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信用合作社作为一种新兴的农村金融借贷机构迅速发展起来,打破了以往旧式借贷体系一统天下的局面.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力量依然微弱,还不能与传统的借贷力量相抗衡.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外商电台

1923年1月23日晚上8点15分,在位于上海广东路上的大来洋行楼顶一间客厅模样的房间里,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捷克人加洛斯拉·柯西恩坐在一个传声筒前,拉出了德沃夏克《诙谐曲》的第一个音符——这是无线电节目第一次在中国境内播出。当时上海租界内有500多台私人接收机收听到了这一美妙的音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农民借贷原因探析

本文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农村为时空背景,主要研究东北农村传统借贷关系产生的原因,主要从土地、赋税、灾荒战乱、货币几个方面试做探讨。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乒乓球运动及其影响探析

上海是中国近代乒乓球运动的发源地。二三十年代,是旧上海乒乓球运动的鼎盛时期,不仅成立了中国最早的乒乓球组织——上海乒乓球联合会,并且举办了最早的国际性乒乓球比赛——秋山杯乒乓球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申报》广告创意手法

《申报》作为旧中国办报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商业性报纸,二三十年代,《申报》广告取得了长足发展,本文从创意的几个方面:创艺、创易、创异、创忆、创议、创益几个方面着手来展开研究,作为当代广告的有益借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企业广告传播技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实业家们掀起了投资近代工商业的热潮,中国民族企业得以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近代广告业的繁荣。这时广告的作用逐渐为民族工商界所重视,他们更加积极地以广告来拓展销路,提高企业和产品的知名度。在不断地磨砺和探索中,中国民族企业的广告传播技巧逐渐提高。在此,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研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电影与唯美主义思潮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唯美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对电影等多个艺术领域产生了影响.20世纪20年代,但杜宇、史东山、汪煦昌、田汉等人的电影创作就曾经受到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到了20世纪30年代,唯美主义的理念在刘呐鸥、黄嘉谟等人提倡的“软性电影”理论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上海电影的繁荣造就了视觉文化的发达,同时也为唯美主义思潮的发展提供了日常生活经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画报的兴盛及其原因

1884年在上海创办的《点石斋画报》风行世上之后，“画报”在中国便成了出版物中的重要一员。彭永祥在《中国近代画报简介1877—1919》中，通过对二十多个图书馆的调查，统计出我国从1877年到1949年间，共出版画报约八百种。当时最主要的出版重地上海，既是中国画报的发源地，又是出版画报最多的地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海珠大戏院产权变动考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海珠大戏院产权经历了权归私人、政府独占、政府私人公司共有、持续出让等四个阶段。广州市财政局是海珠大戏院最大的产权所有者,永和、联兴号等私人公司虽然拥有海珠大戏院部分产权,却完全没有话语权;原有业主杨梅宾,更是始终被排斥在产权所有者之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的衰败及其原因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的衰败主要表现在农业经济凋敝、农民生活窘迫、农村动荡不安等方面,其中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天灾人祸加剧农村破产,世界经济危机雪上加霜、危机意识的强化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远东政策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太平洋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也是与中国抗日战争密切相关的战场.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对疟疾的认知与政府防治

疟疾是由寄生于人体内的疟原虫所引发的传染病,该病一直伴随人类生活史。上古以来,国人始终在探询疟疾的发病机理。西学东渐以来,西方医学对于疟疾的阐释传入中国,在中西医关于疟疾成因的交锋之中,西医有关疟原虫致病及其分类的阐释日渐为国人接受。民国时期,建立公共卫生体系以防治传染病渐成国家职责的应有之义,南京国民政府亦有此初衷。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针对中国区域性疟疾高发状况有过一定的应对,并针对1931年长江流域的疟疾大流行状况展开调查,初步掌握了疟疾在中国南方的分布状况以及疟疾种类,澄清了民众对于疟疾认知的误区,揭开了云贵地区瘴气病的真相。然而此际医学新旧杂陈,民众亦缺乏基本的卫生健康知识,兼因国家积贫积弱、政府内外交困,全国性的疟疾防控体系未曾建立。至全面抗战爆发,长江流域中国抗战部队仍深受疟疾戕害。     

名动天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浙籍文化精英

近代以来,风气开通、人文秘淀深厚的浙江人才辈出,灿若星辰,不仅引领了滚滚向前的浙江潮,而且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浙江源源不断地为全中国的智力库提供着宝贵的人才资源,尤为显著的一例是,随着临近的上海工商大都市的崛起,浙江省大量的政治、工商、文学艺术人才和资本持续不断地流向上海,"省内栽树,省外开花".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教授治校”制度特点分析

本文通过将清华大学"教授治校"制度与同时期的国内大学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其主要具有以下特点:一方面,从制度的形成来看,清华大学"教授治校"制度的建立是"自下而上"的;另一方面,从制度设计来说,清华大学的"教授治校"采取代议制,且"治校"权力不仅限于学术事务,也包括非学术性事务,因而是完全的"治校"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远东政策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太平洋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也是与中国抗日战争密切相关的战场。深入探讨美国的远东政策与太平洋战争之间的关系，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特别是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和平，认清战争的本质．促进世界的进步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第一段]     

何以为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古旧书籍出版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版界兴起了一股旧书重印热潮,以具有公共版权性质的古旧书籍为知识商品,通过影印、排印等手段,实现了对旧书的再版、售卖与流通。究其缘由,一方面是近代中国优质出版资源匮乏、古旧书利润空间较大;另一方面是近代印刷技术由刻到印的刺激与推动。虽然这一热潮受到了部分时人的批判与讽刺,引发了“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争辩。但不可否认,大规模的旧书出版活动推动了中国传统知识的近代化,保存、传播、推广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为时人提供了一定的阅读食粮。     

缘起

曾经有一大批一流的作家、学者、翻译家、编辑家、出版家,在这里从事着既无名又无利的编辑出版工作,为读者贡献了大量的不可或缺的“信得过的精神产品”,他们呕心沥血,甘为“人梯”,奉献了毕生的心血、汗水,乃至青春和生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申报》中的旧历年俗改革之议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沪上进步民众在《申报》上开展了一系列改革旧历年俗的热烈讨论。其讨论内容涉及的方面较为广泛,既有对旧年俗的批判,也有对新年俗的提倡,更有对改革年俗途径、方法及成效的总结。关于旧年俗的弊端,沪上进步民众集中针对年节期间的赌博现象、压岁钱的问题、旧历年节期间的迷信仪式、待客方式、燃放爆竹、饮食及春联内容等展开了批评与讨论。在对旧年俗弊端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推动旧历年俗改革进程及成效,沪上进步民众更是注意提倡一系列新的年俗内容,如提倡新的娱乐方式、提倡新的庆祝形式、提倡年节期间进行体育锻炼、提倡新的礼仪、提倡节俭过年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申报》中的旧历年俗改革之议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不仅从舆论氛围的角度有力地配合了上海市政府对于民间习俗的改革,同时也为当今的民俗传承提供了历史借鉴与启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学讲义集中出版现象概说——以中文学科为中心

教员编发讲义在民国大学非常普遍,这些讲义经过教学实践的反复打磨日渐精湛,成为最具出版潜质的学术稿本.经民初十余年的积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些讲义以多种形式集中出版,构成近代出版史上独特的大学讲义出版高潮.本文从出版史与学科史、教育史结合的角度,以中文学科为中心,通过史料钩沉和文献整理对讲义集中出版现象作一呈现,考察民国出版业对我国现代学术发展积极作用的同时,为研究近代出版与近代教育的复杂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