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入晋国原因之探析

春秋末期,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到过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晋国。从鲁、晋两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孔子的“以礼治国”思想与晋国历史文化传统及现实的冲突性和导致孔子临晋而返的直接原因三个方面,对孔子不到晋国的原因加以分析,同时亦可看出造成战国时期开始的儒、法之争的历史前因。     

孔子与释迦牟尼法律思想之比较

法律文化是人类几千年来社会实践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历史沉淀,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西传统法律文化差异的研究是正确认识、理解中国和西方法律文化的前提,也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和法制建设提供了借鉴空间,有着巨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将以两位标志性的思想家为切入点,研究中西方在法律文化方面的差异。具体从五戒十善与礼治德治、“慈悲”与“仁爱”、和谐与无讼三个方面探讨孔子与释迦牟尼法律思想的相同和差异。     

百年中国宪政反思

学界论近代中国宪政的坎坷,大多归因于传统文化的阻力。文章认为,宪政在近代中国未能如设计者所愿,原因恰恰是因为未能找到传统的动力,西方宪政之“花”只有与中国传统之“木”对接,才有可能扎根中国之土。“礼”是中国传统的主干,“礼治”是中华文明的标志。近代以来在对传统的批判中,礼治成为首当其冲的靶子。但是,彻底的否定和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批判却没有抹掉历史留给我们的印记。从容地反思中国的礼治,探讨改造、更新礼治,而不是一味地批判或抛弃礼治,这也许是中国宪政改革成功的有效路径。     

论孔学的重礼情结与社会和谐理念

“礼”属孔子思想的重要范畴，春秋时期社会的失序决定了孔子特殊的重礼情结。顺应春秋时期的礼治思潮，孔子寄希望于礼治秩序的重建，试图通过个体的理性自觉实现境界提升，由个体之“仁”重建理想的礼治和谐社会。孔子的省刑或无刑的主张，表现出强烈的人文情怀，与其后来的法家有不同的思路，其思想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对今天和谐社会的建构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孔子与晋国

孔子是春秋末年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周游列国14年,所到之国有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却从未入晋。有一次试图入晋,却中途而返,原因何在?本文不仅揭示了直接的浅层原因,而且通过孔子对晋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中,探析了其思想文化不同的深层原因。晋国是法家的策源地,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其思想差异之大不言而喻,因此,孔子周游列国不入晋就不是偶然的了。     

于高中语文教学中渗透隐性教育

隐性教育是落实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途径之一,在高中语文课堂中应适当融入“品格教育”。如结合《乡土中国》中的“礼治秩序”教学点开展隐性教育,不仅可以充分体现“整本书阅读”的教学理念,促进学生对传统文化中“礼”“礼治”思想的理解和认同,而且可将其延伸至整个语文课程中,从而提升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提高民族凝聚力。     

论中庸

中庸是既遵守礼制又对人自身的发展有用,其实质是礼治方法论;其背景在于周、秦社会是一个特重视礼治传统的礼治社会。《礼记》主张中庸原则的贯彻应考虑人情、经济与“时”、“顺”等因素。中庸具有否定神学历史现、化解矛盾、协调人与自然关系、顺应历史规律的历史哲学意义。中庸误读为折中调和是唐宋社会经济发达、政治平民化与化上佛教传入等外在因素和人的欲求不断膨胀的主观因素相融合的产物。     

中国历史上法制的地位、特点和启示

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党的一贯指导思想。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又强调：“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历史文化传统中,分析一下中国历史上法治的地位和特点,对今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很有启发作用的。一、历史上德治与法治的沉浮德治、礼治与法治在中国古代就相互结合和渗透,到春秋末期,儒家思想已成为“显学”,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争辩日趋激化,在战国秦汉时期,两者此消彼长,闹得水火难容。历史上儒法之争,是一个理论问题,是围…     

如何看待春秋期间郑铸刑书、晋铸刑鼎的法律意义

春秋期间郑国“铸刑书”和晋国“铸刑鼎”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二次公布成文法”,而是在周天子势衰,周朝法律制度失去作用后．各强国在政治上争霸的同时,也在制订和公布自己的法律制度方面争霸的反映,而其中尤其以郑国“铸刑书”和晋国“铸刑鼎”为典型。叔向和孔子对此提出的批评意见,并不是反对公布成文法,而是反对这些国家抛弃周朝的法律制度而代之以自己国家的法律制度。     

马列主义的叛徒 旧传统的卫道士——苏修吹捧“孔孟传统”的反动实质

近几年来,在莫斯科表演的“尊孔反华”丑剧当中,吹捧“孔孟传统”成了重要的题材。他们侈谈“传统”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宣扬“孔孟传统”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作用。他们吹捧“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走上自觉提倡传统道路的人”;“继孔子之后,孟子在自觉提倡传统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原则上崭新的一步”。胡说“崇拜儒家传统和诉诸古代圣贤的‘黄金时代’,就成为中国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核心,以后全部国家历史的精华。”等等,等等。这些苏修先生们简直以孔孟的忠实信徒自居,成为所谓“孔孟传统”的坚决捍卫者了。     

