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诠释与“立德”?

文本诠释是诠释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在现代诠释学形成之前,诠释的重心是对作为“经典”的文本之理解。在现代诠释学中,诠释重心移向了一般意义上的文本。当代诠释视野中,有人甚而提出了只有“文本”而无“经典”。通过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中西双重学术视野中整合诠释传统的思想资源,以创建中国诠释学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实现的。现代中国诠释学应以“立德”为主旨,其理论形态乃是“经典诠释学”。     

西方诠释学诠释重心的转换及其合理走向

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西方诠释学的主题。据此 ,可以把西方诠释学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是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的“作者中心论”诠释学 ,其根本特征是消解读者的历史性和个体性 ,让作者的意图支配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过程 ;第二阶段 ,是以海德格尔尤其是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读者中心论”诠释学 ,它完全颠覆了文本解读过程中作者和读者之间固有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 ,用“意义的创生”取代“作者原意”作为诠释活动的基本追求 ;第三阶段 ,是以利科尔为代表的“文本中心论”诠释学 ,它试图克服“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的对立。建构一种方法论与本体论相统一、主观性和客观性相统一的“文本中心论”诠释学 ,代表了诠释学发展的合理走向。     

文本诠释与话语分析——教育政策社会学方法论初探

在诠释学与话语范式的影响下,教育政策社会学者将政策视为文本和话语,并形成了方法论的诠释取向和话语分析取向。方法论的诠释取向促使人们在收集和分析资料时关注教育政策意义的传递过程及行动者对意义的理解。方法论的话语分析取向则促使人们在收集和分析资料时关注政策话语对行动者行动的形塑作用,以及政策话语的社会条件。     

文本诠释的意识形态批判

文本的诠释过程是复杂的,它涉及到文本的社会一历史背景,文本本身的语言以及文本的“误读”,而意识形态却是我们进行文本诠释时所不可忽视的。文章从诠释学的基本理论出发,分别从社会——历史背景、文本语言与对话和文本的意义创生三个方面试图阐释这一现象。     

西方文学诠释学的转向

西方文学诠释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向,文学批评对文本理解和意义追寻的行动乃是造成诠释学领域作者、文本和读者间关系变动不居的原因所在.所发生的从传统诠释学向现代哲学诠释学的转变,实则是文本意义从单一走向多元的流变过程.当代法国思想家利科的诠释学思想,则为文学批评基于文本与存在的关联走向读者的自我理解提供了一个务实的可能性空间.     

当代诠释学视角下教材文本的意义

诠释学是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问,它围绕着“意义”展开其主题。诠释学中关于文本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可以给我们理解教材文本的意义提供一定的借鉴。在当代诠释学的视角下．教材文本的意义具有开放性、历史性、生成性和创造性、主体参与性、时代性等特点。     

诠释学:从主客体间性到主体间性

现代诠释学各流派之间的的差异,根源在于对诠释的目标、诠释的主体与对象及其关系上的认识差异.对诠释的主体性的安顿乃是诠释学研究所关注的焦点.在现代诠释学形成之前,因强调解释的客观性而要求排除理解过程中的主观性因素.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继承了这一观点,并且为保证理解的准确性与和谐一致性,将心理学引入了诠释学.理解被视为主观地重建客观的过程.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变革使诠释学摆脱"客观知识"的束缚而彻底转向"意义"问题提供了本体论基础,诠释学本身也由理解的方法理论扩展为本体论学说.理解不惟是把握文本的方式,而且直接就是人的存在状态.伽达默尔的对话理论最终将被理解对象主体化,完成了诠释学从传统的注重"主-客体"关系的认知模式到"主体间"的理解模式的转化.     

