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研究——以江苏省13个市为例

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普惠金融新的发展趋势。文章基于江苏省2011—2018年面板数据,构建静态面板模型,探究江苏省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性,进而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的关联度。研究表明：江苏省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增长区域发展差距在不断减小;数字普惠金融对江苏省及各区域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苏南、苏中、苏北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经济增长和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受教育水平、外贸依存度以及消费者价格指数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数字经济测度的理论思路与实践评估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对现行统计与核算体系产生巨大冲击,数字经济测度成为研究热点。理论上,数字经济测度的内容重点涉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数字经济要素的测度、新经济形式与传统产业数字化的测度等,在测度方法上主要包括生产法、支出法、增长核算法、计量经济学方法、编制指数法、建立数字经济卫星账户法等。实践上,国内外对数字经济测度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总体来看,数字经济测度尚存在诸多难题,把握数字经济测度的发展方向,需要进一步明确数字经济测度的范围与边界、不断更新完善数字经济测度的统计方法,以及加强关于数字经济统计的基础数据收集。     

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研究

构建一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是实施区域统筹发展的关键。以长三角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长三角26个城市的数字经济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数字科技创新、数字转型四个方面评价和预测长三角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剖析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差距及关键因素,从“数字基础设施”的“数字产业化”“数字技术创新”“数字转型”四个层面,定量评价长三角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并对各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现状进行实证研究。     

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是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1)基准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长三角城市的经济韧性,并且对城市经济抵抗与恢复力的提升效果最明显。(2)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长三角都市圈内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效果显著。(3)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创新创业和改善社会保障两条路径来提升城市经济韧性。(4)空间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长三角城市群内邻近城市经济韧性存在正向溢出效应。由上可见,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韧性提升的作用,有关方面应当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促进数字经济与社会保障体系联动发展,加快都市圈人才引进,以及加强非都市圈城市数字经济建设力度。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作用机理、现实制约与实现路径

随着数字技术的加速创新与应用,乡村数字经济的新业态不断涌现,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动力引擎。乡村振兴建设应将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生产、大众生活及政务治理等多领域进行深度融合,通过数字经济赋能实现乡村绿色跨越式发展、均衡共享式发展、开放包容式发展。针对数字经济在赋能乡村振兴中遇到的如数字经济在农村环境下认同感缺失、数字化治理机制不健全及基层治理制度脱节等问题,提出采取依托数字化工作平台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建设现代化农村数字化治理体系、强化制度建设、推动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乡村基本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等七项举措,以更好地让数字技术为乡村振兴赋能,稳步推进数字信息技术与乡村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京津冀数字经济时空演变及空间相关性分析

随着数字技术的加速创新,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均着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构建京津冀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应从数字发展载体、数字产业基础、数字发展环境三个维度分析京津冀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演变特征及空间相关性。研究表明：京津冀地区整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年提升且提升幅度较高;京津冀地区数字产业基础指数值最大,数字产业基础的良好发展对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不断放大;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和集聚性,河北省各地区与京津地区相比较仍处于较低水平发展区,但差距在逐步缩小。     

数字经济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发展机遇、模式与对策

近年来,以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元素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程度日益加深,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形成大批跨界融合的新增长点,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全新平台。本研究通过对数字经济的特点进行分析,探讨数字经济背景下大学生参与创新创业的发展机遇、模式与对策,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数字经济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立足于数字经济的典型特征,从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三个层面研究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发现：数字经济整体上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引入工具变量、更换估计方法、替换被解释变量等一系列检验后结果依然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技术深化的动力变革、配置优化的效率变革以及市场整合的质量变革来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成熟度高、实体经济规模大的地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应更加显著。相关成果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为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国数字经济双循环偏好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2、2017年中国28个省份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运用省际调出比较偏好指数研究中国数字经济双循环偏好演进特征及其空间差异,结果表明:全国数字经济以内循环偏好为主,但内循环偏好程度有所减弱;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四大区域大部分省份数字经济以内循环偏好为主,内循环偏好程度基本呈现由沿海向内陆递增的空间演进规律;四大区域内部省份间数字经济双循环偏好差异程度具有异质性,四大区域之间数字经济内循环偏好差异持续变小;数字经济内循环偏好为主的省份之间内循环偏好程度差异持续缩小,但数字经济外循环偏好为主的省份之间外循环偏好程度差异持续拉大,不同省份开拓国际数字经济市场的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市场效应、地理区位、对外开放水平及产业政策是影响数字经济双循环偏好的重要因素.     

