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翁“口语文化”理论视角下的微信传播探析

微信以迅猛态势发展坐稳了移动社交软件的头把交椅。美国学者沃尔特·翁提出的"原生口语文化"及"次生口语文化"理论提供了洞察这种媒介现象的视角。媒介对人们的意义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和"重新部落化",是助力于人们使用和享受原生口语文化的技术载体。对将"原生口语文化"置于"次生口语文化"地位的电子媒介而言,善用口语者,善于虚拟原生口语文化者,会占有优势地位。翁理论对于当今媒介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麦克卢汉的研究风格:不是为了评判而是为了探索——对罗伯特·K.洛根的访谈

关于麦克卢汉,洛根认为,麦克卢汉是改变了我们对技术、媒介和传播看法的系统思想家,他最有价值的想法是"媒介就是信息",而且它永远不会过时.虽然麦克卢汉声称他没有在任何一本书中展示过理论,但他确实有一个理论,洛根称之为"媒介通论".媒介通论由探索、图形/背景、地球村等10个要素组成;关于书籍的未来,洛根认为,书籍不会消失,因为讲述的故事或叙事无法在互联网上的几篇短文中捕捉到.当我们生活在地球村时,网络直播和网络视频是我们交流的一种方式,但它们永远无法取代书籍;关于自己的研究经历和现在的研究工作,洛根认为,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洛根教授担任老特鲁多总理的政策顾问的经历为他提供了另一个学习媒介的舞台.洛根将沃尔特·翁的工作并入其工作,如在《理解新媒介》一书中利用了翁的次生口语文化的概念.在洛根看来,语言是人脑向心灵的延伸.艺术是另一种媒介形式,它能够影响大脑和心脏,并将两者结合起来.洛根关注的重点是语言的起源和演化,他刚刚完成的三本书是他对媒介环境思想进行的最新补充;关于媒介环境学研究,洛根认为他和麦克卢汉一样,不认为学科之间有所谓的界限,所以会跨学科地使用概念,如"超临界性",洛根认为媒介环境学研究应该遵循麦克卢汉为我们建设的道路,他给年轻学者的建议是阅读麦克卢汉和其他媒介环境学家的原著或译文.     

新媒体语境下微信社交平台上的口语传播探析

口语传播是人类最基本的传播形态,从传播媒介的发展脉络来看,传播学者把基于不同的传播媒介而构建起来的文化进行了区分,把文字诞生前的文化称为原生口语文化,把印刷术诞生后的文化称为书面文化或印刷文化,而把电子时代的文化称为次生口语文化。在新媒体传播时代,尤其是随着微信的发展,口语传播又得到了新发展,笔者对此展开探讨。     

贡献于媒介环境学基本问题成形的古典学家——多伦多学派代表人物埃里克·哈弗洛克评介

西方著名古典学家埃里克·哈弗洛克是媒介环境学多伦多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是被尼尔·波斯曼誉为和麦克卢汉、苏珊·朗格并列的伟大学者。他的代表作《柏拉图导论》体现了他的主要观点——希腊文化从口语到书面传统的转移对人类思想文化的形成有深刻的意义。他的理论给媒介环境学提供了营养,对媒介环境学的基本问题成形作出了贡献。     

朝向后人类的智能媒体星系——试论广播电视“全国一网”融合发展

从1990年代到2010年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业处于黄金时期,新闻、电视剧、纪录片、综艺和娱乐节目,构成了几代人的记忆.从学科发展来说,媒介技术和传播实践也使得特定的知识体系与学科建制的确立有了可能: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刷术推动下报纸的繁荣催生了新闻学;二战后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穿透”了社会与文化的方方面面,乃是欧美两陆传播研究(功能主义进路的大众传播学、批判学派、媒介环境学和文化研究)生长的历史语境.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将传统新闻学与新引入的传播学并置,渐成枝繁叶茂的“新闻传播学”,也与媒介技术和传播实践密不可分.     

媒介环境学视域中的“走转改”活动

媒介环境学认为:各种媒介构成了人类生存生活的环境, “媒介即是环境” “环境即是媒介”.媒介环境学的观点隐含了社会、媒介和人(受众)三者间的关系:人生活在媒介建构的环境中,媒介是反映社会的镜子;媒介环境影响着人的知识构成、情感态度和行为方式;而人的知识构成、情感态度和行为方式最终又反作用到社会的运行.透过媒介环境学这一门新兴的学科,对“走转改”进行透视,可以发现“走转改”带来的是媒介环境的变化、媒介结构的重构、媒介文化的再造,从而生成一个人、社会、媒体和谐发展的媒介生态圈.     