诠释学视域下《史记》文本阐释

中西方拥有悠久的经典诠释历史，随着西方诠释学传入我国，激励了对本土经典诠释历史与诠释方法的整理，并以之为参照系试图建立起中国诠释学。其中汤一介先生首开其先，张江则于近年充分发掘传统经典诠释资源，参考西方体系，着力建构以“公共阐释”理论为核心的“中国当代阐释学”，黄玉顺则立足原始儒学提出“前主体性诠释”概念。《史记》作为传统史学与文学经典，以诠释学视域来看，理解的历史性与时间距离是其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视域融合”则在新的历史处境下产生新的意义，实现文本的历史性与人的历史性统一。诠释活动中理解、解释与应用的三位一体，揭示文本意义的生成路径。当代《史记》诠释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诠释主体视野更为开阔，理论资源也更加丰富，《史记笺证》《史记疏证》以及《史记研究集成》代表了当代《史记》文本阐释的三大范式，雅俗共赏，普及性与学术性兼备。     

现代诠释学视野下物理教材中科学方法的解读

1现代诠释学基本观点分析 诠释学是关于文本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旨在解读暗含于文本的意义与探求文本意义的理解．现代诠释学代表人物伽达默尔在著作《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从哲学的层面阐释了文本意义理解的实质．     

文本意义的生成因素与文学批评的任务

梳理诠释学意义上的对文本的理解,考察文本意义生成的基本因素,是界定文学批评任务的首要环节。文本的意义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来源于前文本因素的作用,是读者对文本的价值评估和对作者意图的揣摩、意会;第二层面来源于文本同步因素与后文本因素的综合作用,是读者对文本的时代背景的理解与认知,对自己的审美感受与知识结构的联想、调整甚至于改变,以及向他人所作的解释性的描述;第三层面来源于后文本因素,是读者在一定的提示和启发之下产生的创造性联想。由此,批评的任务也可界定在考辨性批评、诠释性批评、创造性批评三个基本层面上。     

教育政策文本分析及其应用

本文通过分析社会科学研究中相互关联的文本分析、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的异同,对政策文本分析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指出教育政策文本分析的深层内涵在于:对政策文本的分析,最终要走出文本,走出文本的过程也就是对文本的微观分析与文本所处的宏观历史脉络相结合的过程,是研究者运用多种"解读"文本的方法和视角发掘文本"深层结构"和文本演变的内在逻辑的过程,是透过文本话语揭示政策过程中的价值分配和斗争的过程,是文本理论化的过程.作为一种"黑箱技术",政策文本分析需要研究者将文本与其所处的历史、制度和政策实践进行有效的"对话".政策文本分析是理解教育政策的基本手段,也是促进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发展的重要途径.     

英语阅读中顶层结构分析

分析了大学英语文本阅读的特点,认为单纯句子层面的浅层次阅读难以实现对文章的完整理解。把顶层结构理论应用于英语文本阅读,并结合构思图示理论,提出英语阅读应采取“自上而下”模式,注重文本内容的结构分析和文本语用分析。结合实例详细阐述了顶层结构分析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实际应用。     

论“以意逆志”中文学文本超越性解读的对话层次——以李后主的词作为例

作为阐释主体的读者,自身的审美倾向常常会取代作者的表达意蕴,作为被阐释者的创作主体只是将个人的情感体验表达出来,而不同时代的阐释者则解读出了具有超越意义的艺术体验。一种情结的形成是在主体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一旦形成就会进一步生发出对感性世界加以观照过程中的理性思考。经过历代研究者的阐释从中找到更具普遍意义的合理内容,以意逆志也好,断章取义也好,都找到了属于自己时代的诠释视角。由此可见,文学文本一旦被过度诠释就会面临"以意逆志"的观念传播,进而不再以文本最初的意义出发,形成了特有的大众阅读的传播场域。     

理解标准析论?

