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的发明：中国环境治理话语生成的观念史考察

环境议题正在重新建构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认同体系,基于环境保护话语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居于中国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核心位置。本研究从环境议题的源头即“环境污染”概念出发,通过观念史的研究路径对“环境保护-社会发展”这一逻辑进行梳理,运用历史语境的文本分析法,发现环境“污染”的“出场”实际伴随着中国社会观念的全面现代化转向,围绕“污染”是技术“废弃物”还是社会结构“缺陷”的争议宣认,运用科学知识和社会情感两种话语资源,生成了连接政治话语、科学话语、文化话语、伦理话语等丰富意涵的话语网络。这一基于中国本土实践的“观念-社会秩序”话语运行机制,发明了政府主导、社会多元主体协同行动的国家现代化制度理性。     

从政治话语到媒介话语：“中国梦”影像宣传话语研究现状

从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政治层面提出“中国梦”的伟大构想，到2015年的媒体影像实践，“中国梦”的话语形态已经从政治话语慢慢演变成媒介话语甚至民间话语热议的话题。影像宣传话语的研究不仅具有现实的理论意义，同时也具有未来媒介实践的指导意义，以“中国梦”的影像实践为范例开展影像宣传话语转型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媒介何为与治理何往：媒介化治理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媒介化治理指向一种“媒介规制”的实践取向,是探索媒介何为与治理何往的治理新范式,最终要以治理的媒介化进路及逻辑达成善治目的。本文对媒介嵌入国家治理的时代背景进行剖析,在厘清媒介化治理的基本内涵与核心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化治理的相应实践路径。研究认为,媒介化治理是以善治为导向的治理;媒介作为基础设施能发挥“媒介规制”涵化作用,对国家治理体系与信息传播体系进行同构,协同参与面向未来媒介化社会的新治理图景。因此,社会场域和系统需不断调适自身以适应媒体规则和媒介逻辑,通过平台一体化、信息供需精准适配、技术赋能提质增效三个实践路径增强媒介化治理效能。     

从抵抗“女德”到制造“男德”：社交媒介中女性话语的生产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交媒介中女性话语从抵抗“女德”到制造“男德”的系列话语实践引发了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广泛关注。研究发现,当前社交媒介中女性话语的生产逻辑是以父权话语作为参照,构建一套与之相对的话语体系。其隐含的性别二元论不仅使女性话语不仅无法摆脱潜意识中的父权话语阴影,还使女性陷入主体性缺失的危机。通过对两性间的平等与差异问题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女性话语需要以性别公平原则为指导,建构多元话语体系。而为了实现女性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女性间需要进行视角互换和“横向政治”建构,还需要男性加入,共同重塑当下仍由父权意识形态控制的社交媒介“公共领域”。     

新闻传播规律的自然回归——传统媒体话语体系重构的基本原则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以及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兴起改变了原有的传媒生态。传媒学者胡泳说,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它的核心特征就是“众声喧哗”。面对这一“从未如此精彩、从未如此复杂”的媒介环境,传统媒体话语权遭遇前所未有的撼动。传统媒体,应如何在“众声喧哗”中打造权威声音．重新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笔者认为,对新闻传播规律的自然回归,仍然是基本原则。一、新舆论格局下媒介话语环境的嬗变     

学术期刊及学术共同体的空间话语体系建构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各类学术期刊在交流和讨论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凝结成以学术论文为文本载体,作者、编辑和读者三位一体的空间联盟。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学术期刊是语言符号、视觉活动、空间实践与文化维度相互作用的产物,而学术共同体则是以文本为媒介,并利用符号资源进行的空间话语建构。语言学家认为“话语”是语言与语言使用者的融合,从这个逻辑出发,本文将运用空间理论和社会语言学理论,从文本话语与文本的创作、加工和解读者的维度讨论学术期刊及学术共同体的空间话语体系建构。     

转型期媒介参与治理的现实向度——由兰考火灾媒体实践引发的思考

社会转型期政府参与式治理的管理模式的建立、媒介治理范式的全球传播以及媒介市场化的竞争和宽松的舆论环境为媒介参与治理提供了必要条件。兰考火灾事件中媒介通过深度报道的全息摄影、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的联动促成政府议程、新闻评论的传媒吸纳三种实践路径积极地参与治理,体现了媒介话语力量的同时如何防止媒介权力的僭越是媒体人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问题。     