孙绰《论语》注中的孔子形象分析

孙绰《论语》注集先秦、汉晋孔子形象之大成。在其《论语》注中,孙绰一方面结合三玄及其魏晋玄学的学术成果,继续将孔子老庄化、易学化,体现了《论语》在东晋的进一步玄学化特征;另一方面又结合东晋玄学家注经的返儒特色和当时佛学的深入,大力挖掘、恢复《论语》文本中原有的孔子圣师形象,保留了汉注中孔子神学化的痕迹,更将其佛学化,深刻地展示出东晋儒家经传诠释的两大特征———儒玄双修与援佛注经。     

试论《孔子诗论》在楚地的传播

要清晰了解《孔子诗论》在楚地的传播和发展状况,必须清楚《诗经》和儒家学说在楚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唯有两者同时在楚地得到传播和发展后,带有儒家思想倾向的《孔子诗论》才有在楚地得到接受并被传播的可能.文章认为,若《孔子诗论》成书于春秋时代,当为七十予后学所作,并经由任不齐或澹台灭明传入楚地,则其成书当为乳子卒后即前479年以后,传入楚地应为前465年之后;若成书于前376年以后,传入楚地应为荀子任兰陵令的前257年—前238年之间或之后.但《上博简》为战国晚期贵族墓陪葬,战国于前221年结束,故《孔子诗论》入楚当限定在前257年—前221年的范围内.综合《上博简》的整体情况来说,后一种推断更具有说服力.     

咸阳任家咀秦墓的主要收获

咸阳任家咀秦人墓地发掘的242座墓葬,依照仿铜陶礼器墓和日用陶器墓两大类,以及两者之间可对比的器物,约略分为六期。任家咀秦墓出土器物反映了秦与楚、晋、周及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史实,同时反映了秦迁都咸阳前后实施变法的历史背景。整个墓地从春秋至秦统一,延续时间长,中间无缺环,出土器物丰富,对于建立秦墓分期具有重要意义。     

东晋土族家族文化与文学

家族文化是东晋士族对当时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东晋士族渊深的家族文化传统是东晋士族能够在文学上取得丰硕成果的深层原因;其次,东晋士族家族文化中的尚文传统更是直接在文学人才的成长、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诸方面于文学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企业文化创新的源泉

企业文化在新经济时代表现出许多创新特征。作为一种亚文化形态,文化传统是创新之基。从东西方文化比较及企业文化应用实践看,中华文化的精髓成为企业文化创新发展的源泉。现代企业文化创新可供借鉴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中国古代孔子的儒家思想：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孙子的兵家思想等。     

金代文教政策探析

金代“尊孔崇儒”的教政策是在辽、宋化的影响下形成的，但同时女真传统化对儒学的认同也是不容忽视的。从金代教政策的特点看，金代崇儒是有选择的，与辽、北宋相比，也是较彻底的。从金代历史发展进程看，金代教政策的实施所达到的效果，应予以充分肯定。     

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大学百年——《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解读

许美德教授试图通过文化的角度来获得对中国大学百年历史的一种阐释性认识。她借助韦伯的“理想型”,抽离出自治权和学术自由这一对概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西文化以及高等教育的差异。她通过叙事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大学百年来在两种文化下经历的冲突、借鉴和融合。最后,她期望中国大学在吸收这一百年来调和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矛盾与冲突的成功经验上,可以形成自己独特的模式,即真正的中国大学模式。     

有机建筑理念下历史文化名城之维护与改造

经济的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对历史文化名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西方先进的建筑思想理念,在结合了中国国情、地域特色和本土历史文化脉络的基础上,对于彰显东方文化的主体意识,突出中国建筑的本土特色,还是起到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作用,赖特的有机建筑理论便是其中的一种。从有机建筑理念角度探索历史文化名城的维护与改造,有助于探索出一条传承与发展、维护与改造、传统与创新辩证发展之路。     

文化定向与范式人格——论孔子在中国文化定向中的特殊作用

孔子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很多看法都认为与他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有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多从经济和政治方面着眼。即使从文化方面着眼探讨,对于他在中国文化定向方面的特殊作用也是注意得不够。孔子之所以会成为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范式人格,是因为：他顺应历史的选择,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点上,充分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整理、弘扬西周文化的精华,并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同时．孔子的人格特质非常适合中国文化模式和民族心理的需求。     

雅俗共赏谱写武侠传奇——论金庸新武侠小说创作

金庸新武侠小说突破了传统武侠小说正邪之辨、快意恩仇的模式,以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全新的历史意识和宏阔的视野以及新颖的情节结构傲然独立。新武侠小说具有现代精神内涵和文化品味,实现了武侠小说最大限度的雅俗共赏,引领香港的武侠小说谱写出现代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