媒介环境学者与“技术决定论”关系辨析

"媒介环境学者是技术决定论者",是对媒介环境学派研究的流行评价之一。本文阐释媒介研究中对技术决定论的界定,讨论媒介环境学者被认为是技术决定论者的原因,探析媒介环境学主要代表人物格迪斯、芒福德、英尼斯、麦克卢汉父子、哈弗洛克、爱森斯坦、波斯曼、沃尔特·翁、莱文森、梅罗维兹、林文刚对待技术的思想。认为"媒介环境学者是技术决定论者"这一说法失之准确。只重视技术和只重视内容的研究同样不可取,对媒介内容和形式的研究同样必要,忽视内容和忽视形式都是有失偏颇的。     

译介·变异·想象：媒介环境学在中国的学术旅行——基于对何道宽、刘海龙、胡翼青的访谈

何道宽是媒介环境学派的主要译介人,刘海龙、胡翼青是国内传播学研究的学科领航人。本研究基于对三位学者的访谈,从媒介环境学的译介、学科流变及对未来的学科想象三方面考察该学派在中国的学科边界问题。该访谈实质上是对媒介环境学在后现代思潮下的边界“内爆”,及对传播学学科“规训”的一种回望及省思。正所谓不破不立,文章在借鉴诸多媒介研究领航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未来汉语世界的媒介环境学研究应打破传统的将媒介作为环境的单一研究视野,发展媒介环境学的哲学观、“媒介即是膜”“媒介即中介”等多种面向的学术脉络,最终使该学派从“走进”传播学迈向“走出”传播学,进入更加广阔的跨学科领域。     

技术与族群认同:从沃尔特翁的媒介观看泰雅族部落规范的传播

媒介环境学派认为,在人类历史各个阶段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不同媒介有着各自的偏向。语词自书面文化起成为一种技术,随着媒介技术的变迁,族群的历史记忆与认同也被反复形塑。泰雅族作为台湾地区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经历了从原生口语文化到次生口语文化的转变。随着媒介技术的更新,其部落文化规范的传播方式不仅考验着族人们的族群认同,更被裹挟着卷入台湾历史记忆重构的争议之中。     

尼斯特洛姆和斯特雷特论“媒介环境学是什么”

尼斯特洛姆和斯特雷特作为北美媒介环境学界历史上和当今的"明星"人物,分别是媒介环境学科诞生以来两件制度建设里程碑事件的主要领导者和理论贡献者。尼斯特洛姆认为媒介环境学是将复杂传播系统作为环境的研究,是一个视角,是新兴的元学科;斯特雷特提出媒介环境学是纽约学派和多伦多学派、麦克卢汉学、口语文字学、美国文化学,是对媒介环境的研究,是"媒介学"。理解他(她)们"媒介环境学是什么"的经典界定,可拓宽加深国内的媒介环境学研究。     

北美Media Ecology和我国“媒介生态学”、“媒介环境学”关系辨析——基于一种传播学研究乱象的反思

我国传播学的研究实践中,存在“媒介生态学”和“媒介环境学”从概念到延伸理论常常被混淆应用的研究乱象.我国与北美Media Ecology有联系或容易混淆的研究,有以何道宽、崔保国和邵培仁为主要代表的三种研究,且这三种研究属于不同的传播学派.乱象的产生与国内对北美Media Ecology的译名存有争议及对我国三种研究的定名有关.以何道宽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研究和北美Media Ecology 一致,崔保国和邵培仁各自的“媒介生态学”与Media Ecology 不同,其研究都自成体系.为北美Media Ecology的译名定名,并厘清相关研究的关系,有利于传播学相关研究的深入.     

