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江的三次受诏看投降派的奴才本性

宋江是混进梁山起义队伍里的内奸。基于地主阶级的本性,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他敬信天命,忠君不二,攫功取利,奴性十足。自上梁山后,他弄权术,耍阴谋,大搞投降叛卖活动,笼络人心,篡夺领导权;改旗换号,篡改农民起义军的革命路线,放走被俘的朝廷败将,为以后投降留下后路,排挤、压制革命派,瓦解农民起义队伍,网罗世袭贵族地主,组成一支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骨干队伍。他由鼓吹,准备招安而等待、乞求招安,后来便受招安投降,“终于是奴才”。投降派就是奴才。宋江的三次受诏,赤裸裸地暴露出了投降派的奴才本性。     

投降派必然尊孔——从《水浒》中的宋江谈起

读了《水浒》,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水浒》这部书,歌颂的是投降主义,贯穿的是孔孟之道这条黑线,宋江其人,既是地地道道的投降主义者,也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在评论《水浒》这部书的时候,弄清宋江这个投降派是怎样尊孔的,对于我们认清投降派的真实面目,批判投降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谈起宋江,过去总有人说,宋江是农民起义的“非常杰出的领袖”,他的思想代表了整个农民阶级的意志和愿望。其实,大谬不然。查一下宋江的罪恶历史就可看出,他原来是一个打着孔孟旗号、干着投降叛卖勾当的侏儒和奴才。宋江:“自幼曾攻经史”,     

宋江的投降派面目是掩盖不了的

毛主席说:“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水浒》中的宋江,就是一个典型的投降派,绝妙的反而教员。但是,有些人却硬要给宋江披上“农民起义的英雄”、“非常杰出的领袖”等层层伪装,以达到歌颂投降派的目的。“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宋江的投降派面目是掩盖不了的。     

宋江“义”的反动性

《水浒》这部书为了歌颂投降派宋江,通篇都贯穿了一条“忠义”的黑线。《水浒》的作者,有意混淆以晁盖为首的农民革命军的“义”同宋江的儒家的“义”这两种根本对立的界限,篡改了农民革命的“义”的根本内容,改变了“义”的阶级涵义。晁盖所讲的“聚义”就是“竭力同心,共聚大义”,意思是把造反的农民团聚起来,共同走革命的道路。如“三山聚义打青州”、“白龙庙英雄小聚义”等等。农民革命军举起聚义造反的大旗,从广大农民根本愿望出发,团结一切革命力     

王充对孔丘及儒家学说的批判

王充(约公元二十七年——九十七年)是汉代杰出的唯物主义者和勇于反潮流的战士。他出身于一个以“农桑贾贩”为业的“细族孤门”家庭,当过小吏,受过世家豪族的欺凌,对下层劳动群众比较接近和同情。王充所处的历史时代,正是封建地主阶级走向反动的时代。汉初,刘邦夺取了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建立了地主阶级的政权,但以世家豪族为代表的奴隶制残余势力,却时刻在梦想复辟。这种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尖锐斗争。过了五十多年,在吴楚七国之乱失败以后,奴隶制残余势力遭到沉重打击,封建     

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

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末期,法家一位杰出代表韩非,出生在韩国一个贵族家庭。韩非青年时代很爱读李悝、商鞅、申不害等法家前辈编著的“刑名法术”一类的书籍。他曾经和李斯同学,都是著名法家荀况的学生。韩非一生认真学习和研究法家思想,在和儒家的斗争中发展了“法治”理论,著有《韩非子》五十五篇,给新兴地主阶级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作了理论准备,成为当时有名的尊法反儒的杰出战士。韩、赵、魏三家分晋以后,韩昭王曾任申不害为相,用法术治理国家,使韩强盛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古代社会革命同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区别——兼评《中国史稿》中的古代社会革命论

本文作者认为,在我国学术界流行的“地主阶级革命”、“奴隶革命”概念,以及“新兴地主阶级和封建生产关系在奴隶社会母胎内形成”的提法,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是把马列主义奠基人关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规律性说明当作公式,套在古代社会革命(指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上面而得出的。作者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这两次社会革命以其各自的特殊规律而根本地区别开来。因此,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的规律应用到古代社会革命上。作者并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许多有关言论,论证了如下的两大命题:第一,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自耕农和平民是革命的主力;而在古代社会革命中,奴隶和平民不能成为革命的力量。第二,在封建社会母胎内,形成了代表新生产力的革命阶级和新的生产方式;而在奴隶社会内部,不能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革命阶级。对历史研究中在这一方面的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提出了批评。     

重新认识李密的历史地位

李密的生卒年月基本与隋王朝相始终,认真考察他的一生对研究隋王朝的治乱兴衰及唐王朝的开国史都极为有益。通过对李密人生历程的研究思考,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其全部历史。虽然他在后期犯有严重错误,但其一生的主流是反隋。李密对瓦岗军的发展壮大,对全国的反隋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功劳是主要的。李密虽然失败了,但仍不失为一个英雄,只不过是带有较多的悲剧色彩而已     

“舍”是为了“赚”

《水浒》中的宋江颇有些奸商的特点,深通“一本万利”之道。他明明是残酷剥削人民群众的地主阶级分子,心地十分卑劣龌龊的恶棍,偏偏要装出一副大慈大悲的菩萨面孔,搞什么施舍钱财,“赒人之急”的名堂。小说竟然在一首《临江仙》的词里肉麻地吹捧他“济弱扶倾心慷慨,高名冰月双清”。其实,“仗义疏财”这顶“桂冠”,掩盖不了宋江丑恶均心灵。仅举二例:小说第二十一回,当宋江听王婆说,一个流落郓城,年值妙龄的女子阎婆惜死了父亲,母女俩无依无靠,无棺材送葬     

