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金融人才培养:问题与对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大而不强的中国金融业已经开始进行制度变革。目前金融人才培养过程中尚存在缺乏"中国制度"的经济理论基础、缺乏"中国金融"专业课程与案例、缺乏"中国标准"的学科评价与教师评聘、缺乏"中国文化"通识教育与领悟等问题,在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背景下高校金融人才培养理念和实践急需改革。本文从构建以中国政治经济学为基的经济学体系、以"中国金融"为主线的金融专业课程体系、改革教师评聘机制、深化以"中国文化"为主导的通识教育四个方面,为新时代下金融强国人才培养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从华夏民族形成于中原论“何以中国”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最早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命题。所谓"中国文明的起源"或"中国国家的起源"探讨的是在现在的中国大地上,与现在的中国有渊源关系的"文明社会的起源"或"国家的起源"。所谓"最初的中国"探讨的是"中国"这个概念最初指的是什么,它如何出现的,它是如何演变为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等问题。通过考证,我们发现,"中国"这一概念最初的出现与"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是密不可分的;《说文解字》所说的"夏,中国之人也",就是把中国一词与夏王朝国家的出现和华夏民族的形成关联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在复合制国家结构中,王朝与"天下"才具有了同一性;王朝的政治中心即国都,与所谓"土中"和"国中"具有同一性。由此,我们说,"中国"一词的概念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位于洛邑的国中—中原王朝—历代封建王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追寻、重构与批判：对“中国性”之本质的三种不同理解

"中国性"是华人学者热衷探讨的一个重要概念,围绕这一概念也产生许多争议。中华文明源流的争辩、"文化中国说"、后现代理论的解构这三种针对"中国性"的不同论述,说明了人们对现代中国与其传统的关系的不同认识。     

本体与超越:关于“言意之辩”的梳理与评论

"言意之辩"从先秦时期便已存在,主要探讨语言与思维之间是否具有一致性的问题。关于言意关系的争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以儒家学派为主的"言尽意"说,一是以道家学派为主的"言不尽意"说。文章对中国哲学范畴中的"言意之辩"进行了梳理和重构,并概略评论了"言意之辩"在中国哲学与文化中产生的影响。     

从“中国文化佛教化”到“西方文论中国化”

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印度佛教文化的"入侵",中国传统文化被"佛教化",隋唐以后,通过强化传统文化根本、文化对话与融合,实现了"佛教文化中国化"。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国传统文化被"西方化",借鉴隋唐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以传统文化为根基,通过异质文化的对话与融合,就能实现从"中国文化西方化"到"西方文化中国化"的转折。在文学理论建设上,也能实现从"中国文论西方化"到"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转折,从而建构中国的文学理论。     

我国高校英语教育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现状研究

目前,我国许多高校学生和教师身上都具有严重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具体表现为只输入而不输出,弘扬我国优秀历史文化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不强,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本文首先概述了"中国文化失语"的研究背景与中国文化,然后阐述了"中国文化失语"的研究设计,最后提出了我国高校英语教育中"中国文化失语"的改进建议。     

《共产党宣言》的现代性维度与中国道路

开启《宣言》的现代性维度是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双重需要,一是经典文本需要结合时代语境而不断创新出场,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亟需理论指引.开启《宣言》的现代性维度需要在方法论上坚持"返本"与"开新"的互动循环:一方面,挖掘与深研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生成与发展、矛盾与困境、终结与超越的理论观点和思想方法,体现"返本";另一方面,在"返本"的基础上进行"开新",要以一种创造性的原则来实现理论的当代转化,将《宣言》的现代性思想转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构的实践原则.这样,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源"与"道"的结合,才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将《宣言》研究与中国现实紧密结合.     

“当下性”与历史主义之双重面向

"中国特殊论"之争,是晚近数年缠绕汉语思想界的一个核心论题,其背后所涉及的哲学问题,便正是"当下性"(与"永恒性"相对)问题与历史主义(与普世主义相对)问题。要在哲学层面讨论"中国特殊论",我们就需要首先追问:"当下性"何以重要?而在思想史中,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命题与利奥·施特劳斯的反历史主义命题,则给我们深入探索这个问题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与反思对象。通过这样一个学理性的探索,我们得以将"中国特殊论"置入特殊与普遍的辩证中来理解。若从作为批判存在论的"当下的存在论"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模式",可以摆脱当下汉语学界"左""右"之争的缠绕,使这场讨论产生出更为积极的学理与实践意义。     

人民性:新时代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价值旨归

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从根本上体现着人民的智慧、人民的实践、人民的创造,人民性是其重要的价值旨归。中国人民是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创造者、实践者、享用者、评价者,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根本价值所在。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新时代展现出特有的人民性色彩:"人民本位"是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逻辑起点;人民"为我性"是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价值目标;人民"我为性"是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动力源泉。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探究

新时代,需要"讲好中国故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以下简称"概论课")"讲好中国故事"有其必要性,概论课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讲好中国故事"相契合。概论课"讲好中国故事",在内容标准选择方面要做到:坚持真实可信,讲中国"真"故事;坚持价值引领,讲中国"好"故事。在路径方面要坚持自我讲述与他人讲述相结合、课堂讲授与课下传播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践考察相结合、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融合。     

1930年代"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此前,发生于1935年的"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论战与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具有内在的、必然的逻辑联系.首先,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是互为动力的,在这次关于"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也促进了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这是加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其次,1930年代也是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与这次论战有着密切的联系:论战中,学者们对文化建设的原则、途径、方法及文化的任务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促进人们更加理性和清醒地思考中国文化建设的道路,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最后,在这次论战中学者们提出的关于文化的中国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表述的雏形,论战同时引发了关于文化建设必须适合中国国情以及如何使之中国化的思考,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恰是对这一问题深入思考后作出的科学回答.     

