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系内部吴佩孚与王承斌的矛盾斗争研究

吴佩孚与王承斌同为直系军阀内部的重要将领,早期两人在曹锟麾下并肩作战,随着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吴佩孚的实力与威望也大增,但是他与直系内部的将领也逐渐分化,矛盾也日益凸显,作为当时同为直系内部重要将领的王承斌,两人的矛盾争斗,不仅直系带来巨大的内耗。同时也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失败的重要因素。     

崔浩性格与崔浩之死

崔浩之死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然而除去客观因素,崔浩自身的主观因素也是被杀的原因之一。崔浩有良好的出身和文化背景,个人资质优越,政治和军事才能都非常突出,因此深得拓跋皇帝的宠爱,这也滋长了其飞扬跋扈的个性。不能容人者,必不能为人所容,他的性格也就决定了他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被杀。     

小议祥林嫂之死

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逃避是祥林嫂走向死亡的一个动力. 鲁迅在<祝福>中安排了一个"我"与祥林嫂的一次直接对话.     

杜十娘之死与爱情贞节观

被冯梦龙称为“千古女侠”的杜十娘,当年向世人展示了她的“百宝箱”,不听李甲的哭泣,不顾众人的劝阻,带着对人生的憾恨,往江心一跳,结束了她年仅十九岁的生命,这一场面,几百年来不知令几多人掩卷叹惜。     

简论直隶总督署建筑所体现之皇权精神

衙署是中国古代官吏不可或缺的办公场所,是政令下达、上下沟通的主要地点,亦称衙门。分布于京城之外的各级地方衙署建筑,作为地方官吏的主要居住和办公场所,所代表的不仅是地方长官的权力和职责,亦要从各个方面展示君主的绝对权威,它的建筑布局与建筑形式,都与皇权精神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河北保定的直隶总督署的建筑无论从布局还是形制,充分体现了对皇家威仪的尊重与对皇权的崇尚,这不仅因为它是一品大员的办公场所和私人宅邸,也与它的建筑时代有密切关系。     

隋唐行宫制度与宫廷革命——兼论陈寅恪"玄武门学说"之拓展

隋唐时期帝王行宫为数众多,主要集中于京师长安、东都洛阳的周围及两京道上,形成哑铃型分布格局.隋唐时期的行宫在功用上存在明显的不同,其中尤以避暑行宫的数目最多而且也最为重要.唐代都城建置对国家政治格局固然颇有影响,但宫廷革命的成败却并非只表现在宫城北门的得失这一个方面.隋及唐初的帝王们对不同的行宫有着不同的偏好,但他们对于某些行宫的频繁临幸和长时间居住,使这些行宫充当着临时性政治中心的角色,也就是说,客观上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都城,另一个是帝王所幸的行宫.帝王们在巡幸行宫期间,固然享受了生理或心理上的快感,但同时也为宫廷政变的发动者提供了绝佳时机.在行宫中发动政变的一方要想获得政变的成功,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对相关行宫的控制.这一观点,可视为是对陈寅恪"玄武门学说"的一个拓展.     

发展的矛盾之辩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发展时少,但发展又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依此推理,便有问题、发展、更多问题、再发展的矛盾。问题是矛盾的突出显现,其出现有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原因,矛盾的普遍性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存在更多问题,矛盾的特殊性和偶然性,会造成发展中不可回避的甚至很难预测的问题,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发展的矛盾实质,并不是否定发展,而是应该科学发展。     

格利高里一世与罗马教皇权的初步形成

格利高里一世是中世纪初期一位十分重要的罗马教皇。他在位期间，开始摆脱拜占廷帝国对罗马教会的控制，首次将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集于一身，加强教廷机构建设，加强对各地主教及教会的管理，开始统一教会礼仪，积极推广修道院制度和对蛮族王国的传教工作。他所从事的一系列开创性工作，构成了中世纪教皇统治的基础。中世纪罗马教皇至高权力的雏形即形成于此时     

东晋士族门阀政治与皇权的振兴与衰落——以晋元帝振兴皇权为考察

元帝即位后,东晋皇权身处士族门阀势力与北方民族政权的内外夹击之中,而江南士家大族又趁机威胁,使司马睿寝食难安.元帝凭借权力身份,任用官吏以培养拥皇势力,积极推行诸如以法御下、调整中枢、搜括户口、加强军权等具体措施以振皇权,但遭到了以王氏为代表的士族抵抗而以失败告终.这表明东晋门阀政治并非一蹴而就,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皇权同士族斗争失利的结果.     

