程,且其活动过程受到规则和制度的约束。然而,在实际政策过程中,部分利益主体"不在场",主体间沟通合作机制缺乏,相应的监督评估不到位等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果。"有限政府"主导下的各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确保各种政策执行资源的充分利用,完善政策执行的监督激励机制是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有效路径选择。     

“马-萨模式”视域下“双减”政策执行制约因素及纾解路径——基于东中西部6省30个县(市、区)的调查

“双减”政策是撬动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杠杆，对构建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新格局具有引领作用。利用公共政策领域中的马兹曼尼安-萨巴蒂尔政策执行模式，结合6省30个县(市、区)调查数据，可以看到“双减”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种制约因素：从政策问题的可处理维度看，“减负”衍生的新兴问题复杂多样，相关利益主体的需求不同且行为调适幅度较大；从政策本身的规制能力维度看，“双减”政策资源碎片化和低流动性问题凸显，政策执行受制于城乡和学段差异，执行监督机制“增能”不足；从政策系统外部的制约因素看，应试导向、教育评估桎梏及网络负面舆论的消极影响等长期存在。为纾解“双减”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应构建家校社三重空间协同的育人生态、完善政策资源整合机制、落实政策执行的差异化准则、提高政策执行的监管水平、促进“达标+增值”的评价改革、优化政策执行的舆论空间。     

我国省级课后服务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与路径选择

课后服务是解决“三点半”难题与落实“双减”政策的关键举措。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分析发现,我国省级政府课后服务政策执行面临政策体系尚未完善、政策执行主体能力欠缺、目标群体缺乏政策认同、政策执行缺乏良好环境等现实问题。应从优化政策顶层设计,提高执行主体能力,增强目标群体政策认同,改善政策执行环境来推进课后服务政策有效落地。     

“双减”政策执行的阶段性特点及问题分析——基于对X省四组关键利益相关群体的调查

“双减”政策执行涉及多方利益相关群体,其过程远非监测数据所能表征,亟须加强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但是已有文献总量少且以理论探讨居多。通过选取X省作为调查对象,聚焦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及义务教育段中小学校长、教师、家长等四组关键利益相关群体在“双减”政策执行中的行为及行为逻辑,组织问卷调查并收集有效问卷共计182404份。同时,组织7场专题座谈会,实地走访调研3个城市11所城、乡中小学校。调查发现,当前阶段的“双减”政策执行呈现出强政治势能推动、执行过程高度技术化、阶段性成效显著等特点,还存在适应新要求的师资缺乏、教育观念仍未转变到位、部分政策在执行中与实际脱节等问题。建议从现实条件出发,在师资配备、社会文化和价值取向、教育评价机制和健全相关工作机制四个方面进行调整优化。     

“双减”政策执行的阻滞与突破:基于史密斯模型的分析

“双减”政策是新时代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内在要求,其落地执行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以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双减”政策执行深受政策本身、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为提升政策执行成效,政策的制定应充分考虑政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准确把握学生学业负担的概念内涵;执行机构层面,应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建立各执行机构协调统一的执行机制;目标群体层面,学校应回归育人本位,教师增强教学能力,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环境因素层面,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和构建终身学习的教育生态系统。     

从“减负”到“双减”:基于史密斯模型的政策执行偏差分析

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分析我国的“双减”政策面临的若干问题,发现前期出台的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心理负担的“减负”政策与理想化仍有一定差距,存在“越减越负”“素质”教育过度以及“想减不敢减”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回归义务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内涵和目的以及政策制定、执行、评价的具体过程,深入剖析前期素质教育“减负”政策执行偏差原因,如考核方式不当、违背目标群体成长规律、背离义务教育公益属性以及缺少统一的认定标准,提出要重视“双减”政策的过程考核、遵循目标群体的成长规律、营造良好的“双减”政策环境以及统一“双减”政策的认定标准。     

我国教师政策执行问题及路径选择

作为教育政策核心构成的教师政策,其执行效力直接关乎整个"教育政策效能"的实现。通过对教师教育政策、新课程改革政策以及教师继续教育政策执行所遇到的问题分析发现:教师政策执行主体地位的缺失;目标利益群体激励机制的缺位;教师利益主体利益诉求与表达政策考量的缺乏是当前教师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解决上述问题的路径可定位于三个基点:基于教师的行动逻辑与利益选择的教育政策执行;基于教师体验与主体参与的教育政策执行;以及基于执行路径多元化取向的教育政策执行。     

