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中礼法关系的历史演进

作为中国传统法律精神内核的礼与法，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整合的两种手段，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生活．造就了中华法制数千年的文明。礼与法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法律中也经历了从冲突、分治到协调、合治的历史进程。具体而言，这一历史进程包括礼法异用、礼法冲突、弃礼任法、礼法合流四个大的阶段。     

从立法,司法与守法看唐太宗的法治思想

唐太宗李世民统治的贞观时期,是我国封建法制最健全的时期。贞观法制的推行,维护和巩固了唐初的政治统治,社会经济有了大幅度的发展,出现了封建社会的治世局面。作为最高统治唐太宗的法治思想,对贞观法律的制定与推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立法、司法和守法之风中可见太宗礼法合一,依礼制法的法律思想体系。在唐太宗礼法结合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唐律》保障了“贞观之治”的实现,奠定了我国封建专制主义刑法的规范,为以后     

清代州县官的仪卫制度和基层司法困境——兼论礼法关系的另一面

学界通常认为唐代以降的法律发展是礼法融合的过程,强调礼法的一致性而忽视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集中体现在帝国的晚期：清代礼制高度发展,州县官仪卫制度化、使用日常化。造成的结果是强化了官民差别,促成了官民壁垒,司法面临诸多困境。最终司法模式改变,司法走向腐败、黑暗。其深层次原因既包括清代礼制背离礼的基本精神,和法发生冲突,也包括礼和法本质的矛盾。     

当代法治背景下的传统礼法关系新释

中国传统法律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以“礼”为其本土资源。在进行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时,仍然不能忽视“礼”的传统。在新的法制背景下,传统礼法关系对当代法治的借鉴意义主要表现在划分道德与法律的边界、推进道德的不断法律化、引导法律的不断道德化和建构德法同治模式四个方面。     

浅析中国古代“为亲复仇”的法律处置

引礼入律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色。礼、律的结合解决了中国古代那些单靠法律难以处理的纠纷。选择中国古代对于“为亲复仇”的法律处置为切入点,能够体现中国古代礼法是如何在冲突中相融合,并共同规范着古代社会秩序。同时,对这种模式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可以得出礼法结合的传统给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及法律的近代化转型带来的影响。     

开阔的视野 丰富的资料——简介《礼·法·社会》

南京大学法学院张仁善先生的新作《礼·法·社会———清代法律转型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礼》) ,近期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学术视野开阔的法律社会史力作。它将社会史方法引入中国法律史的研究 ,用“长时段”的眼光考察清代礼法与社会的关系 ,对中国社会由传统步入近代的内在动因也有独到的阐释与见解。上溯至春秋战国时代 ,礼与法本是对立的。到宋末元初 ,礼法精神与礼法实践高度统一 ,至清前期 ,礼法体系发展到最完善的地步。而有清一代即经历了礼法的苛严期、松弛期和分离期。《礼》则沿着礼法由合一到…     

浅析中国古代“礼法合流”及其影响

中国古代法律经过“礼入于法”漫长的历史过程,形成“礼法合流”、“礼刑并用”的基本特征.造成中国古代法律与道德不分,将家规族法纳入国家法律体系,产生了古代行政兼理司法和重刑轻民的特点.其影响深远.     

苟子“隆礼”思想的深层透视

苟子从人性本恶和社会历史方面追溯“礼”的起源,综合了儒法两家的学说,形成了礼法结合、礼本刑用的思想。荀子的“隆礼“思想赋予了“礼”以形而上的根据,拓展了“礼”的功能,并对“礼”进行了内在寻根式的阐释,丰富了“礼”的人文内涵与实践意义,深化了儒家“礼”的理性精神和实用品格,对中国文化重视情理结合、以理节情影响深远。     

唐律述评

唐律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具代表性与典型性的封建法律，它承袭和发展了以往礼法并用的统治方法，使得封建统治“一准乎礼”，真正实现了礼与法的统一。     

夏商周三代礼法制度论略

礼法制度是三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礼法关系在三代经历了礼对 法的摄,指导与支配,本身的法典化,礼法混一,礼法分野,礼崩法起等的不同阶段三代礼法制度对以后的中国政体,法制多所影响、塑造,并在制度层面上导致了中国现代意义法制的晚出和不成熟。     