19世纪中叶前中国与欧洲的"文明"观念

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与欧洲各自有其"文明"概念及其反映的观念.中文"文明"与西文"civlisation"在相遇之前是近义词,都是对自身行为及社会发展水平的一种认知与文化认同,表示各自文化价值所推崇的良好道德行为及以此为基础具有教化的社会;它与"野蛮"相对应,因而带有自我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中国"文明"强调柔顺守正与文治教化,具有人际和谐与天人和谐的价值取向,主张对"他者"怀柔.欧洲人则在对外扩张中通过标榜"文明"而不断强化自我认同,贬低"他者",其文化与种族优越感成为殖民扩张的文化力,这种"文明"观念到19世纪中叶之后成为欧洲称霸世界的一种意识形态.     

"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应注意三个基本问题:一是课程的学科性质和功能定位:二是"中国古代文学史"课与相关课程的关系;三是"中国古代文学史"课与多媒体技术的关系.     

中国国情、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关系探讨

我们在研究邓小平理论时经常涉及中国国情、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这些范畴.但是,大家在使用"特色"这个概念时,多把它与国情、模式、"特质"和特点等同起来,把中国特色与中国国情、中国模式等同起来,出现了一些概念不清的错误,从而影响我们对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把握.本文试着对这些范畴及其关系进行一些分析.     

论中西不同的自然观及其对绘画的影响

中西方哲学思想中"道法自然"与"人为自然界立法"、"齐物我"与"人是万物的尺度"、思与悟等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他物的关系,以及认识自然的方法不同,造成了中西绘画,特别是传统的中西绘画差异悬殊。     

“跨文化诗学”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形态特征

近30年来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心已经移至中国。中国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做了一系列新探索与新表述,提出了阐发法、原典实证法、三重证据法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将"影响研究"与"传播研究"剥离,将"平行研究"优化为"平行贯通"研究,并在"译介学"与"翻译文学"、"世界文学学"与"宏观比较文学"、"形态学"与"变异学"等若干分支学科中做了新的建构与开拓。中国比较文学以其开阔的胸襟与宏大的视野,超越了法国学派、美国学派那样的学派局限,以东西方文化融合,文化视阈与文学研究融合,历史深度与现实关怀融合的方式,形成了"跨文化诗学"这一新的学术形态与特色,也使世界比较文学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     

嬗变与转型:20世纪初期的中国叙事诗创作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叙事诗艺术由古典向现代形式转规范的转型及审美趣味与习惯的嬗变,集中体现在本时期"诗界革命"及"小说界革命"等新的文学变革运动之中.外国文学作品及美学理论的影响,叙事美学观念的崛起与中心位移,各类叙事诗歌、剧诗的试验性创作活动,直接冲破了中国古典叙事诗艺术的传统美学规范,并为五四文学革命中的"白话叙事诗"创作及"诗体大解放"理论,以及中国现代叙事诗术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与艺术上的贡献.     

现代舞与中国民族民间舞的互动启示

现代舞自登陆中国以来已发展近百年,其"反传统"的思想理念和表现形式给传统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带来了冲击,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民族民间舞蹈的推陈出新,同时也推动了现代舞在中国的多元化发展.因此,本文从现代舞登陆中国的历史进程出发,重点论述现代舞与中国民族民间舞相结合的互动创新,意在对新时期"中国式现代舞"的创作方向做出思考与启示,探寻"中国现代舞"扎根本土的民族意义.     

中国哲学思维与观念的远古知识源头

考察包括以下八个方面:(1)工具制作对于思维与观念的意义;(2)作为哲学经验内容的早期知识源头;(3)早期采集、农耕的观察活动所导致的"象"观念;(4)早期生物、地理知识对于"类"思维与观念的意义;(5)居住、农耕活动与"天人"思想的源头;(6)农耕、医疗活动与"阴阳"思想的源头;(7)早期占星活动对于"道"观念与概念的意义;(8)世界本原与宇宙图式思想的知识源头.通过对这些方面的考察可以看到:尽管哲学的产生是后来的事情,但作为哲学的元素已经在早期的知识活动中开始逐渐积累了;虽然作为哲学思想尚遥不可及,但哲学的基本问题在此时却已经形成了.而这些元素或问题就是日后哲学之厦的基石.同样,由独特的地理环境导致的独特的知识活动也会产生独特的解读环境与知识的思维与观念,这又使得作为后来哲学思想的这些思维与观念"基因"从一开始就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它无疑会深刻影响未来中国哲学的问题、兴趣和走向.     

“国权”与“人权”：《自由中国》半月刊的论述演变

1949年前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一方面将自由人权视为"长板坡里的赵子龙"那样的主角地位.一方面更倾向于在"国权"之下论"人权",强调自由人权与国权之间关系的一致.<自由中国>作为1950年代台湾地区自由主义的代表性言论阵地,对于"人权"与"国权"的论述,却经历了一个从国权优先到人权优先的演变.在后一过程中,<自由中国>同人虽然进路各异,策略不同,最后却都在"人权"高于"国权"上合流.然而尽管在可明言的层面上达成了这一认知,在未可明言的层面上却难免陷于矛盾处境,说明自由主义理论在东方确实面临不同于西方的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