政策网络视角下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政策执行的困局与破局

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的顶层设计已形成主要政策框架,但在执行中尚未取得整体性进展。用政策网络理论划分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政策执行中的网络结构和利益主体,剖析其网络互动关系,发现在政策执行中存在政策社群与府际网络的权责分配不均衡、府际网络内各行动主体间资源依赖具有非对称性、府际网络与生产者网络互动迟滞、生产者网络内有利益冲突与议题网络结构性缺席等困境。为推进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政策平稳有序执行,要完善政策顶层设计,合理调整政策社群与府际网络权责分配;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疏通府际网络各行动者互动关系;强化监督与指导,促进府际网络与生产者网络互动;畅通生产者网络,赋予议题网络中教师和学生的利益表达权。     

“双减”政策执行的辩证矛盾分析及解决策略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是事物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矛盾观为探讨复杂矛盾提供了方法论。“双减”是促进教育公平、营造良好教育生态的重要政策,“双减”政策执行中存在着七对辩证矛盾,通过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政策顶层设计,营造全面发展教育生态;形成学校改进的中国范式,全面提升学校教育质量;大力完善教育评价体系,加强智慧教育督导;促进校外培训机构转型发展,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等解决对策,以实现“双减”政策的有效执行。     

协调性:教育政策执行不可忽略的属性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作为提高决策科学性的重要举措,对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给予高度重视。近年来,我国教育政策执行出现了许多失真现象,严重阻碍了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究其原因,不乏教育政策执行协调性的缺失。从理论上讲,教育政策执行的协调性符合政策本身所具备的协调功能,符合唯物辨证法的基本要求,符合行政管理的基本要义。从内涵上看,教育政策执行的协调性是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以人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教育领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实现教育政策执行的协调性要处理好四种关系,即教育政策制定主体与教育政策执行主体间的关系、教育政策执行各环节的关系、教育政策所涉及各利益主体的关系、教育政策执行与影响教育政策执行的各外在环境的关系。     

我国高校教师流动政策执行中的多利益主体

在我国高校教师流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基于不同的资源优势和利益需求,自然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大致分为：强势利益主体、弱势利益主体和无相关利益主体,他们既有共同的利益追求,又表现出不同的利益期待。在高校教师流动政策的执行中,不同的策略选择使他们常常表现为不断地冲突与制衡,对高校教师流动政策执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探寻多利益主体的存在及其运行表现,并引导使其达到一种相对的公平,是当前我国高校教师流动问题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政策何以执行偏差——基于“米特-霍恩”政策执行系统模型的分析

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政策是对我国教师教育体系的制度传承,它有效契合了各省“精准在地”师资培养的需求,日益成为乡村教师补充的重要渠道,但其政策效能却未能充分发挥。政策执行是政策系统的关键,本文基于“米特-霍恩”政策执行系统的模型分析,发现政策执行目标笼统与偏离、执行主体角色模糊与冲突、政策执行机制分割与乏力、政策执行资源短缺与低效等多重因素致使政策执行出现偏差。要治理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政策执行的偏差,需搭建组织,建立教师定向培养组织体系;统整理念,以“新乡土性”整合培养实践;完善政策,科学优化教师定向培养政策;强化培养,追求高质量的乡村教师培养;加强评价,创设“以评促建”的提升机制;保障实施,改善政策环境提升政策效能。     

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执行风险评估与应对

教育政策领域的风险具有利益主体众多且利益关系复杂、执行过程环节多、执行过程周期长、政策影响广而深等特点。以S省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执行为案例,运用风险矩阵的风险评估技术对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执行风险进行评估。研究发现：首先,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执行中共有14类风险作用在政府、培养高校、公费师范生和农村中小学等四个风险载体上;其次,在不可接受区域中存在“G-S-R”系统性风险连锁反应,在中间区域中则存在“U-S-R”系统性风险连锁反应,在广泛可接受区域中存在部分可分散性风险;最后,结合风险连锁反应和政策执行过程的阶段性特点,针对系统性风险构建“跟进—强化—认同”的风险应对框架,针对可分散性风险则构建“责任清单—舆论引导”机制,以此实现教育政策执行风险的科学应对。     

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支持——基于政策执行失效视角的考察

在职业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象征式、附加式、抵制式、歪曲式与机械式等执行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职业教育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效度,进而影响到职业教育实践的有效展开。导致政策执行失效的主要原因有政策本身的缺陷,执行者综合素质及其对政策价值认同度较低,执行环境的复杂性,监督机制的缺失,执行主体间的利益冲突,等等。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提高职业教育政策本身的质量,协调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加强执行主体教育培养工作,寻求政策价值认同;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机制,构建良性政策支持环境;搭建全方位监督体系,完善政策监督机制;明确各利益主体的权责,实现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