论秦汉时期思想文化的统一

思想文化的统一是秦汉时期统治者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秦王朝统治者以法家思想作为统治策略,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封建君主专制的政体格局,以法家思想独尊。秦朝的灭亡,实际上是法家思想作为统治策略的失败,汉代统治者与思想家经历了从黄老道家思想的实践到儒家思想的认同的过程,最终确立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家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吸收诸子百家的思想,对原始儒家进行改造,并使儒家经学阴阳五行化,加快了秦汉思想文化统一的步伐。汉代儒学大讲阴阳灾异,加速了儒学的世俗化,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王权受命说及在汉晋间之嬗代

在中国古代社会 ,儒家王权受命说主要根源于开国之君及其先祖的圣德与武功。不过 ,自先秦延及两汉的儒家“圣王革命”、“顺天应人”的王权受命理论在认识上 ,使得王朝的改换或传延被视为“天予人归”的必然结果。这一儒家学说对汉晋间政治既起着昭示警戒作用 ,更在一定程度上麻醉着统治者及其黎民百姓。在汉魏禅代、魏晋易姓的王朝和平过渡中 ,权臣在利用儒家这一学说时篡改了先秦儒家的由内圣而外王的真精神。     

中国武术史与秦汉三国时期武术的发展

在研究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秦、汉、三国时期的武术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认为秦、汉、三国时期对于中国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秦朝下令收缴天下所藏兵器,对民间采用禁武之策,然而军队中的习武活动仍然开展活跃。汉、匈战争进一步使统治者和民间社会更加认识到习武活动的重要性。东汉末年群雄蜂起,魏、蜀、吴三国形成鼎立之势,在重视武备的历史背景下使武术得到了迅速较快的提高。     

巫筮图谶与北魏前期的政治斗争

拓跋鲜卑政权受原始社会遗俗影响,对巫筮及其有类似功能的其他方术如阴阳、图谶等都有很大的兴趣.这为明悉阴阳易筮、图谶的汉族士大夫的大批参政、地位的上升创造了契机.在拓跋鲜卑政权内部,统治者利用巫筮图谶等作为工具,展开了一系列政治斗争先有刘洁、拓跋丕的图谶案,后有拓跋焘与拓跋晃两党围绕巫筮展开的较量等.     

试析秦汉旅游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秦汉时期旅游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主要体现在旅游观念的更新、旅游队伍的扩大、旅游设施的发展和旅游文化内涵的丰富。反映了秦汉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日益进步,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秦汉社会的发展繁荣。但同时又体现了秦汉人对宇宙天道、社会人生和自身命运的感受、思考和认识,从而一种新的人生境界应运而生,对魏晋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     

先秦及两汉时期法家与儒家思想融通方式管窥

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大环境下,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相互融通,对秦国的兴盛和秦王朝的建立发挥了重大作用。汉承秦制而有所损益,进一步确立了＂外儒内法＂的统治模式。先秦以来的儒法思想融通,以国家融通方式、集体融通方式及个人融通方式的形式表现出来,并逐步加深,其相互交织、共同形成的主流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并维护了中国传统的社会和政治结构,造就了中国2000年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的相对稳定格局。     

我国县乡权力结构的历史比较

对于考量国家基层政权以及乡土社会的稳定而言 ,县乡之间的权力结构是关键的突破口 ,本文从国家权力的下沉程度、乡对县的依附程度以及县乡之间的权力矛盾程度三个方面入手 ,对秦汉以来 ,特别是晚清地方自治运动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建设后的县乡权力结构 ,进行了比较性的分析。为当前的基层政权建设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论韩非之死

韩非的法治思想尤其是加强君权的理论为秦王所激赏,但遗憾的是落得一个可悲的结局——以自杀结束生命。这一结局是法家内部派别之争．现实政治生活中权利之争,以及知识分子与统治之间矛盾的综合作用的结果。韩子之死,值得治史反思。     

从"刑德二柄"到"霸王道杂之"--秦汉统治思想的嬗变

秦国以法家的赏罚理论为指导制定国策,经过商鞅变法,国力强盛,终灭六国.秦统一后,继承了法家不重视道德教化的传统,加之专任刑罚,阶级矛盾激化,以致速亡.秦因法家思想而兴,也亡于法家思想.从秦运用"刑德二柄"的法家思想及专任刑罚到汉代采用礼法并用的"霸王道杂之"的转变大约经历了近一个世纪,这近百年的时间可以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大变化时期,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秦汉两代统治思想变化的异同.     

德教为主 刑法为辅——汉代思想家对治国方略的探讨

汉代思想家对治国方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设计的方案是德教为主，刑法为辅，这一主张为统治者所采纳，因而对汉代政权的延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种治国方略对于我们现代社会的治理仍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