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心救世 曲笔为文——论“三言”因果报应思想

冯梦龙的“三言”是一部受因果报应思想十分明显的作品。其中涉及这种思想的作品,大约占其总篇的三分之一。这种因果报应的思想,历来多受人之诟病,不被人们所认可。对于这些劝善惩恶的作品,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它的因果报应的外在形式,更要看到它的善恶观念。这种善恶观念实际上就是一种伦理道德观念。从“三言”中的果报小说所表现的伦理观念来看,其主要倾向应该是进步的。     

儒家思想同市民意识的冲突和融合——冯梦龙“三言”之本来面貌说要

本文从时代思潮和社会发展状况，作家思想面貌和生活经历，作品内容和形式等方面，多视角地剖析了冯梦龙的“三言”中所反映出的儒家思想同市民意识的冲突与融合；考察了这种冲突与融合产生的原因；剖析了这种冲突与融合在“三言”内容上的具体反映；分析了这种冲突与融合对“三言”艺术形式的制约。文章认为，如何客观、准确地描述和评价这种冲突和融合以及二者给“三言”带来 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这对全面揭示“三言”的本来面目具有较大的意义。     

浅谈《三言》中的“奏雅”

冯梦龙在《三言》中,对“奏雅”是从正反两方面进行的,即传统的惩恶劝善的主题.当然现实中恶多善少,所以冯梦龙在《三言》中惩恶的的篇幅是比例比劝善的篇幅比例高,本书中最惊心劝魄的最震撼人心的是信任和承诺及不朽的生命和生死不渝的友谊.书中还增加了明代一些故事这也给文章添加了一种现实的厚重力量.     

“三言“中的“被“字句

本文对冯梦龙编著的“三言”中的“被”字句从形式类型上作了多角度的考察分析。对“三言”中“被”字句的名词、动词、补语、状语、谓语等的情况进行了分类描述,同时结合“被”字句时代发展特点进行分析,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三言”中“被”字句基本符合“被”字句历史发展的规律。     

"三言"思想的复杂成因

“三言”是明末冯梦龙编纂的著名白话短篇小说集，内容极其丰富，被誉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作品对明末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江南新兴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思想进行了全方位反映，体现出全新的时代风貌。但作为浸淫极深的封建社会文人，传统的封建思想仍以强大惯性在深刻地影响着作者冯梦龙及当时的人们，使得作品思想呈现出复杂性。     

试论"三言"中冯梦龙对释道的不同态度

“三言”申有许多作品涉及释道,该文认为某些鬼神崇拜、因果报应思想属于中国传统的封建迷信思想范畴,而非宗教观念从释道主题作品入手,分析其僧道形象和故事情节,可看出冯梦龙对释道的不同态度,并试从其个人经历、思想体系中寻找原因。     

儒家思想同市民意识的冲突和融合──冯梦龙“三言”之本来面貌说要

本文从时代思潮和社会发展状况、作家思想面貌和生活经历、作品内容和形式等方面，多视角地剖析了冯梦龙的“三言”中所反映出的儒家思想同市民意识的冲突与融合：考察了这种冲突与融合产生的原因；剖析了这种冲突与融合在“三言”内容上的具体反映；分析了这种冲突与融合对“三言”艺术形式的制约。文章认为，如何客观、准确地描述和评价这种冲突和融合以及二者给“三言”带来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这对全面揭示“三言”的本来面目具有较大的意义。     

婆心救世 曲笔为文——《聊斋志异》因果报应问题辨正

《聊斋志异》一书包含大量因果报应内容。多年来,研究者大都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些内容有严重的消极作用,削弱了人民的反抗精神,是“麻醉剂”。不仅如此,还认为蒲松龄有宿命论思想,相信因果报应确实存在。因此,理所当然地视之为封建糟粕。我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蒲松龄的创作意图,也不符合作品的客观实际。蒲松龄描写因果报应,如同描写花妖狐魅一样,只是作为一种艺术手法,目的在于借此来教诫世人,匡扶民俗。因而它对人们的影响(或称之为“社会效果”),决不只是一味地起消极作用,而是具有很强的积极意义的。     

