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德治思想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史上，毛泽东同志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本文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德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分析毛泽东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坚持以德建党，以德治政，以德育人的思想发展过程。     

论神权法思想对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影响

神权法思想是中国奴隶社会时期占支配性地位的法律思想，到春秋战国时期虽已衰落，但仍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直接继承于西周，加上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很低，不能完全摆脱宗教、神学的影响，因此，在“礼治”、“德治”、“人治”以及立法、司法实践等方面都受到了早期神权法“天命”、“天罚”、“以德配天”等思想的影响。     

论张栻的德治思想

与朱熹,吕祖廉并称为“东南三贤”的张Shi以宋代理义之学为基础,提出了完整的政治思想,他以理义之学作业治理天下的理论根据,主张实行德治要正君心,要给人民休养生息的权力,要以德为本,以刑为辅。深入研究张Shi的德治思想对我们当今推进以德治国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文子》的政治思想体系

《文子》理想社会的多层次性直接影响着其政治措施的多层次性。"以道治天下"是无为政治的理想措施,无为以自化、循理顺性以牧民,分别从内在心性与外在行为上构成了这一理想措施的两个层面。鉴于理想化措施与社会现实紧迫性之间的反差,《文子》不得不采取次一级的政治手段:"守德""上贤"、提倡仁义以治国,"正法"以治国。在吸收儒家之德治思想与法家之法治思想的同时,《文子》始终把道治精神贯穿德治与法治之中。无为政治的理想措施与现实手段共同构成了《文子》多层次的政治思想体系。     

儒道融合视域中的道教治国理民思想

道教治国理民思想是传统治国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在吸收儒家德政礼教与道家清静无为等治理思想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德治与刑法并举、礼教与无为兼有的治理方式,并通过其独有的鬼神、成仙等宗教观念为其治国理民思想的有效实践增添神秘性力量。     

王符德论研究

“德”是历代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必然论及的重要范畴之一。汉末社会批判思想家王符以儒家为宗。兼容道法。表达了颇具社会批判特色的德论思想；通过批判骄奢淫靡之风，重申了作为君子人格之根本标志的伦理德性；通过批判巫祝速信盛行。力倡以民为基、知贤用贤、德法并用的仁政德治。     

由《尚书》看周代以前德治思想的演变

从《尚书》可看出我国周代以前德治思想的演变轨迹。部落与氏族的出现，形成了人类社会，也就出现了德治与法治。尧舜禹时期，正是人类与自然界抗争最激烈的时期，也是原始德治最辉煌的时期。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夏、商时期，神权思想越来越严重。夏、商的灭亡，使周代统治者重新审视民的力量，因此对德与礼又有了更多的反省与认识，提出了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治国思想，确立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治国方略。     

酌古准今：论中华法文化价值的应然内涵与现实意义

《元史·刑法志》云：“先王制刑，非以立威，乃所以辅治也。”作为中华法系的精神根基和渊源血脉，中华法文化一直贯穿于历史长河之浅底，融入中华民族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之深处。摭菁攗逸，披沙拣金，以礼法为中心，以“德主刑辅”为第一要义，以“无讼息争”、“和谐共生”为价值追求目标，以“天理—人情—国法”三位一体为实现路径，中华法文化经过历史实践的磨砺日臻完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大内核。酌古准今，革故鼎新，中华法文化的价值精髓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其对于法治与德治的辩证统一，大一统民族国家下的因势制宜的法律政策，以及重视法律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本土良方”。     

《论语》德治思想的社会元素系统

《论语》的德治思想通过个体道德形成其基本元素 ,包括为政者之德、士德和民德三个不同层次的个体道德 ,三者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层次性 ,在内容上又存在着交叉、重叠和演变的方面 ,共同构建了《论语》德治思想的社会元素系统     

德治、法治和人治的历史思考

中国历史上儒家的德治和法家的法治经过论争,最终形成“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德治思想和法治思想都是为“人治”提供理论根据的.“人治”统治和反“人治”的斗争从未间断.德教与法治是辩证统一的,在今天二者的联系更加紧密.     