哲学解释学视野中的理解主要不是对语言性文本的理解,而是历史意义、存在意义的宣示,这一理论逻辑内在地取消了理解标准问题;后现代解释学主观地取消了理解标准问题;解释学(狭义)的理解是对语言性文本的理解,理解的直接目的是把握文本意义。理解存在是否正确的问题,检验理解是否正确的标准应当是文本意义,即作者通过文本符号所表达的思想,而不能以文本的字面意义、作者的主观意图、作者的自我理解、理解者的自我理解、权威的理解、共同认可、客观实践或理解的“实践”为检验标准。理解的标准具有客观性,应用标准检验的过程包含主观性。     

教育网页的结构差异分析及优化设计——基于文本—动画类教育网页的实验研究

教育网页中的文本和动画是构成网页的元素。通过眼动实验对浏览文本—动画类网页的视觉参数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文本—动画类网页的不同形式结构对浏览网页者所引起的注视时间、注视点个数等视觉参数有着显著的不同,在文本—动画类网页结构中,对于文本区的注视时间和注视点个数来讲,呈现出"一多三少"的特征,而对于动画区的注视时间和注视点个数来讲,却是呈现出"两多两少"的特征。根据文本—动画类教育类网页结构中进行的视觉参数差异分析,文本—动画类教育网页应采取上文下画的文画俱优选择,以画为主的上画下文区别选择,左右文画的避免选择的设计。     

专业服务:教育服务贸易永恒的比较优势

教育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可以概括为许多方面,但最根本的就是专业服务。本文分拆了教育中专业服务的基本合义、我国教育专业服务的比较优势、并从制度构建的角度提出几个对策,包括：完善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政策和法律支撑体系,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准入领域,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教育专业服务,完善教师教育制度,用税制规范国外举办的教育机构的营利性办学行为等。     

从“知人论世”到“循着文本的层次突围”——对高中语文文学类文本解读方法的反思和建议

“知人论世”是高中语文文学类文本解读的传统方法,基于社会一历史视域的解读,“知人论世”有其合理性与历史意义。但在现行教学实践中存在种种弊端。加之课程与教学语境下“文本细读”的提倡与实践,更有利于完成“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的多重对话”。因此,以“知人论世”为切入点,在继承“文本细读”重视文本、语言价值的基础上,提出“循着文本的层次突围”的解读方法,旨在达到丰富文本内涵、指向学生个体阅读的目的。     

“以儿童为中心”之误读及再认识

杜威的"以儿童为中心"教育理念在当代中国教育界已被普遍接受。然而,反思当下教育实践,不难发现"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认知存在理解偏误、教育行为存在实践异化的问题。通过对"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进行历史梳理与内涵解析,澄明其意蕴,用以指导教育理解与实践,即以"为了儿童"与"基于儿童"的整合来匡正认识偏误,"通过儿童"实现"儿童中心"来纠正行为实践,从而达成真正意义上的"以儿童为中心"。     

Using multidimensional method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interpretation and enactment of quality assurance policy within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community

Policy texts are representations of practice that both reflect and shape the world around them. There is, however, littl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that critically analyses the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on educational developers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practice. Extending methods from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by combining textual analysis of a policy text wit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policy-makers and policy users, this article seek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interpre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olicy. The article focuses on a leading national UK quality assurance policy in relation to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community in order to uncover how policy is played out in practice. The findings paint a picture of a text that presents a ver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at is portrayed linguistically as universally accepted. Yet, the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enables the uncovering of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that go beyond the text’s words by highlighting the debates that shaped its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pretations of its textual form that subsequently shape its enactment. Looking specifically at the constraints of policy boundaries, word choice and calls to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ction (or inaction), the policy text is analysed in light of educational developers’ contexts and institutional positioning, surfaced through the research process itself.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arguing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methods used provide greater insights into how policy is played out in practice than the employment of any one of these methods individually could have achieved.     

传承与断裂:比较教育研究中“文化”意义的转变

文化是比较教育研究中一项重要的议题,对"文化"意义的认知理解影响着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文化"的意义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出现过多次转变,从早期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研究者把文化作为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控制变项,到把文化视作重要因素探求教育的发展力量;再从认为文化是影响教育政策的约束初始条件,到把文化视为探求人类行为意义的背景原因。如今,在多元文化思潮下,比较教育研究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文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