贾谊的法家思想——兼论法家路线在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确立过程中的作用

汉高祖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继秦王朝之后第二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鉴于泰王朝较快灭亡的历史教训,西汉统治者必须根据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总结、吸取秦王朝的统治经验,以确立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从汉高祖刘邦到汉宣帝刘询的八代国君(包括吕后),在一百五十多年之中所致力的就是这个任务。秦王朝的建立,是秦始皇实践了法家思想政治路线的结果。“汉承秦制”,说明西汉王朝的确立,同样在于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贯彻执行了法家的思想政治路线。     

从宋江的诗词看其“忠义观”

宋江是一个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被现实扭曲、对皇权抱有极大幻想的文学形象。“忠义观”是其外在表现,核心是儒家“三纲五常”演化出来的“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之谬论。     

北魏政治家崔浩死因再探

崔浩是北魏前期著名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一生历事三代帝王,功高盖主,声名显赫,却被太武帝拓拔焘所杀。笔者认为,崔浩之所以被杀,是由于他没有处理好与群臣的关系,更没有处理好与太子晃和太武帝之间的关系。     

评《红楼梦》中薛宝钗的形象

《红楼梦》中的薛宝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历来就有十分尖锐激烈的争论。地主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认为:薛宝钗是一个娴雅正派、热情宽厚、待人诚恳、和蔼可亲的人物,所谓“新红学”家俞平伯等人,更吹捧薛宝钗是《红楼梦》中二“美”中的“一美”,双峰中的一“峰”。。无产阶级则恰巧相反,认为:薛宝钗是一个顽固可憎、冷酷无情、虚伪狡猾、灵魂丑恶的封建卫道士,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认识孔孟之道的欺骗性和反动性的绝妙的反面典型。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看一个人主要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要看他的行动,看     

论管仲

管仲(?—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敬仲,齐国颖上人。他于公元前六八五年相齐桓公,执政四十年。管仲出身贫贱,早年做过小商人,也做过小官。他在辅佐齐桓公期间,主张“以法治国”,对内富国强兵,对外“尊王攘夷”。他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瓦解氏族贵族的奴隶制统治,推行了一条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发展封建经济的法治路线,从而使齐国富强起来,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管仲是春秋时期的一位杰出的法家政治家,史称,他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在自己的著作中,最早地阐明了法治思想,是法家的创始人之一。     

唐太宗的用人思想

选用人才,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这是任何一个阶级的最高统治者所关注的头等大事,区别只在于用什么样的标准去选用人才。所代表的阶级不同,标准也各异。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唐太宗是我国古代比较善于用人的封建帝王。他说:“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①又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②“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③这种慎重的态度,说明唐太宗懂得用人是有关政权巩固与否的大问题。     

雍正,一个切切实实的政治家

对雍正帝的看法历来说法不一,而电视剧《雍正王朝》则向人们展示了雍正帝坚毅、勤政的一面,在此引发下,笔者认为对其认识不可囿于成见,应正视他的长处和缺欠,雍正帝仍是一位雄才大略、勤政治国的杰出封建帝王。     

“法”为治国之本——读韩非的《有度》

韩非(公元前二八○年——二三三年),是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主要著作《韩非子》集中了先秦法家思想的优秀成果,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论述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的思想政治路线,提出了一整套建立“法”、“术”、“势”相结合的地主阶级专政的思想理论体系。《有度》篇     

建立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纲领性文献——读韩非的《五蠹》

自秦代以后,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两千多年前,为确立这个地主阶级的一统天下,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在理论准备方面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韩非处在新兴地主阶级即将取得全国统一政权的战国后期。由于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法家在变革实践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因此韩非比他的法家先辈们胸怀更大、目光更远。他怀着新兴地主阶级贯彻“法治”路线、摧毁腐朽的奴隶制、实现封建大一统出谋献策的雄心壮志,投入了“百家争鸣”的洪流,“观往者得失之变”,“著书十余万言”。在这些著作中,韩非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总结了春秋以来复辟与反复辟斗争正反两方面     

宋江与行枷

话说宋江因杀惜惹祸,断杖刺配,戴上行枷,被人监押,奔赴江州而来。一路上,宋江不但对两个公差奴颜卑膝,而且与所戴的行枷不离不弃。请看如下情节: 路过梁山泊,被吴用等人拦截迎请,花荣要给开枷,宋江断言拒绝,说:“贤弟,是什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在梁山吃酒,整整一天,“教取了枷,也不肯除”。     

剖析“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水浒》第一百一十回写道:宋江投降朝廷后,带兵征辽得胜班师回京时“未曾升赏”,只得了个小小的“皇城使”。众头领也受“拘束”,“禁约”,“不准擅自入城”。“众将得知,亦皆焦躁,尽有反心”。于是宋江急急忙忙地召集众将说了一段发自肺腑的“忠言”:“今日得为国家臣子。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虽然朝廷出榜禁约我们,依合如此,……倘若因而惹事,不但要以法治罪,却又坏了名声”。结果宋江以要“成人”的一套“训令”扑灭了这场“群雄议反”的斗争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