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以德治教”的高校环境

阐述了“以德治国”、“以德治教”的重大意义和二者之关系,强调“以德治教”,必先“以德行政”。从当前形势及高校的现状,就实施“以德治教”时,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的作用、地位和关系作了阐述。     

丁梅斯德,人类道德命运的隐喻——神学文化背景下的《红字》

对于丁梅斯德的把握，不能停留在社会历史层面和道德意义上。本文将《红字》和牧师置于《圣经》和宗教文化的背景下予以阐述，揭示霍桑蕴含在小说中的关于罪恶、惩罚、拯救以及伦理道德等诸多问题的思考，从而展现丁梅斯德作为人类道德隐喻所具有的神学意味。     

德刑之辩述评－－德治与法治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其现实启示

“德刑之辩”发端于我国春秋战国之际，是在儒法两家之间展开的一场关于德刑关系的争论。儒家认为以德治为本，法家认为以法治为本。随着秦灭汉兴，德治为本成为大势所趋。“德刑之辩”的历史昭示我们，要适应当代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健康有序地发展，就必须在加强法治的同时，努力加强德治，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     

黄宗羲“德”范畴论析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德”是一个贯通天人，涵盖哲学本体论、伦理观和社会政治理论等各个领域和层面的复杂观念。黄宗羲是17世纪中国早期思想启蒙道路的探索者，他把“一本万殊”的哲学思维理路运用于其对“德”观念的探讨中，建立了包含哲学本体论之德、道德修养论之德到政治之德等不同层面的德论。其德论在继承传统中进行理论突破和思想启蒙，体现了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的召唤。     

解读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维度--人本学对宗教神学的颠覆

费尔巴哈对宗教神学的揭露和批判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人本主义为中心,论述了宗教产生的基础及其本质。在批判宗教神学中逐渐形成了人本学思想,人本学则成为其宗教批判的核心,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新哲学的建立必须“将神学变为人本学”。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思想具有划时代意义,但也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     

“为政以德”的当代解读--论儒家“德治”思想的现代意义

"为政以德"语出孔子,为其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并逐渐演义为以重民主义、教化主义、德本主义、人治主义等为其特征的儒家"德治"理论.在当今"以法治国"的新时代中,重新解读远古的"德治",汲取其精髓,借鉴其教训、扬弃其讹误,应是理论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工程,亦是经世治国的现实要求.     

论孔子对周公“德“,“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周公通过对夏殷之鉴的总结 ,提出了“德”、“礼”的主张。“德”是为了“保民”而对统治者个人提出的道德要求 ,而“礼”是对道德行为的制度化。这样 ,周朝统治者从专注于鬼神世界转向专注于现实社会和体察民情 ,从神权政治转向德治和礼制。孔子继承了周公的“德”、“礼”思想 ,并进一步发展为“仁学”思想。孔子与周公 ,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奠基者。     

孔子以“德”说诗

在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孔子大量地以德说诗,如＂诚＂德,＂反己＂之德,＂孝＂德,＂中庸＂之德,＂专一＂之德等。对《诗》的理解和解释,贯穿了道德、仁义的立场和观点,显示了儒家＂德治诗观＂的特点。     

《周易·大象》德礼治之关系研究

《周易·大象》强调“德”的功能。“德”是礼与治发展的目的。《大象》思想是以德代治。从德、礼、治三者之关系看,由于德这一思想源于乾坤二卦象的“自然之德”,即要求君子具备天地之“健德”,因而“君子之德”也就具有理想化色彩;礼本为贵族集团所专有,其非现实性亦导致了礼的衰败;法治思想在象传中尚未成体系,它包含于德和礼之中,起着说明和补充二者的作用。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之解读

儒家的德治思想产生于先秦时期,但随着古代社会各朝代的变迁,各统治者为了其各自的统治利益已部分歪曲了它的本意。要真正掌握儒家德治思想的本意,就必须认真研究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主要包括德制、德政、德育和德主刑辅等多方面内容。其实质是道德至上,德治不等同于人治。虽然它与现代法治有着冲突,但也有某些媾和之处。全面准确地理解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内容,是我们正确评价其现实意义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