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狭”：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的致命伤

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最大的失误和弊端就是“偏狭”与“摹拟”，其“偏狭”之处主要表现在口号的偏激、对法的过分追求及门户党社观念的盛行等几个方面，由此导致复古运动最终走向摹拟之途和颓败结局，并使七子派成为明代文坛永恒的悲剧角色。     

明中叶“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与阳明心学之关系

明中叶,在文坛和思想界,几乎同时出现了以前七子为首的文学复古运动和王守仁的"阳明心学",代表了当时"张扬主体、反理倡情"进步思潮的两种表现形态,他们在复兴古学的口号下,对文学和哲学进行了新变,成为明代最受学界瞩目的现象。在此后的一百年中,彼此发展几经起伏,两者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和衷共济、并驾齐驱、改弦易辙几个阶段,呈现为一种错综复杂的格局。     

从中国文学史的背景看赵树理的“三农”文学

自《诗经》始,中国文学素有"兴农"、"乐农"、"悯农"的传统,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描写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文学在表现农民苦难、农村凋敝、乡村批判、农民的觉醒与反抗、农民进城等五个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此背景下,赵树理创作的个性特征可以得到清晰的体认:始终立足于黄土地,与农村、农民保持着血脉相连的关系;致力于表现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表现农业生产方式、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这一过程中农民的命运与心态的变化;反映出带有晋东南特征的农村社会伦理状况,表明了国民性批判线索的历史性超越;执著地追求乡野风格,其作品带有浓郁的乡土趣味。赵树理是现代文学史上从精神内涵到文体形式、审美风格整体上最能代表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对于当今文学创作仍有启迪意义。     

从“三言”、“二拍”看明代商人的心理

本文为明清世情小说研究系列论文之一。“三言”“二拍”可谓“极摹人情世态之歧 ,备写悲欢离合之致” ,其中对商人的心理刻划尤为透彻。本文试图透过“三言”“二拍”众多的商人形象 ,阐释他们作为新旧生产关系交替时期的特殊阶层的微妙心理 ,及其形成这种心理状态的社会根源     

从“瑶妃”文化现象看我国明代的汉瑶民族关系

本文从广西贺州八步区桂岭镇的“瑶妃”文化现象作为切入点,对我国明代的汉瑶民族关系进行研究。认为“瑶妃”文化反映了岭南边疆与中原的民族关系;映射了明代封建王朝统治下瑶族的悲惨命运;是汉瑶民族之间矛盾斗争的产物;也缩影了明代汉瑶民族之间的矛盾与结合,具有注重民族关系和谐的重要意义。以此来考证我国明代的汉瑶民族关系,属于即排斥又接受的民族关系模式。     

从《金瓶梅》看明代的“妇妒”之风

明代＂妇妒＂之风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在《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妻妾们在权势、金钱、才貌、子嗣等方面的斗争可以见出。婚姻爱情的排他性、女性知识的增长和才能的提高、社会思潮的进步及书坊刻书的发达等因素对＂妇妒＂之风盛行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从荆州之争中蛮夷“拥刘”看蜀汉民族政策的成效

三国时期蜀汉实行的民族政策最为成功,成效最为显著.在争夺荆州的战争中,各少数民族尤其是武陵蛮夷部落,表现了鲜明的“拥刘”倾向,为蜀汉集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蜀汉之所以能够赢得各少数民族的鼎力支持,是因为刘备、诸葛亮等人改变了过去单纯杀戮的民族压迫政策,执行了以“和”“抚”为基本原则的民族策略;而且消除歧视行为,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民众的人格和文化习俗,采取了汉夷两级官吏共同管理地方等行之有效的措施.     

从中国近代的“文人论政”看文学到新闻的嬗变

新闻与文学剪不断的"暧昧"争议由来已久,在既往的文学史中,许多文学作品都带有新闻的要素和特点。在中国近代的大背景之下,"文人论政"传统的迁移过程恰恰见证了从文学向新闻的转型过程。"文人论政"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发端期、上升期、巅峰期和式微期四个阶段。"文人"正是通过在不同阶段角色的持续性转变促成了文学到新闻的迁移。虽然"文人论政"随着历史的延展渐趋消逝,但中国文人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救国救民的探索和实践,已经构成了中国新闻史和文学史上独特且耐人寻味的一页篇章,也对反思当下新闻界出现的诸多问题有所助益和启示。     

从“三言”、“二拍”看明代商人的心理

本文为明清世情小说研究系列论文之一。“三言” “二拍”可谓“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其中对商人的心理刻化尤为透彻。本文试图透过“三言”、“二拍”众多的商人形象,阐释他们作为新旧生产关系交替时期的特殊阶层的微妙心理,及其形成这种心理状态的社会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