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易》的承传与《易》学的演化——《两汉群经流传概说》之一

先秦《易》学已有了相当的发展。汉初传《易》者继起，《易》学开始成为显通学派。昭、宣以迄西汉之末，令文《易》前后承传大畅其势，以孟、焦、京为代表，形成新的《易》学体系。东汉《易》学的演化表现在令文《易》学与谶纬的合流，以及古文《易》学的由微而显。汉代官学地位的确立大大推动了《易》学空前广泛的流传，而象数说的突出发展构成汉《易》主要特色。     

略论汉代的“《春秋》大一统”理论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春耿》大一统”理论的确立,乃是汉代政治理论构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所谓“《春秋》大一统”,其意思主要是王者一统天下,在汉代也就是要皇帝一统天下。就内容而言,则包括政治一统作文化一统两个方面。“《春秋》大一统”理论乃是秦汉封建大帝国的形成及其客观要求的产物,它不但为汉王朝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在维护和巩固华夏一统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董仲舒与汉代的《春秋》学

董仲舒从公羊学中继承了褒贬之法.通过对董仲舒的各种言论和行为的研究,可以看出:在汉代儒生操持了批评、论断现世世界的权力,而儒家的经典成为评断事物是非长短的依据.儒家思想为汉室的政治提供了合法性,可是也相对地把知识分子提升到与政权抗衡的地位.由此以后,汉代的知识分子脱离了役属的成分,建立了对政权进行褒贬和评判的信念和自觉性.     

私学与官学之间：汉至唐春秋谷梁学的反向互动

汉至唐，春秋谷梁学经历了从私学——官学——私学——官学这一周期性演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西汉官学兴盛，东汉官学则不振，魏晋南北朝私学繁盛，至唐虽借重科举占有官学席位，但此时官学皆因学风的转捩而被抛出正常的学术轨道，千年之间形成两个波峰和三个低谷的学术曲线。西汉官学之盛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学之盛有内在的区别，官学盛表现为政治地位的拔高，私学盛表现为民间学注疏学的高涨，这一切源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张力而形成的反向互动。因此，汉至唐代春秋谷梁学总的情形是官学与私学反向互动，形成了官学与私学之间的盛衰演替。     

汉赋题材与汉代《诗经》学

汉赋题材以宫室台榭、田猎、祭祀、乐为主。汉赋取材的这种特点,明显打上了汉代《诗》学的烙印,体现了与汉代《诗经》学的深切关联,是汉代《诗经》学影响的结果。     

董仲舒与汉代《诗》学三题

董仲舒在汉代<齐诗>的传承谱系中隐而不彰,但他却是奠定<齐诗>阴阳五行基本性格的重要人物;董仲舒提出以<诗>作为汉代宗庙祭祀制度的法度,使<诗>成为构筑汉帝国政治权力的知识基础;董仲舒提出的"<诗>无达诂"说强调把理解的情境性和文本的微言大义结合在一起,其所持的经学立场与后世诗学和文论所注重的主观阐发的倾向有异.     

董仲舒与汉代《诗》学三题

董仲舒在汉代《齐诗》的传承谱系中隐而不彰,但他却是奠定《齐诗》阴阳五行基本性格的重要人物;董仲舒提出以《诗》作为汉代宗庙祭祀制度的法度,使《诗》成为构筑汉帝国政治权力的知识基础;董仲舒提出的“《诗》无达诂”说强调把理解的情境性和文本的微言大义结合在一起,其所持的经学立场与后世诗学和文论所注重的主观阐发的倾向有异。     

汉代的《诗经》学与政治

《诗经》学从汉初的压抑中奋起、文、景时期、积极进取，逼黄老思想退位；武、昭、宣时期，屈居于《春秋公羊》学之下，仅作为治国指导思想之一；元、成、哀、平时期，成为治国主导思想；进入东汉以后，又让位于《孝经》，渐渐远离政治中心，就《诗经》学内部来说，文、景、武、昭、宣时期，《鲁诗》学盛行；元、成、哀、平时期，《齐诗》学超乎其上，东汉《毛诗》学兴盛，《韩诗》学亦稍有起色。《诗经》学作为上层建筑，与政治关系的远近，决定于它满足社会需要和统治需要的程度。     

汉代《诗》学编年研究刍议

汉代《诗》学是我国《诗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已在多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这些研究的叙述方式多是纪传体式的,对汉代《诗》学进行编年体式研究的著作还暂告阙如。由于编年体研究与纪传体研究相比具有"事实的陈述先于评价分析,客观的呈现先于价值判断"的特点,因此对汉代《诗》学这一失传较早,存留材料零散的研究对象来说编年体式研究意义重大。     