生态政治哲学视阈下环境传播的话语实践创新北大核心CSSCI

对自然的态度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问题,生态环境危机就其根源和本质来说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因此从政治哲学角度来考察环境传播及其话语实践创新具有深意.当前环境危机的根源,是话语思想的“危机”,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征服自然、经济理性、资本逻辑、消费主义等价值观念与生态环境的不可兼容性,环境危机的解决要求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向追求按照生态文明的价值与逻辑构建起来的绿色政治哲学.而依赖“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一人类二元对立”“经济思维主导”价值导向建立起来的传统环境传播也需要反思、重释乃至新构.突破“危机学科”思维定位与“风险、冲突、抗争”的话语范式,拓展至一个超越环境问题本身的更大的认知维度和外在语境,在新的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从话语思想、话语价值、话语形态、话语修辞、话语传播多个维度追求话语实践创新,以构建人与自然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精神价值共存的“多元价值平衡与对话体系”.     

论电视媒介仪式传播中的音乐话语实践

本文以运动盛会、文艺晚会、国庆阅兵作为实践案例,从仪式传播的视角探究了媒介事件中音乐的功能、效果和话语的表征实践,以突出音乐的社会意义建构及其在媒介仪式的"巨大话语系统”中所体现的文本特点、现实价值及主流文化表征.     

理解全球治理中的知识传播——基于知识类型学视角的考察

在全球治理“小院高墙”的治理模式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气候治理等领域被排除在现有的知识话语体系外。基于此,本研究关注以国家为主体的专业全球治理实践,将全球治理视为一种以“知识”为核心的治理话语体系,理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传播起点。结合战略传播的信息/行动框架和知识社会学视角,本文将全球治理中的知识类型分为可编码的显著知识和以人员、物品流动为代表的默会知识,通过初步探索“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知识类型和实践次序,重新理解被遮蔽的默会传播实践。研究认为,国际传播实践应当理解中国的知识类型比较优势与偏向,以此进一步“接合”全球治理。     

"城中村"的媒介话语建构

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国内核心报纸上289多篇以“城中村”为标题的新闻报道所做的内容分析,试图揭示主流大众媒体在“城中村”这一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独特社会空间的社会建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当代中国社会权力关系对于这一媒介建构过程所产生的影响。文章主要回答了中国主流媒介如何再现“城中村”这样一个社会空间、“城中村”如何从一个被忽视的空间演变为一个受人关注的公共问题,不同的社会权力如何影响着媒介对于“城中村”的报道内容、不同的社会权力在“城中村”这个话语场中呈现出怎样的关系,又是如何相互咬合等问题。     

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内在根据与实践逻辑

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增强新时代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一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语言、意识与现实关系的基本原理揭示出话语是一种表现为观念和范畴的意识,是人们物质生产水平和现实社会关系的抽象反映。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内在根据深植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其建设的原则和路径也应从中国实践出发,以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为核心,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     

微博传播环境中的话语领地分析

2010年是中国互联网的微博年,现如今国内微博的发展仍处于早期阶段。在此背景之下,本文在分析微博在中国的现状与特点的同时,结合媒介生态学探索微博中的话语环境和使用者的话语领地,并预测微博话语领地的发展趋势。     

从话语角度透视女性报道

本通过我国当前的媒介话语状况透视女性报道，显示了传媒中女性话语普遍受压抑和妇女处于非中心地带的状况，深入地对媒介“话语”进行分析，揭示女性话语受压抑的根源，指出建立女性自己的话语体系是摆脱依附走向独立的一条出路。     

微博传播环境中的话语领地分析

2010年是中国互联网的微博年,现如今国内微博的发展仍处于早期阶段。在此背景之下,本文在分析微博在中国的现状与特点的同时,结合媒介生态学探索微博中的话语环境和使用者的话语领地,并预测微博话语领地的发展趋势。     