媒介环境学思想对微信的检视

本文以媒介环境学思想,对微信传播进行思考。微信实现了语音的跨时空传播,也开启了人际社交的新局面,是麦克卢汉笔下的"人的延伸"。但本文发现微信是一种具有空间偏向的媒介,尽管它以口语传播为主要特点,却无法突破印刷媒介影响下自我导向的现代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人们基于微信的交流,其形式大于内容,人们对微信技术的依赖不可避免导致符号化和抽象化的交流主体以及象征性的社交关系。     

媒体如何实现平衡传播——基于媒介环境学的视角

当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建立一个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和谐社会已成为共识。本文基于媒介环境学平衡观的视角来观照我国新闻媒介平衡传播的相关研究。媒介环境学充满人文关怀,其研究目的在于创造平衡和谐的媒介环境,帮助人们实现心理的平衡,促进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平衡与和谐发展。     

抖音短视频乡村文化的传播偏向——以康仔农人为例

抖音平台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塑造了乡村文化传播的媒介环境,乡村传播者根据短视频特点,借助智能手机这一介质和特定符号重塑出具有偏向的乡村生活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乡村文化。本文依据媒介环境学的传播偏向这一命题,以康仔农人抖音短视频为抓手,探讨其重塑乡村“拟态环境”时产生了何种媒介偏向。     

新媒体语境下校园媒介与高校形象传播研究

新媒体语境下,校园媒介的功能逐渐发生变化,同时信息传播策略也需要变化.在对内对外传递过程中,要时刻关注校内外热点话题,进行有效的议程设置;改变表述方式,确保受众容易接受;合理利用各类媒介有效进行宣传与传播;建立新媒体语境下的传播理念与平台.只有建立“心”的交流方式,转变校园媒介信息沟通目的,高校形象才可能得到内外部公众的认同.     

微出版的传播偏向研究

微出版是印刷技术发展至今的最新出版形式,表现出碎片化、娱乐化、商业化的传播特征.为深入研究微出版的传播规律,文章引入媒介环境学的研究逻辑及其核心概念“传播偏向”,以此探索微出版与历史上其他印刷技术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苏珊·朗格符号思想与媒介环境学理论构建——思想基石和研究旨趣方面贡献探赜

世界著名女学者苏珊·朗格集哲学家、符号学家、美学家、媒介环境学家于一身,她通过在思想上相互渗透和架构的著作贡献于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建设。朗格关注不同符号模式在人类思想情感建构中的作用,她关于推理性和表现性符号模式的符号分类理论有助于媒介环境学的思想基石的形成。朗格认为媒介遵循逻辑类推原理运作,她建立在符号逻辑理论基础上的"媒介"思想,给媒介环境学研究旨趣以符号学角度的阐释。     

批评话语分析的否思：外域方法与本土创新

批评话语分析是作为可对新闻进行有别于量化研究的另一种文本分析方法引入传播学科的,契合了学科发展的迫切需求。其本身是语言学在“语言转向”和“话语转向”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后又嫁接了一些社会批评理论,扩展了自身的研究范围,从而极大提升了跨学科的知名度。它在中文传播学界的译介和运用,实际上需要跨语言、跨学科以及跨文化,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脱离了其产生和应用的原生语境。批判话语分析应该摆脱“工具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以获得中国化、主体化的地位。     

“Transculturalism”溯源：西方学术语境及中文翻译辨析

Transcultualism一词常被用来描述全球化下日益复杂的跨文化现象,在当前中国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常被使用,并且已被学界普遍接受。但是,研究者对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因而产生了不同的中文翻译,比如“跨文化”“超越文化”“转文化”等。究竟应该如何深刻理解“transculturalism”一词的本质特征,辨析其在不同语境下的内涵与意义？本文旨在分析transcultualism一词在西方学术语境中的来龙去脉,以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该词的内涵与意义。本文辨识出这个概念的三个理论脉络,并详细阐述各自的时代背景、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与核心主张,在此基础上提出对transculturalism的翻译应该充分考虑到其所勾连的学术语境。文章进一步指出,尽管侧重点不同,transculturalism所对应的三个理论脉络都体现了学者们认识到了文化的共性和关联性,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强调文化的互通互鉴,并看到文化融合带来的新的未来。Transculturalism对我们思考、理解和分析跨文化传播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但其背后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旨趣不容忽视。     

媒介事件概念演变与传播视角创新

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及社会语境的变化,戴扬和卡茨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提出的媒介事件定义,其内涵和外延经历了一个丰富发展的过程。本文在回顾媒介事件概念嬗变的同时,分析了影响媒介事件传播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因素,并尝试以人民日报、新华社的官方微博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事件的报道为样本,进行个案研究与分析,探讨新的媒介环境下媒介事件传播视角、传播方式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