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于后续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的影响;也即封存是否等于消灭,立法并未进行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容易引起争议。对于如何处理封存制度和前科消灭制度对定罪量刑的影响,应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从刑事政策及制度设计本身的目的出发,采取"两步走"的方法,以达到刑法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之目的。     

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结果

犯罪结果作为犯罪本质特征的客观显示,在定罪量刑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迄今为止,刑法学界尚未对犯罪结果的概念及相关理论问题达到共识。通过对犯罪结果与犯罪客体、犯罪结果与犯罪对象、犯罪结果与定罪量刑进行分析,犯罪结果可以概括为犯罪行为作用于犯罪对象所引起或可能引起的,从客观方面反映社会危害性质与量的一切事实现象。它即是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的必要要件,又是量刑的必备依据。     

论犯罪主观方面

定罪与量刑是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活动的两个基本环节.定罪是量刑的前提.定罪准确,量刑才有可能适当,定罪是关键.研究犯罪主观方面有助于定罪和量刑.犯罪主观方面包括犯罪故意和犯罪过失.还包括犯罪的目的和动机.犯罪故意又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犯罪过失分为疏忽大意过失和过于自信过失两种类型.如何区分犯罪故意和犯罪过失的类型,是难点也是重点.本文结合具体案例,分别阐述了犯罪故意和犯罪过失的类型的区别和联系.犯罪目的对于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也进行了阐述.     

关于诈骗犯罪量刑的思考

诈骗犯罪的定罪情节是犯罪人意图占有数额还是犯罪人实际占有数额,是存在争议的一个内容。主观主义者赞成前者,而客观主义者赞成后者。诈骗犯罪定罪情节的不同选择将影响构成犯罪的情形、犯罪既遂未遂的判定、量刑情节的选择,从而影响整个刑罚结构。实践证明,不论是单独采用犯罪人意图占有数额还是单独采用犯罪实际占有数额作为定罪情节,都不能够很好的定罪量刑。笔者建议同时将犯罪人实际控制数额和犯罪人意图控制数额作为定罪情节来量刑。     

我国刑法犯罪数额分类及立法模式完善

犯罪数额是我国刑法规定中用货币形式表现的具有定罪量刑意义的反映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价值量,可分为犯罪所得数额和犯罪指向数额、定罪数额与量刑数额、立法数额与司法数额。刑法上犯罪数额立法采用《国家赔偿法》模式,以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或国家上年度人均生活费标准作为参照系数,有助于统一犯罪数额的标准,保证刑法的相对稳定性。     

贪污贿赂犯罪“数额+情节”定罪量刑模式的解读

贪污贿赂犯罪一直是危害政府正常运行的严重犯罪,随着我国打击贪腐力度的不断加大,原有的"计赃定罪"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如何合理地给贪腐犯罪分子准确定罪量刑的问题日益突出。《刑法修正案(九)》以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原有的定罪量刑模式进行了修改,也就是将数额与情节相结合,将数额不足但是情节严重的犯罪升格处理,形成了新的"数额+情节"定罪量刑模式,该模式将更有力地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惩治腐败,净化社会风气。     

财产犯罪中的犯罪对象界定——被害方的理论归属

财产犯罪是社会生活中经常发生的犯罪。有必要对财产犯罪的犯罪对象进行理论研究．以更好的指导财产犯罪的定罪量刑。仅把财产犯罪的犯罪对象界定为公私财物的传统理论,不能全面发挥财产犯罪在定罪量刑方面的作用。应当把被害方这个因素纳入到财产犯罪对象当中,充分发挥财产犯罪对象理论的指导作用。     

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案的刑法学分析

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案事实错综复杂,案件中主要涉嫌的罪名分为仅以自然人为犯罪主体的犯罪和单位和自然人均可成为犯罪主体的犯罪两种类型。在定罪量刑中应该正确区分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的定罪界限;注意本案罪名之间可能存在的法条竞合与想像竞合的情形;准确认定渎职犯罪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单位犯罪中自然人的刑罚处罚要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贪污受贿犯罪量刑存在问题之探讨

定罪是量刑的必要前提,量刑是定罪的必然归宿。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是否公正、科学、合理直接关系适用法律的公信力和预防惩治腐败的总体效果。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现有定罪量刑的弊端在司法实务中不断显现并备受诟病,显然现有贪污受贿犯罪之定罪量刑标准已经不能满足因应打击犯罪的客观需要,适时对之进行修改和完善已经成为司法实务部门的迫切需要。     

国外与港、澳、台地区犯罪记录规范性评价规则研究

对国外犯罪记录与港、澳、台地区犯罪记录规范性评价规则应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则。对外国犯罪记录应根据管辖权及对等、互惠原则进行承认与评价;对港、澳、台地区的犯罪记录应相互承认,在犯罪记录评价过程中遇到的特殊问题,可通过个案协商的原则进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