数字经济与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基于长三角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是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在测度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交易成本理论,考察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的影响,其结果表明：(1)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提升;(2)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及高新技术行业企业,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提升具有更强促进作用,且该影响在长三角核心地区、数字经济高水平地区以及非资源型城市中更显著;(3)机制分析表明,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企业资产专用性程度以及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两个途径促进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上述结论揭示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分工的机理,拓展了企业边界的相关研究,可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融合从而优化产业结构提供启示。     

中国数字经济风险测度研究

从技术风险、运行风险和衍生风险三个维度18个细分指标构建了中国数字经济风险指数(DERI),并基于2016—2021年月度数据实证研究了DERI与中国数字经济指数(DEI)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DERI与DEI高度相关,尤其体现在对数字经济产业指数的影响上。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迅速,伴随而来的是风险的累积,尤其是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助推作用,使相关风险进一步累积,但总体风险处于稳定可控阶段,这也证明了我国政策对数字经济的引导性作用。此外,还应加强数字经济风险基础数据的收集整理工作,这对评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重要保障性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老龄化：如何跨越数字鸿沟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为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技术红利。然而,随着老龄化加速,老龄人口数量与日俱增,数字知识基础薄弱与数字消费理念"滞后"的老龄人口正面临巨大的"数字鸿沟"。在指出数字经济为老龄人口带来的"数字赋能银发经济、老年生活质量提高及数字创新老龄就业岗位"三大新机遇的基础上,识别了数字鸿沟对老龄人口的三大冲击,包括新技术取代老龄就业岗位、数字产品适老化不足及年龄不平等问题凸显。数字鸿沟不仅限制了老龄人口的数字经济参与能力,也不利于社会整体的共有共享发展。为此,应从政府、社会、家庭三方视角提出应对之策:应加大老龄人口社会保障力度,推出数字适老化产品,以及实施家庭数字反哺。三方协同发力,能够助力老龄群体跨越数字鸿沟,充分融入数字经济,实现数字经济福祉的全民共享。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耦合协调及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通过分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机制,利用2011—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耦合协调度,研究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自东向西依次递减的分布格局,且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从地区层面上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耦合协调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这种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表现最为明显,同时它会通过发挥溢出效应来抑制邻近地区经济增长,且其溢出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溢出效应为负,中部地区溢出效应为正,而西部地区溢出效应并不显著。此外,从实体经济的不同方面来看,数字经济与工业、建筑业、邮电运输业耦合协调能显著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同时存在负向溢出效应,而数学经济与批发业耦合协调仅对本地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与住宿业耦合协调仅存在负向溢出效应。     

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本文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法以及地理探测器对2011-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同程度展开研究。研究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逐年上升,耦合协调性逐年增强。(2)从空间聚集的角度上看,2011-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莫兰指数呈下降趋势。高-高集聚区主要位于上海都市圈,低-低集聚区主要集中在皖南地区。(3)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化程度和数字产业化程度是影响两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为推动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仍需积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建设,推动城市群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均衡发展,利用数字赋能建设智慧城市,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     

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梳理及其演进特征分析

技术进步是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增长引擎,数字经济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活力。本文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统领,梳理中国数字经济、文化产业、数字经济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脉络,把握数字经济、文化产业、数字赋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特征及其演变规律,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呈现以下趋势：一是新兴数字文化业态的不断涌现将促进新消费热点的形成;二是数字文化治理体系的加速构建将为数字文化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三是数字赋能文化产业的全链条发展将大幅提升文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管窥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与演进特征,对于探析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动因,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行业公司

数字人民币:产业链投资价值机会凸显目前数字人民币已在多地进行试点,最新出台的《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规划》也提出,支持成都稳步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开展数字人民币研究及移动支付创新应用,拓展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机构认为,国内着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预计到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市场规模将达到78.88万亿元,占国内GDP比重将达到55.34%;同时,数字人民币的替代能够有效节约成本,实现数字经济的降本增效。随着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逐步多元化,数字经济、冬奥会等场景支持,数字人民币产业链投资价值机会凸显。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能够为相关产业的发展带来动力,文章运用熵值法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创新水平四个方面测算出安徽省数字经济综合指数,运用2010-2020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角度研究数字经济对安徽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数字经济能够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应加强数字技术水平创新、数字技能培训和企业数字化改造,提升数字经济技术水平、培养数字人才,从而优化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经济发展驱动下上海高职专业建设分析与对策研究

上海近年的产业规划与发展重点,体现出对数字经济的高度重视,其中战略新兴产业成为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亮点,世界级产业群作为数字经济的引领性技术高地将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通过一项对2021年上海市生源招录情况的研究,分析上海市高职专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情况,总结上海高职教育在专业布局、机制建设、专业群建设、专业吸引力等方...     

“数字乡村建设”政策演进及研究热点分析

采用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绘制知识图谱。研究发现,自2000年以来,数字乡村研究经历了萌芽阶段、兴起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研究热点从乡村数字农业提质增效、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乡村数字经济提升转向数字乡村全面发展。我国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技术进步、乡村基础设施完善和农民数字素养提升为基础,以政策文件为指引,以促进乡村经济快速发展、农业生产提质增效、智慧绿色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和乡村居民生活数字化水平提升为手段,最终目的是实现乡村振兴。     

湖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蓬勃兴起,湖南省数字经济乘势而上,前景广阔。但在推动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诸多困境,具体包括：政策与新基建存在短板、数字经济规模整体偏弱、数字经济区域发展失衡、企业数字化转型较缓慢、产业生态系统亟待优化以及基础支撑保障能力较低。为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整体规划,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引导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强化高端创新人才引育,加大基础研究支持力度;进一步拓宽投融资渠道,补足数字经济发展资金缺口。