试论古代中国“县政”之弊

古代中国的"县大率方百里、人口万户",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由于它远离国家政治中心,同时又受制于地方各种政治势力的影响,成为存在制度漏洞最多、隐患最大、隐蔽性最强、盘剥农民最直接、社会危害最严重的一种变态的"尾大不掉"问题。     

化解社会矛盾之法治思维探析

当前,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已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任务。为此,需要寻求四位一体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新途径,即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水平,增强领导干部法治观念、全面完善法律体系,全面实现科学立法、推进司法制度改革,保证司法公正公平、明确权责范围,严把执法之关。     

论两汉经学与皇权对史学的控制

先秦儒学发展到两汉时期,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逐渐取得独尊地位, 并称之为经学。经学与两汉专制皇权紧密结合, 加强了对史学的控制。其原因是统治者对史学功用认识的不断加深所致。其手段是皇权控制了史学工作的全部外在条件, 而经学则从内部控制了史家的史学思想与价值观念。皇权与经学对史学的控制使史学日益成为经学的附庸     

论明朝皇权与文官集团的冲突——读《万历十五年》

明朝中后期,随着内阁制度的完善,文官集团早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皇权的极端集中与专制、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宦官专政、以伦理道德为规范的一元化政治体制等使得文官集团与皇权的冲突愈演愈烈,最终加速了明王朝的衰落.《万历十五年》再现了皇权与文官集团的冲突这一微观政治图景,从中可以窥探明朝衰落之因.     

“先入关者王之”与义帝之死

公元前207年,项羽入咸阳,自称西楚霸王,不顾“先入关者王之”的约定,将先入关的刘邦贬为汉王,将关中一分为三,分王章邯等秦降将。东归彭城不久,徒杀义帝。这是项羽对义帝排斥自己、亲信刘邦积怨至深的必然结果。楚怀王心以破落王族的身份,为项梁叔侄所立,这主要是在陈胜死后,义军一时群龙无首,需要一面招牌来号令诸军,故立楚贵族是为稳定义军阵脚的权宜之计,项梁自号武信君,军政大事皆自主之。但楚怀王并不甘居傀儡之位,因而与项氏明争暗斗。     

高等继续教育如何与MOOC牵手——探寻成教“工学矛盾”破解之道

"慕课"(MOOC)—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已在国内外教育界和理论界产生重大影响,人们讨论的焦点是MOOC是否、能否真的颠覆教育流程。笔者认为,对于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另当别论,而对于高等继续教育(传统成人函授集中面授)应该是"喜"不是"忧"。目前,成人高等继续教育"工学矛盾"突出,继续教育"注水"现象严重,备受社会诟病。高等继续教育理应应时而变,采取有效的对接方式主动与MOOC牵手,化解成教多年顽疾"工学矛盾",提高成人高等教育办学质量。     

明朝法律与皇权政治关系的现代性分析

朱元璋颁布《大诰》,建立起以《大明律》为中心的明朝法律体系,以法律修辞取代传统的政治修辞,法律在社会统治中的作用大大加强。通过确认回避制度、御史对于皇权政治的批评权以及确认以考试来选拔官吏,官僚集团和皇权政治力量之间对话的权力场扩大成为社会与皇权政治进行对话的权力场,制约了皇权政治的权力和力量。皇帝拥有最高司法权,司法权隶属于行政权,以及皇权政治力量的不断膨胀,打破了皇权政治和法律之间的平衡,破坏了法律制度的安排。当制度正义根本缺乏的时候,＂礼＂＂刑＂并用改变不了封建君主专制的本质,这是我们今天检讨明朝皇权政治和法律之间关系应该具有的清醒认识,也是今天我们建设法治社会借鉴传统之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诗人之死——从屈原到普希金

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和有着"俄罗斯的太阳"之称的普希金古今辉映,他们都生于动荡的年代,怀着一颗爱国之心,为国家兴亡殚精竭虑,勇于突破自身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批判落后势力,主张变革。流放的打击反而使他们的信念更加坚定,不断追求真理和自由,他们都不约而同创作了大量的诗篇,以诗明志,至死不渝。     

内廷化与外朝化:唐宋枢密使制度述略

枢密使初设于唐中后期,由宦官担任,皇帝分割相权而设的内廷差遣.至五代始用文人担任,逐渐走向外朝,其权力也伴随五代武人掌权的特征而膨胀到极点.宋循唐、五代之制,置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枢密使正式成为一种制度,但在枢密使的任选及其职权上有了限制.至明朝,丞相的废置不设,枢密使制度也随之走到了尽头.枢密使制度从内廷走向外朝的过程,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过程,也是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斗争的产物.     

《推销员之死》的意识流手法

《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1949)是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的代表作品,也是美国戏剧史上最具影响的剧本之一.米勒通过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创作手法,结合灯光、音乐等舞台手段,将过去与现在、虚幻与现实有机结合,凸显了一个家庭成员之...     

从《三死》到《伊万·伊里奇之死》看托尔斯泰生命观

托尔斯泰是一位有着强烈死亡情结的作家,多数评论家及托尔斯泰的研究者都认为1880年是其创作的分水岭. 他从《三死》中惧怕死亡、逃避死亡的生命观发展成《伊万· 伊里奇之死》中用爱来驱散死亡的阴影、以爱为基础的生命观,这种转变对他的以博爱为基础的幸福学说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