汉代《诗》学先秦探源

中国传统《诗》学在由先秦向两汉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史料的匮乏,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及复杂性。其实先秦《诗经》的流传应分作两条脉络来看:一是《诗经》文本的结集、流传史;一是解《诗》思想观念的发展史。其传承也并非后人所理想化的,如陆玑《草木虫鱼疏》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论述《毛诗》传授谱系时所描述的那种单线条的严格的师徒授受,而是一个在同一系统内此起彼伏、合散消长的过程。     

汉代《诗》学先秦探源

中国传统《诗》学在由先秦向两汉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史料的匮乏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及复杂性。先秦《诗经》的流传应分作两条脉络来看:一是《诗经》文本的结集、流传史;一是解《诗》思想观念的发展史。其传承也并非后人所理想化的那种单线条的严格的师徒授受关系,如同《草木虫鱼疏》、《经典释文.序录》论述《毛诗》传授谱系时所描述的那样,而是一个在同一系统内此起彼伏、合散消长的过程。     

汉代巴蜀经学述论

汉代巴蜀经学兴起于文景之世,文翁奖励儒学教育,领先全国以"七经"造士,于是七经之学盛行巴蜀,经学人才辈出。两汉巴蜀经学以易学、小学最盛,《诗》、《书》之学次之,而《礼》、《春秋》、《孝经》、《论语》之学亦有可观。巴蜀学者不满当时章句之儒"碎义逃难"、"违背孔真"的现象,自严遵始融《易》《老》于一炉,扬雄创拟经新篇,从而构成汉代巴蜀经学独辟蹊径、自成体系之特色。汉末巴蜀经学与巴蜀地域政治经济命运密切关联,今古兼治,扬马击郑,于是以杨门之学和谯氏之学为代表的通经致用之学和谶纬学大兴。     

汉赋写作技法与汉代《诗经》学

汉赋在写作技法上,表现出夸饰、用史、杂说、谶纬衍文和模拟等特点。这些特点,都明显地打上了汉代《诗》学的烙印,体现着与汉代《诗经》学的深切关联,是汉代《诗经》学影响的结果。     

王符散文与汉代经学

王符的《潜夫论》是东汉散文的代表作.由于身处汉代经学盛行时期,王符散文创作受到了经学经典和经学活动的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文章结构上,体现出“依经立意”的构思方式;文章构句上,表现出对儒家经典句式的仿写和句法技巧的借鉴;文章论述方式和文体上,表现出受经师解经言说方式和经学论辩活动影响的痕迹.王符散文与汉代经学关系密切,是汉代经学与文学互动的典型个案.     

汉代的《仪礼》研究

《仪礼》又名《礼》、《士礼》、《礼经》、《礼古经》,或云《礼记》、《古文礼》,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对中国礼仪制度影响极大。在汉代,《仪礼》备受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今文经《仪礼》十七篇,与《礼古经》五十六篇相比,受到重视;从高堂生以下,传授源流较为清晰;研究《仪礼》的著作,以郑玄的《仪礼注》最为有名,至今是人们研究《仪礼》和中国古代礼制的主要参考书之一。通过对汉代《仪礼》研究状况的总结,可以反映汉代的学术发展状况。     

《史记》与汉代民俗

司马迁不仅是中国纪传体通史的鼻祖，在中国民俗调查与研究上也是位开先河的人物。弱冠之年，他便离家南下，不畏艰难、不惧险阻，跋山涉水，调查民俗。入仕后又以公务之便，忙里偷闲地调查，第一次对全国民俗的特征作了精确的阐述。他的《史记》成功的奥妙之一，便是匠心独具地运用民俗材料来塑造人物，他对民俗的关注为后世史家所祖承，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秀传统。     

汉代引《老子》考论

汉代引文风气盛行,《老子》是人们喜欢引用的经典之一。人们在征引《老子》时,具体的称谓方式并不一致。汉代引文中的《老子》绝大部分都与今存《老子》文本相似,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地方,有时文辞的改易却会带来文意上的变化。汉代学者对于《老子》的征引,更多着眼于它的治国方略上。通过对汉代引文的考察,可以大致窥知《老子》一书在汉代的接受状况。     

论汉代的家学

汉代是中国古代家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无论从家学的内容上,抑或从家学的形式上都起了奠基的作用。其时的家学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经学已在家庭文化知识的教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二是教育对象不限于家庭成员,具有开放性;三是妇女也能接受家学教育。汉代的家学在传承社会文化,培养造就各种专门人才中,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汉代婚俗的一面镜子:《孔雀东南飞》

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具有现实主义传统。《孔雀东南飞》作为乐府诗歌,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它像一面镜子,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使我们从中能看到汉代社会的风俗民情。本文主要通过焦母遣归刘兰芝,县令、太守家的求婚以及太守家的迎娶过程来透析汉代社会遣归习俗、再婚观念与迎娶礼仪等婚姻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