作为“唤醒国民”的实践：民国时期报刊辟谣及其内在逻辑探析

民国时期,针对政治类谣言、经济类谣言、娱乐类谣言、社会类谣言,670家报刊运用多种方式进行了辟谣,在此过程中呈现出了三种辟谣话语：解释性辟谣话语、教育性辟谣话语、规范性辟谣话语。上述辟谣话语和辟谣实践背后,潜藏着一种内在逻辑：民国时期报刊辟谣,不仅是处于成长期的中国报人和报刊事业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新民”和“共意”基础的话语实践,也是“救亡图存”“前途选择”的“唤醒国民”的实践。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报刊辟谣实践,不仅承载着民国时期新闻事业的历史责任,也体现着时代特色。     

论媒介批评的话语实践形态——兼与胡丹同志商榷

媒介批评的欲望、动机虽然往往是因传播实践而激起,但支撑在其背后的则是人类传播活动漫长历史的整个过程.媒介批评作为一种精神性活动,其思维方式与新闻传播显然有所区别,透辟的理性解析和文化阐释无疑是其话语实践形态的主要表现形式.随着20世纪90年代媒介批评学从西方引进大陆,中国媒介批评史的研究也渐渐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中国媒介批评的发生和开端自然也就成为其中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     

风格表达与参与实践:字母化网络语言的话语逻辑

伴随着社交媒介使用率的大幅提升,源于“火星文”与饭圈用语的字母化网络语言频频“出圈”,进入了大众日常视野中,其暧昧性与排他性的符号内涵,呈现出浓厚的青少年亚文化特征。围绕青少年文化表征实践形成的字母化网络语言,具有其独特的生成逻辑和话语建构方式。通过字符的“拼贴”与价值的“同构”,风格化的意义缩写使青少年得以在互联网空间实现表达自由、情感宣泄与集体狂欢。进而论之,青少年们以字母化网络语言为载体,以“情感共同体”的形式积极参与社会议题与文化建设,为其争夺网络空间话语权积累了可观的亚文化资本。而主流话语的引导有利于青少年更有效地参与网络空间、进行自我表达,从而形成良好的价值导向,进一步纾解话语差异、形塑社会共识。     

场景·话语·互动：短视频产品年轻态传播范式创新

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的媒介生态,“倒逼”传统媒体逐步建立起基于网络传播格局的“产品思维”,并由此展开了一系列产品化实践。本文聚焦于当下占据主导地位的短视频产品及其Z世代用户群,结合多个实践案例,从场景仪式、话语体系、互动模式等角度,剖析传统媒体短视频产品年轻态传播范式的创新路径,进而探讨媒体融合在进入纵深阶段后,如何拓展多元语境下的传播和社会联结。     

以近年热点事件及其应对为例看中国社会各阶层媒介话语重构(上)

互联网技术的推动加速了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与剧烈的社会分化,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信息传播资源与公共信息在社会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分配和流动,并使得不同社会阶层在媒介上的话语表达、形象呈现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一方面,中国媒介话语结构一直呈现出多元化的视角、逐渐下降的视线,进入媒介话语圈的社会阶层越来越多,话语范围也越来越宽.但另一方面却存在着阶层固化,层级拉大等新问题,结构偏斜、话语单调等问题一直存在.微博等新媒体的介入使得下层市井、草根阶层和弱势群体进入话语圈,冲击着新兴上升阶级和以往权贵阶级希望稳定的权力新结构,造成了激烈的话语冲撞,并扩展到媒介空间之外造成社会生态波动.本文试图分析在新社会形势下和新媒体冲击下的不同社会阶层为主体的重大突发事件及其政府或企业公关应对,可以看出媒介话语呈现与现实话语的差异与历史变化,透视出媒介及社会对当今各阶层迥异的观看视角和传播偏倚,呈现出中国媒介空间中的社会各阶层话语结构失衡问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呈现出镜像的两极化;经理人阶层的崛起与窘迫;私营企业主话语权力幻象;专业人士的边缘化和媒介知识分子的崛起;“霸道”的城管:办事人员乱象;钉子户:市民阶层借助新媒介维权;悄无声息的个体工商户;最贵理发费:服务业者的负面声息;被关注的农民工与被遗忘的蓝领工人;税负与贫困:农民的灰色群像;等等.媒介话语结构变构的背后是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分化.舆众组成结构——精英阶层为核心的意见领袖、中产阶级作为话语主流和弱势阶层的边缘带形成的同心圆结构.在结构分析的基础上,出于对社会生态和话语结构的责任,文章还试图对以精英阶层为主体的事件公关的过往得失深入反思,并探索媒介话语结构的调整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