论冯梦龙“三言”对联艺术的运用

对联从唐宋起就在人们的生活中广泛应用,是一种至今仍具生命力的文学样式,不仅如此,对联也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但受关注程度不高。如冯梦龙编纂的话本小说集＂三言＂,近来人们对其中插入的诗词研究较多,但对对联却鲜有提及。文章对冯梦龙＂三言＂中对联的形式、来源、功用、修辞和艺术特点作了论析。     

"三言"与苏州——基于清光绪《苏州府志》的一种解读

“三言”与苏州、“三言”的作者冯梦龙与苏州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苏州府志》等地方志集中地反映了这种关联,并在商贸业、蚕桑业、释道、世风等方面体现了地域与文学、市民社会与市民文化的关系。     

从"三言"看冯梦龙的价值取向

冯梦龙是明代杰出的文学家,他编写的“三言”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很深远。本文结合明朝中后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从情感观、家庭观、婚姻观、商业观等几个方面对“三言”中作者的主要价值取向进行考察,探讨。     

矛盾冲突中的左右逢源——浅论“三言”两性题材对矛盾的积极处理

“三言”中婚姻伦理与情感自然化的爱情观存在着矛盾。冯梦龙不是消极地让矛盾、冲突在作品中僵硬地对峙 ,而是以他的“情教”观为思想基础 ,在矛盾中积极斡旋 :一是坚持“礼有经权 ,事有缓急”的原则 ;二是两性之爱进行整合 ,倡导“好色不乱”。     

冯梦龙“三言”在俄国

冯梦龙是中国第一位通俗文学的编辑家、研究家与理论家。他从1621年至1627年分别改编出版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俗称“三言”。从18世纪法国耶稣会士第一次将其传播到西方以后就引起许多西方汉学家的关注与研究。为了了解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并满足教学需要,俄国汉学家也对“三言”故事进行了选译,所选取的多为在中国流行并符合俄国人审美趣味的故事。20世纪以前的“三言”俄语译本故事大多是转译自英语或法语,译者多为无名氏。从20世纪开始,俄国汉学家将“三言”故事从汉语直接翻译成俄语,译文的质量有了大幅度提高。从文献学和文学史的角度了解“三言”在俄苏的传播过程有着重要意义。     

《三言》中"物"的场域功能及类型

人离不开物，明代冯梦龙编撰的《三言》是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作品。《三言》中的“物”一般可分为线索物、象征物(主题物)、枢纽物(关键物)、特殊物、幻化物等，几种“物”的功能各有侧重，又时有交叉，显示出作品中人与物交融的审美特质，展现了作者精湛的小说创作艺术技巧。     

《警世通言》中才子佳人的纸上红娘

《警世通言》是明代短篇白话小说代表作“三言”中的一言,是一部题材多取自稗史或传说,有宋元旧作,也有明人拟作,经冯梦龙润色加工的世情小说。在《警世通言》中,不仅有表现侠骨义气的作品,也有宣扬封建道德的篇章,更少不了人们喜闻乐见的才子佳人小说。     

交友“三互”

人以群分,是从交友开始的。明朝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讲朋友有三种类型：“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声气相求者,谓之知音。”这“三知”确实具有典型性。     

浅析"三言"道教题材的故事形态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它与中国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冯梦龙编撰的“三言”已被公认为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作品,通过对“三言”中的神仙道化小说的阐释,能折射出浓厚的道教文化意蕴。文章主要阐述了三言道教题材故事形态。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新解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出自《论语·述而》,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教育警句。这句话的完整表述是“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把这句话翻译为:“孔子说,‘三个人一起走路,也定有值得我学习的老师。选择优点而学习,看到短处而改正自己’。”李泽厚还援引朱熹《四书章句集解》:“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恶,则我从其善而改其恶焉,是二人者皆我之师也。尹氏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则善恶皆我之师,进善其有穷乎?”李泽厚对于朱熹执意为“三人”说并不满意,认为朱熹在这里…     

义利之辨——《施润泽滩阙遇友》的文化阐释

明代冯梦龙编撰的“三言”堪称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之翘楚，其中《醒世恒言》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无论题材内容、表现手法。还是所展示的社会心理、时代特征．皆可视为明代拟话本的代表作。     

命运随想

闲时读书,曾在冯梦龙的《三言》中觅得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